第七章 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
中间层问题似乎已被毋庸置疑地列为日本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页。日本总理府宣传室从195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专门有一项设问：“按社会上一般的标准来看，你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何种层次？”回答选项共有上、中上、中中、中下、下5个。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选择项分为“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5项。两项调查的结果均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中间层问题是一个牵动日本政府、普通国民以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兴趣的重大社会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相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日本平民图书刊行会便出版了题为《中产阶级的呼声》宇野宙人：《中産階級の叫び》，日本：平民図書刊行会,1920。的著作。对中间层问题的关心与明确表述，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那些抱有浓厚精英意识的革新思想家们将希望寄托在“middle class”身上，主张新中间层精英论与中坚论，同时十分注重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一面，认为中等阶级乃社会的脊梁骨，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間層》，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第3页。是一切的根本。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提倡“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提高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参见1922年东京府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围绕“新中间层”、“中流意识”等问题掀起了“新中间层”研究热，相继涌现出一批结合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并就“新中间层”的界定、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的消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甚至展开了若干次激烈的论战，影响较大的如1960年前后的“中产阶级动向”论战、1979年的“龟裂的中流”论战和20世纪末的“中流崩溃”论战等。后者产生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中流意识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差距——以收入与财产为视角》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东京：岩波書店,1998。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在此之前，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确立过程——人口、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型合作研究；1999年6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样在开展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研讨会。1999年，日本社会学会的专业杂志《社会学评论》出版了专辑“阶级、阶层的现代面貌”，其中包括一批研究中间层问题的论文。2000年，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东京：中公新書,2000。一书，该书初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了14次，跻身日本的畅销书行列。 一 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 研究者们在论及各国中产阶级或中间层问题时，习惯上依据工业化的深入与现代科层制的诞生等规定，将其划分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两种类型， 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汲取欧美社会学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学界也沿用了这一分类，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所谓的“新”只是某一时段的相对区分概念，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迁。 较为传统的划分是以20世纪初产业资本的萌芽期为分水岭。“最早使用薪水族这一表达是在大正（1912～1926）时期，薪金生活者、知识阶级、新中间阶级、脑力劳动者等名称并用，后来逐渐集中到薪水族、白领、新中间层等用语上。”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页。“伴随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的确立，东京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牛島千尋：《戦間期の東京における新中間層と〈女中〉——もう一つの郊外化》，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 年(52)２，第266页。“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大约于大正初期登场，昭和（1926～1989）初期的合理化时代数量急剧增长，随着行政官僚制度的深化，形成日益膨胀的官僚薪水层，并逐步成长为超越民间公司职员群的存在。” 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东京：文芸春秋新社,1960，第20页。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是否依靠薪金为生成为新老中间层的关键区分标志，“被称为‘老中产阶级’的，具体地说是农村里的小农户、自耕农等，城市阶层中则相当于所谓的中小企业主”，而“新中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公司的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其他薪水族化的医生、技师等掌握其他各种技能的人员。” 同上引书，第18页。从内部构成来看，“当时的新中间层恰如金字塔一样，包含着一小撮精英层和庞大的非精英层”，中村牧子：《新中間層の誕生》，载于原純輔编《近代化と社会階層》，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51页。 相当于“一小撮精英层”的是从事专业职务工作、公司领导工作等管理职务的人，特征是拥有高学历，而与“非精英层”相对应的，则是由公司或行政机构事务人员组成的大规模群体，学历相对较低。之所以能形成相对封闭的独立阶层，是因为其内部具备强烈的再生产机制，主要根据各人的教育取向及学历形成区分，类似教师这种与教育有关的人员，即便位于新中间层中最低的出身阶层，甚至本人学历并不太高，但再生产出新中间层的比例仍旧很高，往往经过两代便可实现加入精英层的目标。中村牧子，同上，第47～63页。 二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的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年，第55页。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在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下，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占据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如欧美国家那样，形成有实力的现代企业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被封闭在低生产力和落后的经营管理状况下，充当着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作用。所谓的新中间层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不景气下的失业危机、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以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薪水层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同上，第100页。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产阶级运动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社会大会党在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就曾明确断言：“最近我国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 “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向是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衆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185页。“战后日本的新中间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 とらえ方》，京都：PHP研究所,1982，第53页。日本结束美军占领期后，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的增长，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增加了约3倍共达1000万人，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膨胀化现象，而同期由各种私营人员、家庭企业工作者构成的老中间层的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约1/4。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生产体制的产生，市场垄断加剧，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认为：“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Ibid，p4傅高义界定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基本由职业决定，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诞生的一批在政府官僚部门及企业、公司工作，依靠薪水生活的白领雇员。另外，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ⅰ～ⅱ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新中产阶级”，有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出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也有承袭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middle class”研究的影响、精于统计分析的年轻学者所做的调查研究。1952年，“SSM研究会”进行了阶级归属意识调查，1955年，在国际社会学会（ISA）协助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主持实施了“成层与流动调查”，即后来的第一次SSM调查。 对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异常关心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出现了以培养中产阶级为目标的新的政党“民主社会党”，该党将“中产阶级化”政策定为基本路线，宣称不为特定的上层阶级服务，而要保护并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全体国民的中产阶级化”。并且，它将当时“中产阶级化”的具体目标描述为“今后8年内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翻两番，平均5万日元”，“创造出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的环境”。《中産階級化政策の基本理念と政策の目標》，1960年7月4日，转引自高坂健次《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社会学部紀要》2000年第86号，第145～159页。紧接着，自民党也开始提倡“培育中间阶级”，“中间阶级的增加”频频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 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期，人们在失落的同时，开始反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盲目，并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因为社会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基本富裕，国民的生活满足感大大增强，自我感觉处于中层的人数不断增加， 1977年达90%，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其中回答“中中”的达到60%。至此，日本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民皆中游的“中流社会”，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巨大阶层。但实质上该阶层并非由各方面均呈中间状态的人们所组成，而是一个轮廓模糊的流动的群体。村上泰亮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层在社会资源的三元分布上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即阶级地位较高的阶层政治上拥有较强的权力，文化上威望亦较高，他称之为“成层的结构化”；而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结构化机制逐渐崩溃，呈现出显著的“成层的非结构化”现象。因此，村上借用韦伦斯基的“new middle mass”的表述概念，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新中间大众”的时代。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8页。这里的“新中间大众”具有与迄今的任何阶级、阶层均相异的新的性质，他们并非新产生的中间阶层，而是达到了基本富裕程度的群体，他们内部的不平等只是非结构性的量的差异，不会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这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的无阶级化。“新中间层”的内涵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作为实际阶层存在的内容逐渐消散。 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加剧了日本人“中层”意识的膨胀，但“新中间大众”时代充溢着“全民中产”自豪感的日本实质上实现的只是“基础财富”的平等，在“高级财富”上却远非平等。盛山和夫：《中意識の意味：階層帰属意識の変化の構造》，日本仙台：《理論と方法》第５巻２号，1999。村上泰亮曾指出，若不积极采取政策解决新中间层的生活稳定问题，“新中间层有可能会成为叛逆人的群体”，“那时我们将失去实现后工业化社会目标的最后的历史主体”。村上泰亮：《新中間階層の現実性》，东京：《朝日新闻》1977年5月20日。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弊病日益暴露，除却部分拥有高额资产的富裕阶层，大部分日本人生活水平停滞，国民购买力的增长出现钝化趋势，与此同时，购买力的差距扩大，消费者开始分化为追求高级和追求低价两种取向。小沢雅子：《新〈階層消費〉の時代》，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失业破产不断，国家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而一批IT精英等跻身全球性大公司的“新阶级”却伴随全球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发展获取了巨额财富，《文芸春秋》編集部：《新階級社会日本》，东京：《文芸春秋》2000年5月号。“一亿总中流”的平等、富裕表象再也掩盖不住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从1980～1992年短短十多年里，日本基尼系数上升了约01，且数值甚至超过04，以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日本在各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超过了美国。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从曾经堪与北欧媲美的机会与结果的“双高”平等社会坠入了与英、法、德等国为伍的机会不平等、结果也多少不平等的社会。橘木俊詔，同前引书，1998，第5～6页。 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对中间层问题的探寻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流崩溃”论成为众多研究者论述的主题。《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勝博：《2010中流階級消失》，东京：講談社,1998。、《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鶴子：《中流幻想の崩壊》，东京：至文堂,1987。、《〈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东京：講談社,1985。、《中流的幻想》越谷政一：《中流の幻想》，日本青森市：北の街社,1985。等类似的著述标题便清楚反映出作者的观点，即认为所谓的“中流社会”不过是一个迟早会破灭的幻想而已。也有的学者反驳认为，日本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富裕中的不平等”，“‘中流层崩溃’说缺乏根据”。参见原純輔《中間層の空洞化説は疑問》、大竹文雄《〈中流層の崩壊〉は根拠乏しい》等论述，出自《論争 中流崩壊》，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2001，第89～106、121～126页。另一些学者则从“新中产阶级”研究概念的产生上反驳“崩溃说”，认为从米尔斯的论述及18世纪“新中产阶级”概念的诞生伊始，“新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位于阶层序列的中部、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存在，而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所谓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个故事而已。盛山和夫：《中流崩壊は〈物語〉にすぎない》，同上，2001，第222～237页。还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占全体人口约20%的上层白领雇员的代际继承性增强，“担任企业、行政部门的专业工作者或管理工作的上层白领自80年代下半期始，无论在可能性的差距上还是终点的状况上都处于封闭化状态，称之为‘知识阶级’也不足为奇。”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第98页。佐藤俊树并且认为：“就算泡沫经济之后的不景气结束，日本经济重新踏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不，就算再来一次60年代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仅凭这些也无法消除上层白领的‘阶级’化，说不定在‘馅饼’整体加大的情况下，反而存在收入差距加剧的可能性。”同上，第102～103页。据此，“新中产阶级”又开始形成自己新的实体，有部分学者甚至视其为重构日本新型社会的希望。櫻田淳：《今こそ〈階級社会〉擁護論——〈中流の飽和〉を超えて》，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同前引书，2001，第257～279页。 二 模糊的定义与细致的操作 从前面的一些叙述可以发现，日本围绕“middle class”研究出现了多种名称定义，“中产阶级（阶层）”、“中流阶级（阶层）”、“中间阶级（阶层）”、“中等阶级（阶层）”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虽不乏无视区别、顺手拈来型的混用，但对有产还是无产、阶级还是阶层等概念的区分却反映出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根本认识立场。同时，“概念上的混乱常常源于背后理论结构的不严密，反过来，偶然的概念混乱有时也会促成理论结构的重组。”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7页。 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用语有着自己清晰的区分。对“中产阶级”，接受调查的人一般主要着眼于财产、收入等方面的情况，认定其“在以经济能力建构的阶级结构序列体系中，处于接近顶点的相当高层”。与此相对，对“中流阶级”、“中流阶层”等，被调查者一般根据所占的社会地位高低、社会威望大小等进行判断，主要建立在印象中的家庭背景、交际范围、学历、职位等因素上，认为在以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的阶级结构中，“中流阶级”、“中流阶层”大体接近中间位置。而对“中间层”、“中间阶级”等用语，一般被调查者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定、悬在半空的不稳定感，更多强调的是“中间”概念中消极的一面。从学术角度来说，该定义应当属于适用范围最广的最为贴切的表达，将前两种定义的内涵都包容在内，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其归属者却最少，多只有学者群体使用。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29%、“中间”19%。尾高邦雄：《日本の中間階級——そ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方法論的覚書》，《日本労働協会雑誌》22号，日本労働協会，1961，第4～27页。 日本的中间层问题研究较早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进行的，作为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补充，认为它属于劳资间的第三阶级即中间阶级。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岸本重陈也认为，称“中”则必有两极，他将雇佣与被雇佣视为两极存在，认为在雇佣关系上位于二者之间的、拥有一定独立财产、享受适度富裕的为“中流阶级”。岸本重陳,同前引书，1985，第90～9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农地改革、民主化改革等措施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同时多少消除了意识形态上传统的马克思式阶级划分的影响，阶级分类逐渐演化为阶层结构分析：“阶级理论运用‘剥削’概念描述社会的利益对立，但随着社会形势变化，逐渐失去其解释力，与此相对，阶层研究通过细化不平等及其再生产的测量指标等方法，来捕捉社会现实的面貌。”丹辺宣彦、田渕六郎：《書評論文〈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年（52）3，第435页。阶层概念往往与阶级概念形成对照：“阶级将人们分割成界线明确的集团，阶层则呈现连续分布；阶级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差异，阶层的基础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分配；阶级伴随着阶级间的利害对立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敌对性关系，阶层则并不一定包含这一假设。”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1975年日本实施的第三次SSM调查放弃了阶级概念，专门采用阶层概念，阶层结构被定义为“社会性诸资源分配形态的相对持续性状态”。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村上泰亮则根据韦伯经济、政治、文化的分层方式，对“中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定义：经济上拥有足够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收入和资产；政治上拥有选举权，而且在行政机构、民间法人企业、地方社会肩负着某种管理职责，包括为产业社会的运行和管理提供不可缺少的信息和知识的智能型专门职业层，即广义的管理阶层；文化上受过一定高等教育，拥有独特的“中流式”生活方式，是促进产业化的“手段式”价值即所谓“中产阶级美德”的自觉承担者，如勤勉、节约、重视婚姻与家庭、计划性、效率性、责任感等，是资产阶级实质上的文化领导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盛山和夫通过对阶级分析历史的回顾，同样否定了“导致社会变动的政治主体阶级”的存在，认为应从身份制、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重新找寻“中间层”问题的研究途径。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第150页。而渡边雅男等学者则坚持阶级观点，主张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30～431页。新一代的社会学学者佐藤俊树则把“与父亲从事相同职业的倾向增强”这种知识精英层代际流动的封闭性称作“阶级的出现”。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就如何具体区分出中间群体，有学者总结出了主观、客观、主客观综合三种方法。尾高邦雄，1961。第一种主观方法由传统的舆论调查发展而来，询问被调查人认为自己属于哪一阶级，由此决定其所属阶级。调查内容综合三种选项：①“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中3选1；②“上流、中流上、中流下、下流上、下流下”中5选1；③“支配者层、指导者层、经营者层、中间层、劳动者层”中5选1。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单刀直入，操作简单，而且分析结果的信度较高。 第二种客观方法较为复杂，一般程序是：①选择研究者认为对阶级判断具有决定性相关意义的客观因素；②对这些因素设定一定数量的排序体系；③以这一排序体系为标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人、各家庭进行定位，并按序位进行分类；④对分类后的各组连续体标上3个、4个、5个或更多的分隔标签，并以其为界计算各自区间内的人数或家庭数。判断阶级划分的客观因素一般有职业、学历、收入、财产、消费水平、居住方式、居住地区、家庭背景等，其中根据选取最具决定性的变量数目是一个还是综合两个以上，研究又不断细化。经济学家多以收入为决定性变量，社会学家运用最多的则是以职业为基本要素来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划分。
第三种是一种综合尝试的方法，如日本1955年的“成层与流动”调查中，将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阶级归属（“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结合，制定出5个阶级划分（①资产阶级；②小资产阶级；③白领A；④白领B；⑤蓝领），再据此调查全国的阶级结构。
在阶级构成的划分方面，大桥隆宪的“大桥方式”分为资本家阶级、老中间层、新中间层、工人阶级。具体参见大橋隆憲《社会階級構成表の意義と限界》，《京大経済学部創立40周年記念経済学論集》，东京：有斐閣，1959；《戦後日本の階級構成と最高経営者層中核部》，《現代の経済と統計——蜷川虎三先生古希記念》，东京：有斐閣，1968；以及他的著作《日本の階級構成》，东京：岩波書店，1971。影响颇大，在此基础上，桥本健二综合职业、地位类型、下属人员规模等因素，提出了划分阶级类别的“桥本方式”，橋本健二：《階級社会日本》，东京：青木書店，2001。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一定的检验。“桥本方式”将当代整个日本社会分成资本家阶级、新中间阶级、工人阶级、老中间阶级共四个阶级，其中新中间阶级指从事专业、管理、事务工作的被雇佣者（但女性须去除事务工作）。根据桥本的研究，新中间阶级占总就业人口的235%，其中男性明显偏多，男女比例为788%对212%；平均年龄418岁，是四个阶级中最年轻的，而且女性年龄还要低3岁左右，并包含相当多的独身职业女性；婚姻状况方面，配偶拥有率平均787%，但女性只有683%；高等教育接受者的比例非常高，超过了半数，为519%；家庭年平均收入871万日元，与老中间阶级相近；拥有的不动产平均为2626万日元，金融资产平均1415万日元；住房拥有率为740%，与工人阶级大体相当，但不同的是享受着优厚的企业福利待遇，住公司宿舍的达94%；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多仅次于资本家阶级，位居第二，但计算机、电脑打字机及钢琴的拥有率却几乎与资本家阶级位于同一水准，显示出新中间阶级偏好智能型、文化型财产的倾向；新中间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回答为满意的比例占655%，阶层归属意识上回答“上层”与“中上层”的合计360%，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为382%，均仅次于资本家阶级，在四阶级中位居第二；在政治态度方面，不支持任何政党的比率为627%，是四个阶级中最多的，但并不一定保守，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为183%，仅多于工人阶级，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为92%，为工人阶级之后第二高。在《作为阶级社会的日本》一书中，桥本对新中间阶级的生活世界进行了如下描述：“新中间阶级尽管资产少，但确保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喜爱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包括那些与高级文化有关的内容；工作领域，在本人工作方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某些情况下也对公司的业务内容、其他职员的工作内容等拥有某种程度的权限；升迁的机会相当开放，但这一点往往也造成了精神压力；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很广，但与同样处于被雇佣状态的工人阶级相比，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者或官员、总经理类经营者大多拥有更多的熟人。”同上引书，第151页。 三 亦真亦幻的“中层意识” 阶层意识是联系个人社会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念，在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中，对“中层意识”的探讨是一个占据很大比重的中心性论题。所谓“中层意识”，一般指假定日本社会由从上至下的连续性多层组成、在询问自己属于哪一层时所做的“中层”回答，属于一种阶层归属意识。日本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显示，1958～1979年，调查中选择“上层”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下层”从1958年的17%减少到1967年以后的5%～7%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比例，而合计后“中层”的选择人数从1958年的70%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90%，被称作“中层意识”的膨胀化，其后一直维持着这个“饱和”状态的比例。SSM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1955年只不过419%，1975年达到764%。这一背景状况促使众多研究者纷纷探索高比例“中层意识”的成因，追寻是否存在与“中层意识”对应的作为实体存在的中间层，把握“中层意识”的产生、膨胀、崩溃与日本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关联。 原为“中位阶层意识”的“中”却演变为“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中流”，曾几何时的概念偷换令人深思。调查中发现，“中层意识”的自我认同与客观状况很不一致，年收入800万日元与年收入600～700万日元之间的人相比，“中层意识”拥有率反而低，因此，有研究者批驳“中层意识”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无实体的统计集团，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幻象，至多不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参照群体（集团），而非拥有实体的整合的归属集团。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3页。还有研究者认为，90%的高比例调查结果来自于问题提问的方式，以同样问题调查下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中层意识”比例都会达到9成左右，因而“9成中流”并非日本固有的现象。 表7-1“中层意识”的国际比较图*单位：％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中”合计意大利2212570510830938法国1810861218963909德国0915953721534911荷兰1123254446538834英国047253628181889美国1516754421652927日本1110953626954914*调查年份分别为：意大利1992年，法国1987年，德国1987年，荷兰1993年，英国1987年，美国1988年，日本1988年。数据内容转引自橋本健二，2001，第51页。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层意识”的功能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虚构形象这一点上，该意识的泛化是阶层非结构化、中流阶级逐渐失去实体的社会意识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流动开放公平的象征，正因如此，这种泛化成了政治上的“安全阀”：“‘中层意识’本身（及其增长倾向）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首先，到达‘中层’或‘一般化’状态被有意无意地设定为生活的目标，引导出人们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的活力；其次，至少不是‘下层’的想法产生出一种肯定现状的、保守的社会意识。因此，‘中层意识’超越了阶层研究的主题，成为新闻媒体感兴趣的对象，连政府方面也以《国民生活白皮书》的形式积极进行提示引导。”原純輔：《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②階層意識の動態》，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第10～11页。 “中层意识”拥有者的比例大小多少受阶层划分方式的影响，如日本国民生活调查将“中”分成中上、中中、中下三部分，“中层意识”归属者便达到90%，SSM调查的“中”分成中上、中下两层，所以1975年也只有764%。另外，“中层意识”不同于假定社会由利益对立的非连续性集合体组成的“阶级归属意识”，并非“中产”阶级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中位阶层意识”。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30页。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并未混同两种意识，两种结果差异显著，如1975年，拥有“中层意识”的比例达77%，而“中产阶级”意识层只不过24%，阶层归属中选择“中层”的，在阶级归属中却选择“工人阶级”的多，归属“中产阶级”的少，可见两者是由不同标准制约的。经过实证分析后发现，影响阶级意识选择的主要是职业上的雇佣关系，管理人员中“中产阶级”意识较强，一般从业人员（受雇者）则具有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与收入、学历等并不十分相关。 围绕二战后日本“中层意识”迅速增长的状况，出现了多种解释“中层意识”成因的观点。一种可称之为“绝对论”，认为在非上层亦非下层的中间位置上存在着生活方式、意识结构等层面性质一致的巨大的“中间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尽管“中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多种多样，但表面呈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却存在同一性，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造成的，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存在一种与特定消费内容和财产相连的绝对性的‘中层’标准，而且因为满足这一标准的人数增加了，‘中层意识’才随之增长。”转引自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5页中关于直井道子（1979年）的观点陈述。与此类似的“发展论”同样认为“中层意识”的增长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解释基础同样是一种绝对标准机制。间间田孝夫：《階層帰属意識——経済成長，平等化と〈中〉意識》，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23～45页。 绝对标准机制指个人在判断自己的阶层归属时持有某种绝对标准，不倚赖他人；与此相对，与社会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后再做出阶层判断，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中寻求判断依据则称作相对标准机制。“相对论”是一种较为笼统的概括，包含多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持“平等化论”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民主化、福利政策等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高，由此带来了“中层意识”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导致的“地位非一致性”促进了人们“中层意识”的产生。研究者将（职业）威望、学历、收入、财产、生活方式、权力（地域共同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影响阶层序列的六个基础变量，将人们所处位置量化处理后发现，除上层的11%和下层的30%保持一致性外，中间的约6成均显示出非一致性，难以归属于单一的某个阶层。因此，占社会全体半数以上的中间层是由几种地位非一致性类型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多种多样的中间层”。原純輔，同上引书，第7页。这一研究结果成为解释日本“中层意识”急剧上升的重要论据之一。 部分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两种标准机制虽各有侧重，但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如1955年集中在学历、职业等变量上，十几年后却演变为收入、财产等变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阶层归属的判断标准是流动性的，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盛山和夫于1990年对围绕“中层意识”的相关研究总结之后认为，大部分假设试图从（单一的）社会性因素中寻求与阶层归属意识的对应关系，都是“单纯的实在反映论”，真正的阶层评价标准“根本上应当与时代共变”。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 以往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与自己接近的阶层识别精细，对远离自己的阶层却只能做出粗略的识别，高坂健次、宫野胜为此设计了数理模型，试图从统计理论上对“中层意识”的膨胀化现象做出解释，被称为高坂模式（FK model）。该计量模型假设，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多维比较结果形成一定的阶层分布印象，当被问及自己的归属阶层时，会先根据自己设定的阶层印象来判断自己属于哪个位置，然后做出回答。该研究的结论否定了日本人的“中层意识”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关联：“现在高水准的‘中层意识’，如我们根据FK模式所论证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独立于阶层结构存在本身的判断机制作用的结果。”高坂健次、宮野勝：《階層イメージ——イメージ形成過程への数理的アプローチ》，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47～70页。星敦士则对社会网作为判断阶层归属意识参照标准的功能进行了量化分析。星敦士：《階層帰属意識の判断基準と比較基準——準拠枠としてのネットワークの機能》，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1，No1，2000，第120～135页。 还有研究者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中层意识”感并非仅仅受职业、收入、学历等客观因素影响，而与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强相关，并且受代际差异感、社会平均化意识的影响，同时传媒的宣传加剧了对成功、幸福等形象的渲染，也相应导致“中层意识”的固定化与膨胀。因此有必要寻求客观要素之外的主观因素，从社会心理因素（“中层”的标准，对未来的期望值，主观地位等）着手分析。虽然造成“中层意识”拥有者阶层膨胀的根源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革命、大众消费等外在社会变化，但日本人的传统行为特征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往往并非根据内化的个人价值标准，而是以社会外部集团的价值准则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与众相同，避免冲突，因此推动了中流意识的膨胀。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7、117页。不仅如此，在日本民族传统心理中，中流隐含着马马虎虎、一般化的语义，因此，普通民众对其产生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也就相应提高。 1999年，吉川彻对日本二战后“中层意识”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纵向的量化比较分析，论证了“中层意识”评价标准的潜在变迁，结论是：70年代没有固定标准；80年代主要影响变量是经济阶层与主观生活满足程度；90年代的评价标准呈多元化状况，总体经历了一个“狂热→集约→多元化”的变迁过程。吉川徹：《〈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0，No2，1999，第226页。 四 新视野：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 长田攻一对“中层意识”拥有者生活意识的研究長田攻一：《生活意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105～161页。既可看作是对前述“中层意识”拥有层成因的一种探讨，也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总体特征的描述与总结。长田认为，虽然不能将“中层意识”层增长的原因全部还原为生活意识等心理性机制，但应当从中寻求对社会结构制约起促进、补充、强化作用的因素。在他看来，导致“中层意识”覆盖几乎所有人群、形成所谓“全民中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的同一化与标准化。 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六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层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唯有这两项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为了了解现实中“中层意识”拥有层持有哪些财产、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长田引进了“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概念，试图解析人们对理想生活条件的主观把握情况。“生活标准”着眼于人们期望的各种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不同于对现实生活诸条件进行客观把握的“生活水平”概念。调查结果表明，“中层意识”层共通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 不过，表面同一的生活方式背后包含了财产规模、占有形式（自己拥有、还贷当中、租借）等各种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多层化序列结构，只是这种序列不含大的断层，相近的阶层之间差别细微，给人较强的和缓连续的印象，所以造成了弱化差距的结果。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被认为是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5页。1979年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的中上、中中、中下等亚群体之间差距明显，家庭年收入从不满50万日元到500万日元不等；327%的日本人有贷款，收入越高的阶层贷款数目越大，而用途则相距甚远，高收入阶层多用于住房，低收入阶层却只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医疗费等基本生活需求；教育方面差距更是明显，机会平等的原则崩溃，学费上涨阻碍了名牌大学的普及，部分低收入层被逼出大学门外。“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难以避免竞争的激化。如此一来，越往下层越会产生一种从表面呈现的同一生活方式中寻求满足，而不顾严峻现实差距的心理机制。”長田攻一，同前引书，第128页。 1973～1978年，日本NHK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均持有满足感，具体内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精神面、个人精神面、社会物质面、个人物质面。但在回答“对未来生活的不安”问题时，持肯定选择的却又超过了半数，且不同亚阶层感到不安的比例正好相反，不安的内容也不相同，“中中”以下层感觉生活不安的根源在经济基础，而且与以“食”生活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关。70%人的满足感与近半数人对未来的不安感看似矛盾，却是心理层面上对“生活标准”这一概念的验证——当现实生活条件与标准一致时满足感非常高，但当“维持生活标准的条件”存在威胁时（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便会产生浓重的不安感和无力感。 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价值观的探讨。日本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每5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和前述的NHK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人口集中、雇佣层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也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连，生活行动范围、生活关心内容、基本生活态度等意识特征相应发生变化，“利”价值最为优先，“现在中心取向”增加，并逐步由“社会中心取向”转变为“个人生活中心取向”。1953～1978年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选择“正直、清白地生活”逐渐减少，主张“兴趣、爱好、悠闲地生活”的人增多，这表明更多的人由社会中心、道德主义、未来中心逐步转向个人中心、欲望主义。调查显示有一半日本人属于“小家庭型”，他们注重的第一内容就是“家庭团圆”，“小家庭型”中又有约一半为“无热情型”，生活行动局限于家庭和工作，与社会、与他人的连带感薄弱，自我依赖倾向增强，不关心政治，保守倾向严重。“全面参加型”、“工作、社会活动并举型”、“家庭外发展型”的绝对人数少，只局限于“中层意识”拥有层中的少数中上层。“个人优先”的生活意识使得人们因为个体孤立而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越容易无视收入等事实差距，只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从这一点来说，它对维持并增强“中层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价值观的“个人生活中心取向”也影响到社会参与态度，调查表明“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社会参与取向虽有所增强，但表面的参与背后隐藏着直接的利益意识，在建垃圾处理场、修高速公路等具体问题上，地域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态度取向，呈现明显的“明哲保身型”生活意识。同时，行政机构的完备与复杂化促进了形式化参与而非真正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加强了“中层意识”拥有层的行政依赖感，因而“中层意识”拥有层的满足感多为某种受益感，来自社会这一巨大机构的外部供给。这样，当遭遇资源危机等与经济相关的困难时，生活防卫能力就很低，难以组织起来予以真正解决。特别当作为“中层意识”拥有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如粮食、卫生纸等）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以此为导火索失去冷静，爆发情绪性反应。日本石油危机之后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层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5页。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阶级政见”、“地位政见”和“质量政见”（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quality
politics”，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生活政治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地位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吉登斯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之分，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其中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参见文中有关鲍曼与詹明信的论述。但今田高俊的生活政治偏重具体的生活性质，对自我反思性、自我实现等后现代主题的阐述似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今田高俊：《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3～53页。
在今田看来，“中间分众”的主要构成者显然是“关系型地位取向”的人们，他试图通过从“达成型地位取向”向“关系型地位取向”的转移，来实现后物质社会里日本人“精神富裕”的目标，由“向别人看齐”的协调主义转向以“向自己看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但现实是否如今田所预言的那么充满希望还很难确定，“中层意识”拥有层的分化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社会困境，失业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值，跟学历取向异曲同工的“资格证书取向”越来越严重，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以致有人警告，到了2010年，中流阶级将会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田中勝博，同前引书，1998。 五 性别、教育与日本中间层 对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该趋势兴起的背景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视点下对阶级主体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关于性别与阶级结构的关系，有人认为性别本身就是阶级，也有人认为性别是影响阶级归属的重要因素，“性别化阶级结构”说则认为，性别与阶级结构存在内部联系，“阶层性别化，性别阶层化”，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位于一个阶级的男性与下一层阶级男性之间的缓冲带位置，构成“准阶级划分”。 还有观点认为，女性在性别与阶级的对应关系中位于最底层，大多数男性则是作为“中间阶级”出现的，是统治阶级统治女性的媒介。 在日本传统的新中间层论中，性别（gender）视角是一个盲点。大部分情况下，阶级构成表中男性与女性是混同计算的，SSM调查直到1985年才开始出现区分男女的问卷，从而才能够对女性进行独立的分析。岡本英雄、直井道子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４ 女性と社会階層》，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从阶级构成来看，女性在阶级结构中占据的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因为日本新中间层问题中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对女性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处理，如果不分男女，将事务性工作人员均列入新中间层，那就很容易导致对新中间层规模的过高评价。1955～1975年，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每年增加430万，1975年达到1960万，增加最多的，一是事务性工作，从340%增加到507%,二是专业性技术性工作，从308%增加到404%，而服务业却从742%下降到644%。1975年，女性白领达653万，占总数的43%。推动女子进入白领行业的原因有：①白领行业包含一部分与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性质相类似的工作；②白领职业的资格认定较为客观；③白领行业包含时间灵活的工作；④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49～276页。但表面的数字背后掩盖着实质性问题，女性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资的底层职业，不像男性，具有通往管理层的资历性质。因此，若将女性事务性职业从新中间层中除去，那么新中间层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1950年为112%，1990年也仅为191%，虽然有所增加，但低于雇佣总数的增加率，占雇佣总数的比例反而在减少。由此可以说，日本“新中间层增长”的观点建立在无视女性差距的基础之上。橋本健二，同前引书，2001。 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是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另一个颇具特色的主题。为了捕捉日本“中产阶级”形成的迹象，在1965年进行的第二次SSM调查中，主要目标就集中在阶层构造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即社会流动上，关于阶级、阶层意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另外，该调查在研究社会流动率的测量、社会开放性系数等方面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安田三郎的论文《社会流动的概念与测量》是日本人写的社会学论文中具有世界影响、被引用最多的篇目之一。安田三郎：《社会移動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另一项关于“没落中产阶级”假设的研究，证实了日本存在教育方面的阶层累积效果，通过三代间的学历流动状况分析发现，“由中产阶层没落而成的工人阶层”子女比起两代都是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进高等教育机构；而“由工人阶层上升而成的中产阶层”家庭与一直维持着中流水平的家庭中的子女相比，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要低。片岡栄美：《三世代間学歴移動の構造と変容》，菊池城司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③教育と社会移動》，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佐藤俊树的代际继承性研究中的主要对象“W雇上”（上层白领雇员的简称，主要指企业的管理职务、专门职务）也是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粗略回顾日本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重视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力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积极关注中间层问题的前提。同时，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总体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之内，其理论视角经历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韦伯的阶层分析、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等变化，正面临后现代视野下“阶级”、“阶层”的概念主体均被解构的学术情境，因此，对应“middle class”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中间层”概念的内涵、标准往往是相对的、多元的，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转型存在某种关联。其中，关于“中层意识”的研究是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性质变化体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日本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特色是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研究，并且已经形成大规模、系列化的研究调查体制。 纵观日本中间层作为一种群体形式的发展历史，齐美尔的论述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的注脚：“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因此各种拥有强大的中间等级的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如果涉及要保持一种非持续的、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之时，必然会最不惜付出，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的任何代价的群体生活将会具有保守的性质……社会的性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距离的广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群体的自我保存由外部通过强加稳定而获得的地方，随后有时会立即形成很强烈的、社会的差异。”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428页。二战前日本社会的保守性质与剧烈的贫富差距不无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间层的迅速成长为日本二战后民主社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而80、90年代，中间层内部分化激烈，只能靠“一亿中流”这种虚幻意识的外部作用力才得以维持，同时，它又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差距加剧的前兆，“中流崩溃”论之下日本社会总体的保守化如《日本有事法案》的通过。另参见大塚英志《〈エリート幻想〉の正体》，东京：《Voice》2000年10月号。再次印证了齐美尔论言的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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