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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及其划分标准都几经变更，所以不仅目前作为时尚流行话语的中产阶级一词指代不明，就是不同的学者也是在各自的理解与限定中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这就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指代不明的话语，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在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内容多有出入，甚至颇具歧义、大相径庭。然而，中产阶级是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儿。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从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审视中产阶级，才有可能了解其内涵及其演变脉络，从而正确界定当代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中产阶级，并有效估计其发展状况与未来走向。

韩国中产阶级毫无例外地植根于韩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过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具有更大的特异性。与东亚邻国相比，韩国中产阶级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其说他们更像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如说他们首先更像是实实在在的韩国人。因此，要进一步了解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应该考虑家庭因素；为了分析东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结构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为了准确把握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转型中的未来角色、政治潜力和局限就必须考虑国家的作用；要从人文主义角度把韩国中产阶级理解为东亚文化变迁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和理念转变的行动者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Nankang， 1993)， p1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落入中产阶级预设模式的限制，才能真正了解中产阶级的具体表现与社会特征。透过对韩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我们观察到的韩国中产阶级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镜像，这种镜像折射出的是韩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特有逻辑。

一 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

广义的中产阶级是指社会资源占有上的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这一层面上的中产阶级早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论述中就可以找到根源。虽然中产阶级在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为数不多，但其存在却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群体，因而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学派、不同的研究者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定的限定与区分，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中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建构的，因而，必然就缺乏一个一致的、公认的理论和概念系统。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中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及其在特定语境中实践应用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中产阶级，另外bourgeois (布尔乔亚) 一词有时也与middle class表示相同的意思即：中产阶级。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译作“小资产阶级”，带来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嘲讽意味，更多情况下，它是与矜持、虚饰与做作相关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而且这个词的使用远没有middle class普遍。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词使用的更少，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产阶级的英语同义词为middle 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那里这不存在太大的歧义。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用语的本地译法则各异。一些法国史学家称他们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还有些学者称他们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而最著名的表述则是甘必大于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所提出的：“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简称“新阶层”，指的就是19世纪50～70年代，因经济上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于是“新阶层”就成了一个新兴集团最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论19世纪法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到19世纪末东亚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用于表示这个新近出现的阶级的地方词语在四个社会也不尽相同。在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广泛使用英语，在这两个社会中，中产阶级这一术语直接指特定的部分人口。在台湾和韩国，中文和韩语是官方语言，因而这一名词包含了一些地方特点。在台湾，中产阶级的中文意思是“中等资产的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尽管这些当地词语表示的含义不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Hsiao HsinHuang，opcit， pp7～8

傅高义（Ezra FVogle）在研究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工薪阶层）时采纳的、通常也被社会学家使用的“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由职业来界定的，它用来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来的在政府官僚部门与企业、公司中的白领雇员。与为数不多依靠财产赢利的老中产阶级的私营业主和农场主不同，如此界定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基本依靠其薪水生活。Vogel， 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2这与老中产阶级不尽相同。以独立的企业主和农场主为主的老中产阶级的收入会随经济大气候而波动，工作与休闲时间模糊不定；而薪水雇员很明显地享有受保障的收入和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与农场和自主企业相关的工作与焦虑。但更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老中产阶级（如小企业家）是相对独立的，他们是“依据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典方式来建构其世界的：这是一个遵循自我平衡原则的非凡社会，虽然其本质上很少或根本就无须依赖权威，但却需要广泛扬弃传统和一些私有财产的捍卫者。”

而新中产阶级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集团化、科层化纳入到依附性地位之上，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Ibid, pxvii同时，“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Ibid, p65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视野与界定标准上的变化。

虽然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显然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傅高义的研究始于30年前，但当时日本的发展达到了与韩国90年代可相比较的阶段。也就是说，韩国是在90年代才达到了日本30年前就已经大概达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但不同时期两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仍然难以等同，莱特的《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是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对韩国中产阶级进行深刻分析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韩国中产阶级的界定走出了以往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局限，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读。作者在韩国所见与傅高义在日本发现的大相径庭。正如作者指出的，工薪阶层在韩国并没有在日本同样的重要性，在当代韩国背景下沿用将中产阶级两分为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老方式存在困难。

通过使用布迪厄指出的消费或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一样决定着阶级的实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莱特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圆满的、有特色的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模式。联系韩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标准之后，作者研究中的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所有在韩国有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Lett， DPotrzeba，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在这里，“中产阶级地位”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绝对的类型。虽然有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仍有一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有过争议或者还存有异议的。韩国人自己用诸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职业等基本标准对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作了区分。另外。这种区分常常、但并不总是与中产阶级地位是否基本由拥有文化资本如教育取得或者是否基本由拥有经济资本如财产取得有关。当然，这些标准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正是通过与职业、家庭、教育和婚姻相关的特征群体的展现，他们获得了中产阶级地位。通过这样的定义，作者对研究对象做了限定。“这是韩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分析，尤其是1990年代汉城大都市区的中产阶级。因此可能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农业工作者不是本研究的对象。体力劳动者即使是熟练的也不被看作是中产阶级，不包括在内。另外，与社会学的习惯相反，那些小型的企业主，如果他们的家庭挣不到足够的钱以维持韩国人自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60年代以来稳步增加的生活标准——的话，也不能包括在内。在整个系谱的另一端，政治与军事精英也被本研究排除在外。企业创始人和他们的亲戚——诸如幸运金星（LG集团）公司的经理们也不在研究之列。无论如何，包括在中产阶级之内的都不是贵族亲属的经理们，不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多高。最后，白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专职人员以及至少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小企业主被视为本研究的对象。”Ibid， pp5～6

从莱特在韩国研究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和采用的界定标准，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米尔斯对新、旧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认为在新中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中旧中产阶级将不断减少的发展历程，可能只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对于像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现代化国家情况可能并不相同，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发的现代化过程，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受到剧烈的冲击后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空内，因而其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就带有这种特定发展道路的痕迹。第二，就中产阶级的各种划分标准来看，不论是客观性标准如财产、职业、收入、教育，还是主观性标准如地位、声望、生活方式、阶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化约与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与特定语境中的研究对象相适应，在应用于其他的场域时应该加以谨慎的分析。第三，采用一元还是多元的标准，同样也是根据研究的视角与目的而定。但在采用一定的标准时应该考虑到其效度和区分度问题，即所采用的标准是否能够把研究对象或群体分离出来。典型的多元标准如吉尔伯特和卡尔的九变量标准：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多元变量的分类则应该注意这些变量之间的不兼容性。第四，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第五，中产阶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其划分标准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是所指称的群体及其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因此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对待中产阶级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应该看到，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很大异质性的集合体，这一由很多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内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字塔。抽象地谈论中产阶级可能有时失之于笼统，进一步的细分已经变得很有必要。沃纳曾把美国的中产阶级分为上中层阶级（102%）和下中层阶级(281%)，而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也是进一步了解中产阶级的重要手段。里查德·帕克指出，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同质性概念，它涵盖了两个群体：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的几乎富贵逼人，有的却和贫困只有一步之遥”。Parker， Richard，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Liveright Press，1972）， Introduction， p18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无论是在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保险意识等方面都是有别的，对中产阶级进行上下分层，就避免了使用同一术语涵盖两种迥异生活的尴尬。

二 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由于现代化是在欧洲和美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起步的，因此中产阶级首先出现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必然首先是对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研究。由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其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就有所不同。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及其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往往令人遗憾地忽视了这种不同，甚至有可能简单地把已有的中产阶级模式与理论不加分析地加以推广，这无疑不利于真正了解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具体特征。

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加剧，东亚中产阶级的兴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韩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上，还是规模、特征上都堪称典型，都提供了一种与米尔斯的经典论述相异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而且由于它对后发展国家的借鉴意义，因而更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儒教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士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8页。他们组成了地位、等级严明的三个层次：社会经济精英（两班贵族），包括政府官员、军事精英和文人儒士；不属于统治精英的普通人；社会底层。而这些地位大多是由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决定的，难以凭自身努力和成就获得，因而社会流动机会少，结构比较僵硬、固化。而且由于从法律上严禁贵族精英从事商业或者体力劳动，阶层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传统的韩国社会是抑制工商业发展的‘士’‘农’二元体制的封建社会。”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山东：济南出版社,1995，第4页。这样韩国的传统社会难以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重农轻商的观念使得商人、艺人地位低下，社会中间层难以正常发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联的。韩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始于日本殖民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日本殖民者的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的需要，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需要，韩国传统封闭、僵硬的社会结构开始被不断打破、消解乃至重构，社会转型的加速使得社会结构不断出现分化与重组，产业工人、小企业主等阶层开始不断壮大。尽管如此，由于这一时期日本殖民政策的歧视与压制，其工业化大多是为殖民目的服务的，很难为本国民族工业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由于多数学校只面向日本人，因而韩国人受教育水平非常有限。中产阶级在此时也难以正常发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韩国南部的小学、中学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投资，对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应的重视。虽然这些投资带来的发展多少遭到了朝鲜战争的破坏，但对教育的发展、对学校课程的改革却得到持续的发展。学校课程的改变、对职业态度的改变以及在社会不同水平上的教育普及为进一步的社会转型做好了准备，但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的加速始于1961年后，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

60～90年代早期的三十多年间，随着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增加，中产阶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并登台亮相得到承认的。朝鲜战争结束时，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教员、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只有少数人——明显的是大地主和企业家——确实富有，而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贫穷的。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比较繁荣和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这种贫穷的感觉才有所改变，高速城市化增加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寻找职业的机会，如服务业、销售和小型商业。随着60年代经济起飞，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以找到适当职业，坚固美观的建筑物代替了窝棚和破旧的店铺，汉城以前的难民窟成为了中产阶级区。统计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产阶级的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60年在全部人口中占20%到1970年占30%，1980年占48%，1987年占65%，作为社会主要部分的中产阶级队伍口益扩大，反映了高速经济发展对收入和职业多样化产生的影响。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湖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第413页。

70年代，中产阶层一词首先由知识分子推出，继而在媒体流行，80年代则专门指代这个新阶级。90年代的中产阶级由前知识贵族和普通人家庭组成，这是一个正在演变中的阶级，仍处在形成与确定其特点的发展过程中。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在韩国，没有严格界定的“中产阶级意识”也出现在政治民主化和劳动力流动日渐增加的1980年代。尽管用于表示中产阶级的本国词语的含义不完全相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

从韩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可以看出，以下因素在韩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第一，阶级结构的破坏与重构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韩国社会的固化的社会结构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接管、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基本上已经完全消解。朝鲜战争后全社会的贫困化给社会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破旧立新的现实背景中寻求发展的，所以韩国中产阶级的构成更为复杂。第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适龄人口的入学注册百分率分别是：小学596%；初中211%；高中124%；高等教育31%。到1965年，相应的数字分别是：小学916%；初中394%；高中270%；高等教育69%。到了1975年，这些数字则增加到：小学1076%；初中740%；高中405%；高等教育86%。Lett，op cit， p37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与二战后美国的积极援助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的投资和儒教传统下韩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有关。整个50年代，虽然韩国经济成就并不显著，教育却一枝独秀。这时韩国教育引进美国的教育体制、教材设计，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也大量增加。这为就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与文化上的铺垫。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由朴正熙强力主导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增长导向型、工业导向型、出口导向型（外向型）以及强力政府主导型模式不失时机地加快了韩国现代化进程。在此同时，韩国城市化也不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省际间的迁移率很低，但战后离开原出生省份的人大量增加。3/4的国内迁移是“面向城市”。汉城（自1945年为大城市区）1960年从其他省迁移而来的人口占51%，到1966年为56%；釜山（自1966年起为大城市区）也存在高迁入率。同一时期，几乎所有9个省的人口都在锐减，大部分都被两个大城市区所吸收，而小城市吸收的量很小。虽然1960～1980年间工业化速度快，但城市化的速度是稳定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8%增加到1985年的65%。到1985年，汉城人口达到960万，占整个国家城市人口的36%以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5年之间，釜山人口从20万增加到350万，占全部城市人口的13%。赵利济、金赢亨，同前引书，第412页。这样城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第四，朴正熙政权下的“权威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及其带来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集权官僚政治体系由对内垂直控制、剥夺的体系，转变为对外横向联系、交往的体系。这一朝外向型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使韩国不仅抓住了国际市场运作所提供的机会，而且释放了被上千年中央集权官僚制所紧紧禁锢的以窝里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能量。尹保云，同前引书，第135页。短短的近三十年间韩国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奇迹”，国家、社会的富裕与繁荣对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转型时期集权式政府以暂时牺牲民主而求得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其后中产阶级与国家、政府的矛盾及其积极的政治参与留下了隐忧。

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演变的过程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如下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与日本和西方的情形相反，韩国中产阶级不能截然二分为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而且两者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与发展也各自具有新的特点。韩国在工业化扩张期之前没有经历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因此，源于儒教社会分层观念的韩国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几乎没有像其他工业国家发生的那样在工业化之前转向资本主义阶级体系。因为在韩国，商业化几乎没有先于工业化，那些被归于具有老中产阶级职业的人在新中产阶级职业者出现之前并没有大量的减少和消失。另外，韩国工业化、集团化、科层化的进程也并没有导致预见中的自雇佣业主的消亡。与日本相反，韩国中产阶级随着体力劳动工人、城市职业者、白领薪水工人的发展而增加。这样，韩国中产阶级是全新的。当我们说到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时，我们包括了自雇佣者和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第二，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因此，不应该把韩国中产阶级看成是已经稳定和静止的，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正在进行的形成和再生的历史过程。

如此一来，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与中产阶级政治上后卫的保守不同，韩国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积极参与了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和选举活动，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理性的、机会主义式的参与；与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激情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旨在追求地位的被动式、炫耀性消费，而不是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而在生活方式上，韩国中产阶级的现代更多含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实际上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藕断丝连，难分难舍。第三，由于韩国儒教传统的影响，韩国的中产阶级认同程度比较高，就阶级认同的角度而言，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明显多于实际确定的客观存在。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四个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中产阶层）：有中产阶级的主观感觉；收入在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倍以上；中学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自雇佣企业中有一个工作，或者是雇主或者是领薪水的工人。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这些标准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在90年代，中产阶级占城市居民的36%。但是，在通常流行的用法中，标准更加主观，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一词非常模糊。政府统计表明在90年代早期超过60%的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其他一些调查和人们的通常感情会认为这还有些保守。Lett，opcit， pp4～5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市场分化的产物，在更大程度上它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这样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都带有国家计划下的利益再分配的痕迹。在其国家导向的发展策略中，韩国的集权主义政府对新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中产阶级在小规模的商业、服务部门以及非正式合同型的生产网络中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下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具体表现。第五，韩国中产阶级的处境及其特征具有明显的韩国特色，这与韩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规范有关。这样，它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别，甚至与近邻日本也表现出文化差异。Vogel，opcit， p390年代，大多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如果不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妻子的工资，就得依靠某些财产如土地、股票、租金或由妻子掌管的企业获得额外的收入。不管供职的公司规模是大是小，韩国工薪阶级都不能享受他的日本同行享有的终身雇佣制的安全，而对韩国的工薪人员来说，取得事业上的中期提升和进入小企业者的行列是难上加难的，由此导致的雇员与资方的关系也不同于日本。第五，由于韩国社会重视地位的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使得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是上层阶级。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定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韩国所谓的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获取高级地位的传统方式，虽然他们也加以调整以适应当今的要求以便在现代社会中赢得地位。随着韩国从一个孤立封闭的儒教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所有这些获取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确特征。

另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各个划分标准的重要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比如，韩国的大多数商业主不能赚到足够的钱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分层中手工与体力劳动以及非体力劳动收入和利润的次要地位，大多数商业主和工匠甚至不能被计入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多层单元式综合建筑周围的商业主，一般不是在这种单元社区居住，而是从别的地方乘车来往，或者住在离单元综合区很近（但不在里面）的低层、花钱较少的房子里。那些能够挣到足够的钱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独立业主，包括医生、牙医和类似的人，过着和工薪雇佣者们相似的生活。因此，职业不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而生活方式或者地位、声望等指标具有相当意义的区分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韩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韩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不同，韩国中产阶级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而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旧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Mills,op cit, pp64～65而韩国中产阶级产生伊始就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路。诸多研究表明：韩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Hsiao HsinHuang，op cit，pp24～50也就是说，韩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根据韩国社会学家洪斗承的研究，韩国中产阶级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具有渊博的专门知识和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和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人，称为中上阶级；第二，由技术水平略低，教育和训练时间不特别长，从事一般专门工作的被雇佣者，在政府和民间企业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构成新中间阶级；第三，在职业种类中，分散于各行各业，由本人、家族成员，必要时雇佣的少数帮工，开展个人事业的专门技术、买卖活动、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独自经营的手艺人等构成旧中产阶级。洪斗承：《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展望》，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第62～64页。由于韩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因而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同，也就为说它是后发展国家阶级结构变迁中中产阶级的典型，是另一种模式的中产阶级。

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得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生性。这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一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转型前的韩国是典型的儒教传统下的农业社会，虽然韩国文化在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进行了积极的应变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儒教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东方儒教与西方基督教的结合，其本身就内含张力与矛盾，这也使得新生的韩国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生活方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中的一个近来不断重复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压力，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有文化的”与“炫耀富有的”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压力，即在那些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位置或一个人的相关地位时遵循传统方式看重文化还是更看重经济标准。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炫耀式消费”就可能并不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前卫。在家庭生活中，虽然核心家庭也在不断增多，但更多的中产阶级还是为传统的家庭及其各种复杂的关系所困扰。甚至在婚姻选择中，虽然受自由、民主的现代观念影响，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巩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得不牺牲感情而求助于传统的婚恋模式（如媒人介绍、亲友介绍等）。“在韩国合适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对许多韩国人来说爱情这一西方概念与西方没有同样的相关。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Lett，opcit， pp198～199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如阶级联姻等机制，正如昔日的两班一样，走到一起，这可在韩国中产阶级中看到，家庭地位得到保证。这种两面性可能是正在形成中的第一代中产阶级必然要面对的阵痛。

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在韩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它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腾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种国家威权主义政治也面临着两难困境。罗峰：《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韩国研究论丛》（第6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1页。对这种权威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在政治上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政治风波叠起，民众参政意识与参政热情高涨，这样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也具有了积极、激进的时代特征。虽然有研究表明，在危及社会安定的关键时刻中产阶级会收回他们的政治热情，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热情是有限的、被动的，甚至有可能是暂时的，因而他们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机会主义的两面派，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中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仅就这方面而言，也与米尔斯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p32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那些尚在怀疑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的人提供了一个反例。

从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模式的社会转型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级：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这种类型的中产阶级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韩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也将承继此种模式（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会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研究关注的中心。

三 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当代中产阶级

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级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级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Mills,op cit,p240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级“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Ibid，p1自然，中产阶级的根本特征或许就是围绕地位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级的表现。如果要真正了解中产阶级，就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之中以寻求更为广泛的认识。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级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级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Lett， opcit， p41由中产阶级的地位追求反观其社会处境是深入了解中产阶级的关键，这也为理解中产阶级的社会处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

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成为中产阶级的“天性”，但这一“天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则具有更为复杂的背景。这是了解韩国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及其社会处境的关键。

虽然“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立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Ibid， p1但中产阶级提升自我地位的热情与激情却并不是在中产阶级的产生后才出现的，这种对地位的极度关注只不过是韩国传统儒教文化遗传的秉性的一种延续而已。儒教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士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尹保云，同前引书，第8页。按照地位与声望分为等级森严的三层：社会上层主要是以政府官员为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其中也包括具有声望的学者与文化贵族；中间层为普通大众，主要部分是农民、商人、艺人等；社会底层，指那些极端贫困的各种职业者。这种社会结构分层体系有如下特点：其一，在社会分层中看重文化资本，那些并不富有的文化精英被视为上层阶级，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非常看重经济因素。因此，这种带有明显重农轻商的观念往往看不起商人、艺人，有时农民的地位都要高于他们。其三，虽然传统儒教影响下的韩国社会结构僵化，社会流动机会不多，而且社会流动多是依赖血缘、出身、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但仍然有一条凭借自致性因素的社会流动途径，从理论上讲是向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敞开的，那就是读书——中举——入仕，因此这也成为人们改变社会处境的唯一途径。

由于等级严明、养尊处优，社会上层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渴慕对象。由于法律上严禁贵族、精英从事商业或者体力劳动，阶层之间壁垒分明。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获得地位与声望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如此一来，文化资本对于地位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文化也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人们追求地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社会地位也可依靠积累财富或者通过婚姻攀附名门望族，或者通过从在住房（大小、结构等）、室内装修、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社会上层的模仿与攀比中获得替代性满足。社会上层贵族地位独尊，而且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阶级区分，以显示其地位和优越性，因而形成了整个社会趋慕上层社会礼仪、生活方式的潮流，这使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地位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非常看重的关键。另外，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夫妻有别等观念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中也表现出来。这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表现在当代社会对地位的认同方式和追求地位的方式方法上。

正是这种对地位的过度追求和对社会上层的效仿、认同，使得在形成伊始，“韩国的中产阶级比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Lett， opcit，p2

事实上，即便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追求仍然表现出了典型的韩国传统特色。因为，“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Ibid 尽管对于儒教功过的历史评判不一，甚至有人指责它造成了韩国现代化的落后，但也有人认为，在家庭方面，儒教与韩国以前的贵族精英们的遗产，尤其是他们对地位的关注，一度成为韩国新中产阶级发展和国家迅速成为全球经济主角背后的驱动力。

韩国中产阶级追求地位最明显的传统色彩，莫过于对文化的重视。由于这种传统的延续，在韩国，大专或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在90年代教育与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大多数韩国人追求高等教育的基本动机不是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工作。韩国人追求教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追求地位。同时由于传统分层中对经济地位的轻视，使得那些在社会转型中暴富的新贵阶层仍然难以得到与其财富相称的地位，因而不得不转而再去谋求文化资源。同时，传统中出身、血统、家庭背景对地位的重要性也日渐在传统精英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为人们所认同，这样就出现了一些诸如续家谱、修改家谱和攀附昔日的名门望族等传统的追求地位的方式。同样，对传统的借婚姻攀龙附凤式的保持与提升地位的方式的回归，使得门当户对成为当代中产阶级婚姻中非常看重的条件。在韩国，得体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情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其他联姻机制——正如昔日的贵族们一样——走到一起，家庭地位于是得到保证。

除了从传统中继承对地位的文化需求外，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其他获取高等地位的传统方式，但他们是经过调整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够在现代情境中赢得地位的。随着韩国从一个传统儒教的社会精英为特征的孤立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这些确立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显特征。而这些，都通过职业、家庭、生活方式、教育、结婚策略等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虽然仍旧看不起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体力劳动，仍旧把妻子赋闲在家相夫教子、男女有别的严格的内外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看作是地位的象征，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变通，有时可能中产阶级妇女会在家中揽一些手工活，或者去做家庭教师以弥补丈夫薪水的不足。在消费领域，虽然韩国人由于传统习惯或者民族主义情结更喜欢将传统的、民族的物品作为地位的象征，但各种西式的商品、住房乃至习惯也同样被人们认为是地位的象征。在新贵者开始积累文化资源时，那些拥有文化资源和良好家庭背景的人也开始重视经济上的富有。可以看出，当代韩国中产阶级的地位竞争其实是从文化传统当中秉承的习惯或者性情，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当中获得地位的内容、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调整与改变。

四 地位追求，或区隔游戏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而不平等则是绝对的。虽然社会等级是人们不情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被认为是民主、自由、平等象征的美国，实际上，等级差异也表现得颇为明显。虽然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社会等级存在的事实。保罗·福塞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等级可分为九类：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中层阶级）；赤贫阶级、看不见的底层（下层阶级）。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页。这些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已不仅仅是金钱与财富的差异，还包括品味、知识与修养，其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可以从相貌、住房、消费选择、休闲方式、室内摆设甚至说话习惯表现出来。追求地位的韩国传统本身是韩国社会分层与等级分化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成为更大的社会分化与等级差异的原因。虽然在韩国追求地位的程度可能要大于其他国家，但这种等级差异却绝不是韩国社会特有的。追求地位不仅是一种个人或者特定群体的喜好，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形式。

近年来随着韩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富裕，它开始表现出更典型的与上等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相联系的特征。布迪厄有关阶级区隔（distinction）的分析支持了韩国社会两班化(精英化)这种观点。

布迪厄没有根据单一标准把社会等级看作是单向度的，他没有将社会系统缩减为抽象层面上的连续统，他提出一个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布迪厄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它包括经济资本（股票、债券、农村和城市财产）、文化资本（主要由教育资格来衡量，包括正式的和得自家庭的或者依靠社会出身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网络）。资本容量、资本成分和这些资本在时间上的变化（由过去显示的和社会空间的潜在轨道上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个基本方面。不同阶级的分布从被赋予较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统治阶级或者上层阶级）到很少占有其中任何一种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被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阶级）。那些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拥有一定量资本的人形成了中产阶级。Bourdieu， Pierre，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15～125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之间的差别是整个资本数量的函数。统治阶级中的私营企业主、商业自雇佣者和中产阶级中的工匠、店主（至少在法国的案例中）拥有比文化资本更多的经济资本，但工业主和商业主的经济资本比工匠和店主多。同样，教授和中学教师都有很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教授的资本量更大，因而属于统治阶级，而相比之下中学教师有很少量的资本形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同的资本结构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尤为特殊的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存在状况的特殊阶级（资本数量和成分，在共时的和历时的方面）产生一种阶级“惯习”（habitus）关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译法，如习惯、习性等。但惯习更能突出与习惯、习性的差别而为更多人所接受，故采用了这一译法。或一系列性情或者偏好，它们形成了一系列实践中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不同特征。Bourdieu，opcit， p170下层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地避免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它涉及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的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地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前者统治后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等级低的人接近并保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的一种手段。

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地位意识是韩国当代中产阶级的习惯。也就是说，地位意识不仅是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财富，而且是产生他们的所有财富——包括他们的性情（体现方式）、他们的商品、他们资格等等，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原则。Ibid， pp207～227阶级内部的不同生活风格源于不同的资本结构。比如，经济资本多的人生活风格不同于文化资本多的人。无论如何，被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阶级习惯即地位意识上表现较为一致。

由于朝鲜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和1945年后土地改革的结果，即使那些传统的精英也不能摆脱生存必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贫穷，甚至还缺乏文化资本。随着二战后教育机会的增加，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许多家庭都能够获得教育资格，从而获得文化资本。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对于那些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人，生存的物质状况也开始不断提高，这样，处于受生存所困和不受生存所困的人之间的中产阶级便出现了。

许多出身一般的家庭通过获得教育资本再获得一个中产阶级工作，或者通过商业，近期（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与土地规划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经济上的意外之财，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从概念上讲，韩国构成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准比传统标准和布迪厄的标准要高。韩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上层特征也进一步支持了韩国中产阶级为上层或统治阶级认同的标准。韩国中产阶级的上层特征主要表现在：“（1）所谓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2）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级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3）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opcit， p224

在对社会空间及其转型的讨论中，布迪厄写道：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群体努力采用的策略是避免其阶级地位降低并回到他们的阶级轨道之中，其他群体也采取策略企图重建其被打断的希望之路，这是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Bourdieu，opcit， p147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中，不同的阶级都在使用不同的策略获得资本，巩固其阶级地位。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与再分化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其特定的“品味”。而社会的“品味”则往往是由拥有不同类型资本的上等阶级所左右的。借助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并进而谋求更多的资本，一个群体总是力图不断保持与本阶级的同一性和与其他阶级的差异性。这样，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的阶级群体依照其阶级习惯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其偏好的独特“品味”，从而造成阶级的分化或者区隔。

获得地位的现代化方式不仅构成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鲜明特征，而且在整体上为当代韩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竞争模式。另外，贵族精英的意识形态不仅成为当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而且成为韩国社会整体上的共同感觉。韩国中产阶级的抱负和理想充满着当今韩国社会的所有层面。在过去，能够获得教育的人只是贵族家庭的成员，现在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可以追求并获得教育机会。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觉得他们有权得到传统上只给予受过教育者的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地位——习惯的竞争之中，而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采用的获得地位的方式就是其保持或企图获得一定的资本的手段与策略。

虽然马克思意义上的激烈的阶级冲突与矛盾目前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别会自动趋于消减。韩国中产阶级正在投身的地位追求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阶级竞争”，是一个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攀比与效仿中不断演化、升级的阶级区隔的游戏。如此一来，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裂得更为完全、彻底。

五 中产阶级的两难处境

萧新煌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五个理论假设或者命题，而其中三个都是与新生中产阶级的地位诉求相关：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认为在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产阶级仅仅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时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第二，流动命题。认为中产阶级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级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形成了一整套鲜明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题。中产阶级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级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Hsiao HsinHuang，opcit， pp4～5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级时，地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分析地位追求的两面性则是我们正视新生中产阶级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方面。

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由于中产阶级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级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级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级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那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阶级要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级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级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级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级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级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齐美尔，同上引书。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其所沿袭的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级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级阶级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级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止息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 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Jay Lawrence Westbrook，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级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Mills,op cit,p236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级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级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引导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在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寻求表现自我的机会和阶级认同的舞台，他们是引导者，但也永远是被引导者。他们只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起舞的别扭的不自由的舞者，却没有也不能真正遵从自我的内心意愿。除非他们取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否则这仍将是他们表演的唯一场合。在社会变迁和继往开来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从未曾有过大的作为，总是居于犹疑不决、徘徊观望的配角位置，这或许是社会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与补偿。

六 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

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王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4页。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更是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3～394页。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因为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出现与之不合的分歧，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挑战，直到东亚尤其是韩国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由于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关中产阶级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问题重新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在对后发国家如南美、中东等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比较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大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而且他也意识到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同上引书，第283页。事实上，他还以具体实例论证他的所言不虚，中东与南美的中产阶级就是典型。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同上引书，第87页。这样他实际上在关注两个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其一，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态度；其二，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亨廷顿的问题在韩国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新的解答。

韩国中产阶级是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社会转型的加剧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韩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背景中，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第一，当代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以生活方式、地位等主观标准而不是以财产、职业等传统指标划分的。Lett，opcit，pp5～6第二，韩国中产阶级很难像美国那样可以清楚地两分为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同韩国特定时期强力主导型的集权式“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紧密相关，韩国中产阶级是在向国家权力要自由、民主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形成与不断发展的。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第五，韩国中产阶级不仅仅指工薪阶层，而且韩国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缺乏美国甚至近邻日本的工薪者（salary man）所具有的安全感与稳定性。Vogel，opcit，pp4～5正是这样一些特征，使得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多少有些出乎现有理论和人们的预期，从而也更加引人注目。

事实上，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的30多年里，韩国中产阶级以其特有的热情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在过去30年的韩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工人和小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直接导致了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倒台。在197１年的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对朴正熙违反宪法中最大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而继续执政的企图。朴正熙通过政府手段操纵公民投票改变了宪法，参与第三次选举。尽管朴正熙动用了行政力量，却只获得全部选票的512%，金大中获436%。在以微弱的优势险胜金大中而逃过此劫后，朴正熙决定废除直接选举制度。在1985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产阶级反对集权统治的选举抗议活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次选举中，由被压抑几年后刚刚恢复人权的政治上的老对手组成的反对党——新民党，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地区大获全胜，给执政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6月，大量的白领工人参加了学生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修改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是中产阶级参加的最大的反政府街头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们曾参加的1960年的学生游行运动大得多。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全斗焕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执政党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并对民众的政治压力做了让步。Koo， Hage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 Middle Class”， Hsiao HsinHuang，opcit， pp63～64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韩国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民主愿望，并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政治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一，韩国中产阶级有力的政治参与，推进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韩国保持完整的儒教伦理道德“一方面可称为是美风良俗，但另一方面却是在政治上产生集权‘威权主义’不良后果的根源、滋生权威主义的温床”，朱伟奇、王夏刚等：《韩国现代化的诠释与反思》，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79页。这使得从韩国独立伊始李承晚执政一直到全斗焕在位期间，一直是集权式的“威权主义”，而共和只是徒具虚名。但随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步步深入，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卢泰愚的上台及其1987年发表的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标志着军人政治的终结；而第六共和国的金泳三创立透明政治，重建亲民形象，使韩国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飞跃；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这种朝野之间的更替则使得民主化更进一步。在短短几十年内，韩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的经济社会力量——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合法性意识从权力运用转到权力认同；集权主导型体制向民主主导型体制转变。吴从环：《困境与出路：韩国模式变迁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六辑），同前引书，第76～77页。 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中产阶级比例已占人口的60%左右，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促进了韩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使他们成为除工人阶级之外的市民社会的两大力量之一。崔志鹰：《试析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国际观察》2002年第4期，第48～52页。而从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进程看，中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进而从根本上排除独裁体制的社会基础，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儒教的社会、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对韩国强国家与弱市民社会的传统不断产生着冲击。

韩国中产阶级对韩国政治很不满意。他们对已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满，希望现行的权力体系有显著的变化。他们自认为改革主义者，更喜欢不断的变迁，并有着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明确想法。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了激进而不是保守的政治倾向。相关的几个调查表明，他们强烈反对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迟滞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不满。他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满，对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再分配也颇有微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可从一些相关的调查得到更为详尽的说明。Hsiao HsinHuang，opcit， pp59～61

例如，1987年的一个国家调查表明，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韩国的三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其他两个是集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领导人中间的腐败（Han， Kwon and Hong，1987）。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支持改进人权和收入分配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会引起经济减速。他们表示了对富人和掌权者强烈的敌意。2/3还多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停止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的说法。让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人（88%）支持“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必须把他们的资产返还给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一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受惠者，这种态度确实是有些让人始料不及的。

更有甚者，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工厂工人和贫民区居民的强烈同情，支持他们进行的抗议活动。他们同样对学生反对集权统治的游行和知识分子中意见不一的运动表示强烈的支持。

1983年的另一个调查发现，中间阶层有一种强烈的亲近劳动者的取向。实际上，这些发现说明中产阶级受访者比工人阶级受访者对政府压制组织劳动力的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大约2/3的中产阶级受访者把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归于雇主的贪婪和政府对工人的强硬压制而不是工人的无理要求。

1987年在汉城的调查也很有意义。这时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带来的政治自由化的觉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国的劳工不安状况，这一调查正是在此后不久进行的。包括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在内的受访者对劳资冲突和学生游行表示了相对较高的容忍水平，虽然新中产阶级比旧中产阶级更支持这些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现在的劳资关系对工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必须得到改变的。工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超过40%的人赞成劳动党的成立，而这在保守的韩国人中一直被看作禁忌。

这个调查还发现中产阶级对韩国的机会分布持积极的观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受访者相信在韩国社会，只要有能力、肯辛苦工作就能够取得成功。毫不奇怪，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对社会流动机会表示出了更大的信心。尽管对体制持批评态度，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时起重要作用。另外，在社会变迁上他们无疑是改革主义者。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渐进方式，而不是激进的改革。

这些调查在逻辑上会导致韩国中产阶级非常激进、在政治取向上趋于民主的结论。但韩国中产阶级是否真是政治和民主转型实践过程中进步的政治力量，这个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在群体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产阶级身上就更为可疑。即使中产阶级按一致性的进步方式行动，在它的本质与天性上仍会有问题出现。他们的进步取向同工人阶级一样吗？他们眼中的民主社会与工人阶级相同吗？

这些问题在韩国政治分析家中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看法分为两种：其一，一些分析者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期望韩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强烈共识，因此，他们会作为民主改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其二，另外一些韩国政治分析者则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地位取向的群体。他们相信中产阶级所展现的进步态度是肤浅而不真实的，他们怀疑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中产阶级会真正乐意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中产阶级行为上的进步只是表现在他们曾经受益的经济体制保持稳定和强大，而如果它被社会大变动所威胁，他们很快就会改弦更张，转向秩序和稳定的一面。

中产阶级是否能被看作一种政治转型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引起了韩国政治分析人士和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在韩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在前所未有的政治转型中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至于中产阶级能否担此重任，人们仍在拭目以待。
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事实上，单独强调韩国中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或者保守的一面，都不能正确界定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更为客观或者全面的看法是应该承认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即他们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激进的，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进步的，而这种政治角色的不确定性要根据政治冲突的原因、进程和具体的情形来确定。

就其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而言，韩国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分为趋于温和、保守方向和进步、激进方向的两支。新中产阶级部分倾向于同情工人阶级，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更为保守的倾向。即使新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在集权国家和激进工人中间游移不定。如果国家和政府过于专制和保守，压制或者镇压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他们会如同在激进的劳工运动中曾表现的那样，支持学生和工人反抗国家和政府权威；但是如果学生、工人过于激进以至于他们的政治激情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造成混乱局面而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话，他们又会收回他们的支持。因此，“要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必须首先明确中产阶级付诸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形势”。Hsiao HsinHuang，Ibid，p15在分析中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的进步角色和不确定的政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时，超越当下形势局限的分析是很重要的。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或者“见风使舵的”的机会主义角色，从总体而言，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情境性的。

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特定的政治角色，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第一，二战后美国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并在小学、中学、高中和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同时对学校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可能会对二战后的韩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可以推测，韩国中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念不能不受此影响，这可能有促动韩国中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一面。第二，国家、政府是理解和预测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韩国，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心。在发展策略上，韩国的集权政府通过直接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塑造和重塑社会阶级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结构以促进社会流动不同，这就给不同阶层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寻求自身利益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也造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升级。因此，国家与政府自然而然成为阶级形成的动因和政治斗争的目标。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已往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大多是针对和反抗国家的、向国家权力要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激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人政权的严酷的集权主义，另一个是固化的阶级结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中的障碍，影响了他们寻求自身利益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大资本主义小群体和大量的被压迫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公开化，以及缺乏道德公正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都强烈影响了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第四，同公正、平等等概念一样，民主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特殊含义也因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而不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因此也与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有关。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概念与工人阶级有显著的差异。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主要是与美国国会代议制模式有关的自由民主。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民主而不是经济民主，他们心目中的民主的主要成分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保障言论自由和基本的人权，等等。而韩国工人阶级的民主概念牵涉到更多的物质经济权力，包括保证组织代表团，进行可以免于严厉打击报复的集体行为，废除车间的残暴管理和其他广泛的政治权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国中产阶级充当的进步力量只是特殊意义上的进步。通过给专制政权施加压力以求政治自由化，通过提供社会基础以求民主转型的稳定过程。他们在政治转型中的政治行为无论如何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支持那些市民、学生和工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的社会和物质利益，中产阶级只是在他们不寻求经济民主时才成为他们的同盟军。第五，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专制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等社会问题日渐突出，不断刺激着韩国中产阶级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加之80年代，韩国亲自经历了随经济焦虑而产生的政治意识的高涨。这一切都构成了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因。第六，20世纪60～90年代的韩国政治动荡。学生、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政权兴替无常，中产阶级生逢这一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寻求利益的背景中。这也是时代背景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的投射。韩国儒教传统和中产阶级本身的地位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儒教传统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在反对军事政权、确立文人政权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朴昌根：《论韩国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同前引书，第203页。韩国社会对地位的高度重视也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会成为特殊时期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追求地位的新途径，从而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具有明显的韩国色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七 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与米尔斯所描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旧中产阶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政治特征是否已经不适用于以韩国为典型的另一类中产阶级了，或者说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作为是否已经完全超越了米尔斯的预测，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对待。其一，由于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中产阶级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正如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和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各方的分歧还不至于严重到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更不用说鼓励他们这样做了。”Mills,op cit,p351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是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同样也在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身上表现了出来。其二，米尔斯曾经断言由于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集团或者形成独立的政党”， “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Mills,op cit,p353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韩国中产阶级会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韩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次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中产阶级，而且虽然参与过多次政治行动，但至今为止中产阶级仍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如果在这种社会转型的政治冲突多发时期韩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那么未来的希望就更渺茫。其三，尽管表现出进步与激进的一面，但这种进步与激进并不是没有原则和底限的，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威胁社会稳定的关键时刻让步、妥协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热情是有限度的激情，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言的工人阶级那样具有一往无前、破旧立新的勇气，因而在本质上他们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能是“后革命时代”。所以韩国中产阶级仍然是韩国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点，是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重的，也与米尔斯所强调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并不矛盾。然而，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毕竟具有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取向上进步和激进的一面，因而，他们仍然与米尔斯的预言有所出入，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韩国中产阶级已经超越或者突破了米尔斯的断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其一，中产阶级激进、进步的政治取向已经使他们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与政治舞台上一支至关重要的生力军。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米尔斯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 同上引书，第394页。至少在目前的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尽管在关键时刻，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可能收回他们的热情，尽管目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可能大多是由转型时期的特殊时局和对专制政府的不满所引发的被动的、有限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激情，但这也是米尔斯所始料未及的。就此而言，本质保守的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民主化进程无疑是有所作为的，这也是正确估价其他与韩国境况相似的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时应该予以考虑的。其二，在米尔斯眼中，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是完全缺乏自觉性、目的性的被动的盲目跟从行为。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新旧中产阶级都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有可能跟在哪个集团的尾巴后面跑呢？答案是：看上去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Ibid，p394这一点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不成立。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目的始终是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争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等等在内的政治民主，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是有目的的、有选择性的。同时韩国中产阶级（如知识分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他们有力地声援工人、学生运动，力图影响选举而不是“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赢定了之后才选择”，这些都表明他们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是从专制政府手中谋取更大权利的博弈行为，而当他们发现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时，他们会审时度势，及时全身而退，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而主动性的参与，也使得中产阶级不只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依赖变量”，同时他们也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意识形态领域施加重要影响。

因此，与其说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跟米尔斯所预测和断言的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特征形成了对比，不如说韩国中产阶级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因为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政治表现的差异，更多可归结于两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同；而韩、美中产阶级的相似则是由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本质上的相同所决定的。可以说，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尔斯及其原有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为米尔斯与传统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为立足点的。中产阶级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韩国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则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差别可能正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由韩、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产阶级会为了在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激进、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一面；在一个集权、专制的如韩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会表现得较为激进、进步，而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则可能更加保守、温和。至于后发展国家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与表现形式，如同韩国中产阶级所表明的那样，应该具有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归于单一的模式之中。这样，韩国中产阶级将完全有可能代表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另外一个极端上与美国相对立的中产阶级模式。而且，由于其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更值得研究与关注。

塞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政治的保守，米尔斯预想美国将转向一种寂静的集权主义，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米尔斯的“《白领》更像是对美国的一个忠告：新中产阶级正在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极权主义道路。”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但至少就目前为止，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韩国政治走向的是与之相反的民主化道路。韩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不同，实际上应该归于中产阶级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所依赖的社会及政治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政治的官僚化，另一方面是大众的冷漠，这些就是今日美国最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使美国政治的表现方式毫无趣味，使政治理论成为毫无价值的行政细则，而历史成了背着人民群众做的交易。这就是中产阶级扮演其消极被动角色的政治环境。”Mills,op cit,p 350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米尔斯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保守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显然韩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特定的政治热情，从而也使他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们在谈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时需要更加谨慎一点，更加具体一些。就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来看，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民主化进程对于如何在民主化进程中有效地利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符号的能指意义上，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指代的是社会等级序列上的中间层，这显然是不确定的、相对的；而在具体研究中，不论是采用何种标准，每一个研究都在力图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对象上，其所指是具体的、而且有一定边界的，虽然不同的研究可能有出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所指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普遍的、跨文化的，它是一个特定社会时空中的结构产物。当我们使用这一词或者产生歧义时，应该明白“我们所指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是指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城市集团（city estate）？资产阶级（bourgeois）？或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19世纪的或者20世纪的欧陆？抑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后近资本主义的日本？”萧新煌：《台湾中产阶级何来何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5页。

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沿革、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状况上都与中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于韩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的特征，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成、演化及其特征大相径庭，而且与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发展经历的东亚各国中产阶级也不尽相同。这无疑为我们了解中产阶级的文化差异性与社会独特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在这种相类似的语境中，韩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表现、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参与对了解与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更为明显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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