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多维重塑
1972年11月底，加拿大温哥华市。年逾70岁的夏考尔老太太收到一份来函，通知她限期搬离她住了三年的位于Fairview区的改建屋舍，这些改建屋舍的住户大都是像夏考尔太太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夏考尔太太认为房屋的业主并没有给她们足够的时间准备，但是她并不准备向高层表示抗议。时近新年，冬寒将至，温哥华内城市Fairview区已经是非常拥挤，这时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到1974年为止，官方的Fairview区空房指数为零，房屋建筑商开始一种新的住房形式的尝试——共管公寓（condominium），夏考尔太太所居住的地区新完成的一系列工程使这种形式更加普及。 这是社会学家戴维·雷在其著作《新中产阶级与中心城市的重构》中描写的一个微观事件。Lay,David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6),p1雷试图借此说明加拿大城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都市化过程中的商业图景，以及与新中产阶级迅速膨胀相关的内城市的贵族化（gentrification）景象。 如果要想完整理解戴维·雷所讲述的故事，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加拿大“新中产阶级”是如何崛起的？什么是内城市的贵族化？加拿大1970～1980年代都市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是什么？ 而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回答：加拿大是如何从仅仅依靠出售原始资源的新国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西方工业强国的？与此同时，它又如何在几十年间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 中产时代的梦想成真 加拿大于1867年建立自治领，至今立国约有130多年。如果从17世纪初第一批法国移民来此建立永久性居住点计算，也不到400年。加拿大的历史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她是当今世界上7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民生活质量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这个拥有997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国度(面积仅次于俄罗斯而居世界第二),经过长期的移民，截至2004年7月人口才只有区区3194万人。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http://wwwstatcanca/)，查询时间:2004年11月18日。下文各表同。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的资源在理论上可以养活十几亿人。 作为一个年轻、发达又充满无限潜力的国家,加拿大在全球中产阶级成长的景观中,具有强烈的独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充分利用历史给予的难得的机遇，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在战前1920～1939年，工业生产(包括矿业、电力和公用事业)总指数平均增长率为37%，而在战后1946～1974年间，则为53%。”吴纪先等：《加拿大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54～55页。从50年代到80年代以持续的、空前的规模增长，使得加拿大从1976年起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到80年代末，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仍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但也达到了5134亿美元，约占日本的1/4和美国的1/10；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加拿大为19600美元，仅低于美国的20840美元。Hawlett,Michael & Ramesh,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nada(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92),pp 112～113此时，加拿大已可以当之无愧地列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1991～1995年,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平均增长率245%，在工业七强中仅次于美国。1992～1997年，联合国按年度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有5年将加拿大评为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1993年仅次于日本表6-1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1960～1990)*单位：百万美元年代国内生产总值 （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Real GDP)人均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1960$39448$164126$91841970$89116$27l372$127411980$309891$424537$176581990$667843$563060$21159*Finkel,Alvin;Conrad,Margaret & StrongBoag,Veronica,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1867 to the PresentVolume II(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Ltd,1993),p473 居第2位)。1995年9月，根据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发布的研究报告，加拿大仅次于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富裕的国家。按照新的统计方法，世界银行算出1994年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财富为86000美元，其中人力资源占64%，产品资产占16%，自然资源占20%。排在最前列的几个国家是：澳大利亚835000美元，加拿大704000美元，卢森堡655000美元，瑞士647000美元，日本565000美元，瑞典496000美元，冰岛486000美元，卡塔尔471000美元，丹麦463000美元。顺便提一下,按照这种基于资源的计算方法,当时的中国排在第162位，在不丹和老挝之间，人均财富6600美元，其中，人力资源占77%，产品资产占18%，自然资源占3%，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相差13倍，与澳大利亚相差126倍。《中国劳动报》1995年10月10日。 最近5年来,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继续稳步增长，2003年超过12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表6-2加拿大最近5年国民生产总值表*单位：百万美元19992000200120022003国民生产总值9824411076577110820011579681218772*统计截止日:2004-08-31，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地大物博，人口不多,加拿大几乎跟欧洲一样大，人口则只是中国人口的l/40。它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淡水湖面积占地球上淡水湖总面积的15%，居世界之首。海岸线长达2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森林覆盖率达国土总面积的l/4，为世界第三林业大国。中部大平原盛产小麦，号称“世界面包篮子”。钾、碱的蕴藏量约占全世界的一半，铀和锌的产量均居世界之首。其次,加拿大用移民政策吸引全球人才，特别是技术移民和商业、投资移民，给国内经济发展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 重视对外贸易与加强吸引外资和积极对外投资，是加拿大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原因，也是支持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走向成功的动力。在二战后的30年间，加拿大的社会面貌和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充分就业”、“收入稳定”、“新社会秩序”、“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是人们对加拿大这个时期的典型概括。 曾经,加拿大人只是怀抱着中产阶级的家庭梦想,例如，人们理想的房子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卧室，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地方可供休闲娱乐和孩子玩，有较大的客厅可以全家在一起看电视和聚会。今天,对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些都已不再是梦想，而成为真切的现实。姜梵主编《加拿大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76页。 收入的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完善,这种富裕的生活不仅表现在国力的增强,也表现在宁静、和平的中产阶级生活情调在整个国家的弥漫。 二 产业的变革与白领的繁盛 截至1990年的统计分析表明：加拿大如同其他发达西方国家一样，在社会阶层的划分上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中产以上的人群在总工作人口中的比例超过40%；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的比重大大超过以自我雇佣为特征的老中产阶级；劳动阶层依然占据较大的工作人口比例。 另一方面，加拿大在阶级分层上又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比如：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只是老中产阶级的2倍多，而在美国，这个差别高达4倍。这反映出加拿大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进程中，其原始的产业形态还有过多的无法淡出的历史痕迹。或许，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早在18世纪就开始中产阶级化了，“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369页。而此时，加拿大距离建国还遥遥无期。 表6-3北美与北欧国家社会阶层比例分析*阶层国家加拿大美国挪威瑞典芬兰资本家/高管阶层62102686674新中产阶级249283248192163老中产阶级11378926129劳动阶层576537592682634总计100100100100100*Clement,Wallace,“Comparative class analysis:locating Canada in a North American and Nordic context”,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7(4),1990,pp462～486 加拿大的经济基础长期建立在丰富的森林、渔业等自然资源基础上，因此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加拿大人一直被视为“砍伐者和捕捞工”。加拿大的自然产品生产在世界上占据显著地位。仅从矿产品来说，1983年加拿大的钾盐和石棉生产占世界的20%以上，锌、钼、铀矿和硫磺占15%以上，镍、铜、铅、金、银和铝矿占5%以上。没有自然产品的出口，加拿大很难保持其世界第五贸易大国的地位。加拿大的森林面积小于俄罗斯和巴西，但却是世界最大的森林产品出口国，占世界森林产品贸易额的20%以上。以森林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是加拿大的一个特点，对加拿大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加拿大早期历史上，所出口的主要原材料就是原木或木材。如果考虑到与森林工业有关的运输、建筑、深加工业、服务业和森林管理业，加拿大至少有1／10以上的工作依赖于森林业。森林产品占铁路运输出口产品的13%和全部出口产品价值额的18%。其获得的纯收益有保持加拿大贸易平衡的作用，超过农业、矿产、渔业和燃料出口的总和。高鉴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第69页。旧式的工业形态是与旧式的阶层形态紧密关联的，也许，这正是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只是老中产阶级2倍多的原因。 加拿大制造业的规模和竞争力要小于一些发达国家。不少加拿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资源驱动型经济有其区域局限性，缺乏技术创新力。由于加拿大经济的特点，联合国甚至曾将加拿大定义为“半工业化国家”。Brooks,Stephen,Public Policy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1993),p50 当代加拿大经济的一个重要进展和趋势是，尽管资源型经济仍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服务经济已经扩展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今天，虽然从产值和职工人数统计，森林工业是加拿大制造业中最大的部门，但是，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加拿大大部分产品来自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幅员广大、居民稀少的国家，加拿大还拥有十分发达的通信和交通行业。这使得加拿大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服务行业的比重较高，而制造业比重较低。 由于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学家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货物生产”与“服务生产”两大门类，原来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归人“货物生产”门类，而服务性生产部门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重点。货物生产部门有农业、林业、矿产、渔业、建筑和制造业。服务部门包括非经营性活动(如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商业性生活服务(餐饮、娱乐、私人护理)、贸易(批发、零售)、交通、通讯、公用事业、金融(包括保险、地产、银行、投资)和法律。 产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1951年加拿大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6%，1971年下降到5%，1981年为4%，1996年为2%。如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那样，二战后加拿大的农民虽然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仍具有影响，但已不再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20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以电子通讯、航空航天、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兴行业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通讯、商业、金融、各种服务行业、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越来越大的第三产业（或称服务行业）。张扬基：《枫叶之国加拿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59页。 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白领工人的数量增加。至1985年，加拿大第三产业部门的雇员就占了全国总劳动力的74%，而生产部门只占26%，白领工人已经在人数上超过了蓝领工人。而在白领工人中，有了一个由高层行政和工商业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和科技工作者等组成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的职业性质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使之与一般的白领工人区别开来；但他们没有自己的企业和资本，只是为雇主或政府工作，在这一点上又与一般的白领工人无异。从加拿大的情况看，二战以后，在白领工人中最有影响的是政府开办和管理的公共事业部门中的职员和联邦、省、市政府各部门中的雇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富有斗争策略，在二战后取代了农民和产业工人而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蓝领工人的关系，对整个加拿大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巍：《二战后加拿大工人运动的新动向》，济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 现在，加拿大7/10的就业人员在服务部门工作。1990年，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是农业劳动者的两倍，食品和宾馆业劳动者超过矿产和森林业的劳动者。货物生产部门效率和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使大量剩余劳动者能够向服务行业转移。1911年，约66%的劳动人口直接从事货物生产，而33%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到1987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尤其是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服务行业中来。在联邦建立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50%，1987年则占不到4%。从1867年联邦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务业保持稳定但缓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原料产品和制造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需要更多的第三产业提供生活和服务保障，如运输、仓库、会计、通讯和其他辅助行业的支持。现在一些服务行业提供过去由公司内部行使的职能，如资料处理、专业咨询、产品设计和保养。特别是教育、医疗和福利部门从业人员迅速增多。在1960～1970年代，许多人认为计算机和其他技术革新将代替人的工作；然而，这些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门类也创造了过去许多没有的岗位。计算机普及以来，增长最快的职业是秘书、普通职员、销售人员。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7页。 服务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和新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造就了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蓬勃发展。从表6-4我们可以看出，占比例最大的服务部门是贸易、医疗健康与社会救助领域。而这两个部门正是白领阶层最好的孵化器。 表6-4最近5年加拿大产业人口分布单位：千人19992000200120022003所有产业人口14531201490970150768015411801574600货物生产378580386780386250394260398610农业4103372632863303395林业、矿产、渔业、石油与天然气业267528329312722897公用事业1158116412313151315建筑业77488156843388289314制造业221740228020227450232620229400服务生产10745401104190112142011469301175990贸易224830231810238360243000246070仓库贮存与运输74457798773275627668金融,保险等8629867874589569362艺术,科学与技术服务905945998799339995商业与建筑业服务50725462555359146122教育服务982697489662101590105030医疗健康与社会救助144440152640154210160700168430信息,文化与娱乐6306655707270487045餐饮与旅店业92489606976100390102230其他服务72166958682769327079公共事务管理7742761776647788152*统计截止日:2004-08-16，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SIM。 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后果之一是妇女就业率的迅速提高和女白领人员的增加。随着生活服务从家庭进入社会，妇女随之进入劳动力市场。战后加拿大的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达到劳动年龄(15～65岁)人口中已经就业和正在寻求工作的人从1946年的55%增长为1981年的647%。妇女不断加入劳动大军，是整个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从1946～1981年，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由247%增长到5160%；而男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从851%下降为783%。 与此同时，出生率的下降和家用电器的普及有助于改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公共事业部门的扩大和服务性岗位的增多，使妇女有更多的条件找到合适的工作。从事低收入佣人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少，大量教师、护士、秘书、职员和清洁岗位由妇女承担。80年代加拿大服务部门60%的岗位由妇女占据，职业妇女占将近整个劳动大军的40%。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8页。 三 知识阶层的增长与新中产阶级的兴起
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全民教育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也从根本上造就了知识型的加拿大中产阶级在新职业维度上的不断生长。
此外，二战后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也是加拿大社会文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广播和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对国土辽阔、居住分散的加拿大人来说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引用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来说明广播电视在加拿大人民中的普及程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1992年和1994年所公布的世界最适合“人类生长”国家评选结果，均将加拿大列为首位。1994年的结果是根据1992年世界上173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寿命及教育程度三项指标而评选出来的。其中，加拿大在教育水平一项排名最高。教育投入是加拿大政府仅次于社会福利事业的第二大预算开支，大部分教育经费来自政府(主要是省、市政府)。 表6-51961～1983年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单位：％家庭拥有的196119651970197519801983至少一台收音机976964975984989992两台或更多的收音机293346538646644697至少一台调频收音机7424156981790496至少一台汽车收音机345472623701751—至少一台调频汽车收音机———221424—至少一台电视机908955977978986991两台或更多的电视机3712126372447506至少一台彩色电视机——97497803909*数字来自兰多《1930年后的魁北克》（Linteau,PaulAndré,Quebec Since 1930 Toronto,1991,p556），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178页。 80年代末，加拿大整个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平均每人1340加元，平均每个在业人员2700加元。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口中有569%上过中学，317%上过中等专业学校或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114%有大学学位。加拿大小学生入学率居世界第一。100%的10岁儿童在公立学校就学。1992年加拿大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4%，所占比例超过美国50%，仅次于挪威的76%。在加拿大，中心城市公共教育体系运转良好，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公立学校不存在资金预算或教育质量的严重不平衡状况。良好的教育体系保证了加拿大产生一代又一代中产阶级，并且具备必要的文化和道德素养。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3～134页。 与教育发展相关的是，女性在社会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受到了平等的重视，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新的职业女性不断成长，构成了加拿大新中产阶级势力增长的重要源泉。表6-65年间加拿大获得大学教育资历者的性别与人数比较*1995～19961996～19971997～19981998～19991999～2000加拿大总体178120173935172075173575175555男7511073045719407220072765女103010100890100135101375102790社会科学6786066665670206699067775男2903028420279902830028245女3883038245390303869039530教育学2979027810259552676527015男86958040756577407735女2109519770183901902519280人文学科2235521370208152044520150男82758035759074207315女1408013335132251302512835医疗健康1290013075126601270511935男35203460351532953210女93809615914594108725工程与应用科学1306512765128301268513235男104451012510120990510045女26202640271027803190农业与生物科学1140011775122051253512435男47554780477548104770女66456995743077257665数学与物理学9785974099901046011250男67256750687572007595女30602990311532603655纯艺术与应用艺术52055205526052005335男17801705173517401715女34253500352534603620艺术科学57605530534057906425男18851730177517902135女38753800356540004290说明:包括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以及毕业和肄业等教育资历。 四 社会保障的提升与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加拿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还与这个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有直接关联。社会保障指维护、保护和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标准的公共立法和计划。国家公共部门通过货币和社会服务形式实施调控，尤其是通过调整国民二次分配政策的方法，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增加富人个人所得税，减轻平民之税收，并将税收之大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如卫生和教育机构。这样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迅速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从哑铃式的二元社会结构，转变成橄榄球型的、突出不同层次中产阶级成长的多元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了民主压力，缓和了阶级冲突。联邦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力图寻求某种力量和利益上的平衡，照顾了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它的具体实施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也从侧面帮助了较低级的社会阶层也可以不断向上流动，保证了中产阶级在力量和品质上的与时俱进。 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保证所有加拿大人拥有起码资源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享有基本的社会服务以保持他们的福祉”。Statistics Canada,Canada Year Book 1988 Ottawa,1989,pp6～7联邦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加拿大RB贝内特政府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史称“贝内特新政”。194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计划——《家庭津贴法》(The Family Allowance Act)，这个法律规定，应该根据抚养16岁以下在校子女的数量，按月向父母直接发放儿童补助金。联邦政府还设立了新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全国社会保障事业和退伍军人福利的管理、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立进程加快，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由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的保障和福利标准，各省参与这些福利保障计划并对项目进行管理，个人直接领取或享用各类福利救助金。1951年，加拿大通过《老年保障法》。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计划，轰轰烈烈展开“反贫穷之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提出“公正社会”目标，对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对策研究和立法。1964年，加拿大通过全国性的养老金计划，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并于1967年在各省付诸实施。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是1966年的《加拿大补助计划》和“确保收入补贴”。《加拿大补助计划》取代盲人津贴(1937、1952)和失业补贴(1955)，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提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计划支付50%的经费；后者被称为“负所得税”，对达不到一定收入标准的领取老年保障金者提供额外补助金。《加拿大补助计划》目的是改善各省社会补助标准的费用分摊项目，它第一次在公共福利中推行国家标准。作为得到联邦50%的福利费用补贴的前提条件，各省须同意支付另外50%的福利资金，并不附加任何居住资格限制。这个计划结束了以前基于区分“真正的穷人”(如盲人、失去能力者、老人和单身母亲等)和“非真正穷人”的类别与框架，而实行一个统一满足省社会补助财政需要的项目，其中也包括对“非真正穷人”类别(即身体健康的失业者)的求助规定。《加拿大补助计划》对公共补助中的申请程序做出具体规定，提高了社会保障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姜梵，同前引书，第347～348页。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加拿大也扩大了福利计划。1948年的《全国健康医疗金计划》(National Health Grants)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院建设提供一半资金赞助。1957年根据萨斯喀彻温等省的做法，渥太华通过《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由联邦和各省分别承担50%的医院费用。该法的有关规定后来发展为加拿大医院保障的5项原则：公共管理、全面综合性、普遍性、可转移性、可接近性。到1961年，所有各省都推行了与该联邦立法相吻合的计划。50年代加拿大开始向高等学校提供财政补助。1967年新的《财政协调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担各省高等教育机构经费的50%。但由于70年代后期联邦财政困难，联邦政府又通过新的立法，不再为各省高校经费承担特定份额。同上引书，第351页。
以魁北克为例，1984年该省居民的收入保障系统是由下列的要素提供的：数字来自Linteau,PaulAndré,opcit,
p469,转引自姜梵，同上引书，第181页。基本最低收入 职业训练补助加拿大社会福利事业起步不早，但发展速度不慢，社会福利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1年是加拿大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趋于健全。这一年加拿大国会对《失业保险法》重新修订，扩大了保险范围。经过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政府支出增加，大大提高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标志加拿大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 如果20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自愿性的福利组织(如儿童救援会、盲人国家机构等)开始，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只用7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一些国家花费一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福利制度在加拿大人民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整个社会在福利的框架里运转良好，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够具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条件，即使是“穷人”阶层也能够保证衣食基本无缺，他们本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受教育和积极奋斗成长为新的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层级的富裕人群。 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政府工作人员或“公共公司”(crown corporation)。 表6-71910～1980年代的加拿大的主要社会保障立法*时间法律时间法律1918养老金法1957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士兵安置法1961残疾人休假康复法1927老年津贴法1964青年津贴法1930～1937失业救济法1965加拿大养老金法1941失业保险法1966加拿大补助法1943～1944退伍军人宪章1968医疗保健法1944家庭津贴法1971修订失业保险法1951盲人法1973修订家庭津贴法老年保障法1975配偶补贴老年补助法1977联邦一省财政协议1954残疾人救助法1978儿童退税法1955修订失业保险法1979扩大配偶补贴1956失业救助法1984加拿大保健法*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ada Year Book 1988 Ottawa,1989,pp6～7 二战以后，为政府工作的加拿大人越来越多。在1950～1960年代，各级政府尤其是省、市政府教育和卫生部门所雇用的人员大量增加。1960年，政府雇员只占全国就业人员的86%，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到80年代，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国营公司的雇员占将近全国就业人数的l／5。渥太华和各省会城市的权力和人口都在增长。虽然政府控制着相当数量的第一、二产业部门的生产，但其主要开支还是用于服务行业。政府雇员人数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政府实际公共开支的增长。政府公共开支从1947～195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整个工业化时代，政府开支的增长比较缓慢。1867～1960年，政府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加到30%。而60年代以后，政府预算迅速膨胀，198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82%。从1947～1985年，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幅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的96%。政府开支的将近一半是购买商品和劳务，其他则属于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调节，通过家庭津贴、养老金、退伍军人津贴、医疗保险、地区发展计划对个人和地区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联邦政府在通讯、交通和社会保障方面扩大了投入力度，而各省则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和公路状况。各级政府增设机构，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1960～1980年，联邦政府的开支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上升到16%，而各省和市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将近一倍，由16%增加为30%。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9页。 联邦和省级政府所属的公共公司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部门之一。这类公共公司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政府通过这类公共公司而不是由政府机构本身，承担私人公司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服务领域。这些公司的相对独立运营，可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行政干预。最早的公共公司成立于19世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规模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的大量公共公司在战争结束后被解散。最有名的联邦公共公司有加拿大全国铁路公司(成立于1919年)、加拿大广播公司(1936)、加拿大航空公司(1937)，省属公共公司有安大略水电公司(1906)、马尼托巴电话系统公司(1908)等。现在各级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共公司为230个，所雇用的职工不到全国就业总人口的5%。但这些公司拥有加拿大将近l／4的总资产。国家公共公司在整个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分布很不平衡：在1983年电力部门中公共公司占雇用职工的80%和总资产的95%；在通信部门分别约占42%以上和28%；在交通部门分别占将近50%和40%。Brooks,Stephen,opcit,pp167～168 政府工作人员的积聚和公共公司的不断繁荣，无疑使得加拿大的社会结构更加趋于稳定。他们以不多的人口份额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较大的比重，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雇员和准国家雇员找到新中产阶级成长的理想起点。 五 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 回到文初所提到的故事中，戴维·雷征引这个城市建设的事例，是试图从经济、文化、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方面，描述加拿大八十年代都市化时期的社会图景。本文有关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的综述，除注明外，均编译自Lay,David,opcit。 当此之时，加拿大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面临着三大转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福特主义时代（Fordist）转向后福特时代，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在社会发生转向的同时，城市的人群构成发生了大的分野，专业性的经理层人员占据了城市工作人口的30%，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加拿大各个都市的面貌。 加拿大1970年代产生的新的社区体制，发生于所谓的“第四等级区住所”（quaternary），环绕着这个新的区域，整个商业区形成了一个为低工资水平和低购买力水平人群提供缓冲的内城市（inner city），在这个内城市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城市居民的改迁，这种社区已改变成一种共管公寓。这些以往被工业和化工厂的化学光雾笼罩和折磨的社区，不仅破乱不堪，而且曾经备受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冷遇；但是在新中产阶级人群崛起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它们得到重新改造，并成为房地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个新的机遇也是新都市化的转机。城市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政客阶层，由这个阶层组成的政府采取了高参与度、接近性的政策，不断提出具体的城市改建措施，改造旧的内城市，并且将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引入该社区，社区于是开始了“城市贵族化”的过程。 生活在这个社区中的“贵族”（gentry）并不是均质的单一阶层。这里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可以塑造的单一城市性格，这里涌动的是一种折衷的多元。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城市改建和结构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以及嬉皮士运动。在这种民族心态下，一种潜在的力量试图改变整个城市的图景，将这个城市改变成一个对“工业化城市的诗化欣赏”。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审美的蛊惑。 发生在加拿大诸城市的城市地理变革是后工业化时代、后福特时代下的一个小气候。在这方面，丹尼·贝尔曾经提出过他的一个论断：现世社会正在进行着一种转变，转变成一个由白领阶层掌握的职业性、专业性的科层社会，过去的工业化的生产型机构已在这个过程逐渐衰落，转而由文化型、专业性的科研机构控制整个社会。这些新阶层包括专门的技术人员、经理人、知识阶层，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带紧密的社会聚合体。该社会对先锋艺术的亲和以及对视觉性感官型的艺术的容忍，逐渐使得这个社会不断消解来自媒体、社团、政府的影响，熔铸出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 戴维·雷从198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入手，详述了该时期加拿大的经济变动：1982年，加拿大的国家经济遭遇大萧条，在35万普通工人失业的同时，第四产业的人员却保持了93%的增长，每6人当中就有4人被重新雇用，第四产业的主要门类（如职业性专门型部门、管理型部门、经理层部门和技术型部门）在这一萧条时期的就业增长率为265%。 戴维·雷称产生于第四产业的这个阶层为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该阶层包括了所有的管理型阶层和技术型社会聚合体，这个阶层作为文化的新阶层，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观念和城市意识,他们的这些特殊性不断地定义着新的城市地理。 从一系列加拿大大都市（如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渥太华以及哈利法克斯等）来看，都市的贵族化和布尔乔亚化是新城市运动的关键词。 以新城市运动的一个代表——温哥华的Fairview社区的整体改造为例：不断有新的高阶层的人员入住该社区。这些新住户大多数为专业性、经理层人员，他们大多在城市商业区的公共部门工作，如教育、医疗、政府部门等等。这些人当中，年纪大多在35岁上下，处在事业发展的中期。 戴维·雷指出，这种转变并非局限于温哥华，在当时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均有所体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加拿大中部城市当中，城市化的重点是改建原有的木质结构的房屋而不是拆迁重建。在大城市当中，这种城市升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举例说：在伦敦，旧有的私房租赁方式被抛弃，新采用的共管公寓形式启动了1966～1981年房屋建设基金的45%。在70年代末期的纽约，由于贵族化过程的影响，每年有10000～40000户的原租赁住户被改迁。简而言之，原有的都市内城市不再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庇护的缓冲区。 夏考尔老太太的故事，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房屋的改建过程，而且是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心态史的变迁。显然，当时，加拿大大多数市民都拥护“适合居住的城市”这一理念，因为更多的人看到了福利化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这些人群受到良好的教育，通常是职业化、经理层人员出身，受聘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组织，职业大多为教师、社会工作者、建筑师、律师；这些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阶层的人员并不完全是上文提到的迁入社区中的中产阶级。诚然，共管公寓的居住者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但是他们更多的是私有行业的业主，更倾向于关注私有行业利益。而这里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相反，大多受聘于前文所述的公共或准公共部门，他们尊重城市的旧有遗存，并相信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并非政府的单方责任。但这两个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点：向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享受中心城市的大都市生活。 发生在加拿大主要城市的运动是有关社会、城市空间和政治的多维重塑，它可以被纳入更宏阔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之中。这期间，一系列的运动定义了该时期：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特别是发生在1968年巴黎的学生运动以及发生在西方世界二战后的反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正是这种繁荣招致了世人对它的批评。 这样的情形似乎准确地回应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理论：在分析1970年前后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时，丹尼尔·贝尔发现了正在形成的潮流——社会的职业结构逐渐被一个白领阶层的人群所垄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专业化的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大学和科研机构取代工厂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机构。伴随这一趋势而产生的大量专业化职业者，如经理层人员、教授、技术工人，逐渐享有与其地位和身份相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特权群体并直接影响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后福特主义问题，是与新中产阶级和后现代城市问题相关的问题。戴维·雷认为，后福特主义的理论着眼点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之相比，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多得益于社会哲学和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如果说后福特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的论述藏于宏观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之下的话，后现代城市的理论则完全彰显出来，直接描摹出它对于都市图景改造的事实。 戴维·雷认为，在与2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社会危机搏斗的同时，现代运动的领袖们一直醉心于乌托邦式的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在二战之后，城市高楼林立、公路纵横，城市的图景被标准化的生产线文化所改造，城市封闭、拥塞、密集。福特主义建筑形式在60年代仍然没有消亡，由于当时福利国家政策的形式渗入大都市地区特别是商业区和内城市，该区域又正在进行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交通系统，这使得都市的构建整齐划一，城市建筑呈现同质化的特点。如果韦伯在理性化的社会发展和日益空洞化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的话，这种现代都市的构建几乎已将现代社会的祛魅过程刻写下来，成为一个标准的城市范式。 而总结起来，造成福特主义衰落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福特主义对大众消费拉动乏力，这是因为大众抵制统一化的大众生产的产品；在城市建设方面，福特主义同质化、单面向度的城市观已经过时，这种城市建设理念常常忽视、有时甚至是完全摧毁蕴涵当地城市传统和文化的建筑。 对于20世纪以来大都市结构转变的论述，不同的学者侧重点各不相同；在都市社会和都市空间的转变的普遍性这一方面，均能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在阶级、性别、种族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总的说来，来自三个方面的片断研究共同构建起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理论，它们是：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社会的转变的研究。三者的研究针对的是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转型等诸多方面，关注的都是贵族化过程的重要历史时期1965～1975年。 这三种理论都认为，尽管社会转型的最终样式受当地具体情况的影响，但是，它们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找到相类似的表现。这种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都市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之一就是表现在西方大城市当中的贵族化。 显然，这里所展现和分析的加拿大都市地区的图景，是新中产阶级崛起和中心城市重构这个世界浪潮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最为有力的一部分。 六 削减福利与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平衡 大约20年过去了。从全球角度看，福利型国家政策在最近的10多年间走到了它的福祸相依的转折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在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经济的同时，失业问题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失业规模大，失业率高；结构性失业是失业问题的主要表现；失业具有非周期性；失业的范围广。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95年上半年，美国失业人数已从1990年的687万增加到767万，但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估计，算上隐性失业的人数，美国失业人数至少有1300万。欧盟自从1992年以来，平均失业率一直在96%以上，至1999年上半年，失业率高达114%，失业人数达到1800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9年上半年，日本的失业率达到5%左右，这是日本40年来的最高纪录。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失业不只限于“下层阶级”，包括白领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成员也面临着失业的考验。受自动化浪潮影响最大的是蓝领和白领工人，而现今掀起的企业改革风潮，影响到了社会的中间阶层，威胁着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群体——中产阶级。西方企业正在迅速地改革其组织结构，以使其适应于微机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取消了传统的管理层次，缩小了工种分类，缩短了生产和分配流程，简化了行政管理，其结局就是大量的管理人员失业。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大约裁减了150万个中层管理职位，进入90年代，裁员已延伸到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宋波：《西方发达国家就业政策及启示》，重庆：《改革》2002年12月17日。 而在加拿大，1990年代，联合国专家批评说，加拿大的失业率高达112%。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74%，加拿大政府开支的81%用于失业，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而且，加拿大的收入分配太不平等，分配差距小于美国和法国，但超过日本、瑞典和挪威。加拿大20%的最高收入者是最贫困者收入的7倍，而在日本最高收入者平均只是最贫困者收入的4倍。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0页。 最近的4年间，加拿大的失业率有所下降，最新的统计表明：2004年底的失业率有望回落到7%（参见图6-1）。但最高也曾时常达到8%以上（2001，2003）。图6-1加拿大2001～2004年失业率的变动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SIM。 失业率在1990年代升高的原因何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认为对加拿大失业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对人们成为失业者支出得太多”。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0页。对于这样的结论，尽管有不同见解，但是，有关福利国家政策的改革的呼声却是一致的。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摸索改革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典，到198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对颇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头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是“折衷”的。他们接受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他们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其劳有所得。社会福利开支也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 其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杨宜勇：《透视中产秘密“第三条道路”与中产》，北京：《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期。 在加拿大，政府和经济学家也在尝试某种必要的削减和调整。1971年《失业保险法》的修改，扩大了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了保险标准，标志着加拿大社会保障“达到相当高度”。《1998年加拿大和世界百科全书》(The 1998 Canadian & World Encyclopedia，CD版)，麦克莱兰与斯图尔特公司，多伦多，“社会保障”条。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49页。从此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出现某种停滞或萎缩。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升高、政府收入减少、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的超额开支以及养老者队伍的持续扩大导致商业经济部门强烈主张削减公共开支。 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1981～1983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超过两位数，生产下降，税收大大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虽然特鲁多政府开始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它也通过了《加拿大保健法》(1984)，支持全国健康保险的五项原则，增加了确保收入补贴。真正的转变开始于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恶劣的经济境遇促使政府仔细考察了社会保障计划开支，提出了紧缩政策。有些人认为家庭津贴和老年保障金等普遍项目超出了现有经济承受力，要求重新改变和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的呼声上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等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有关“削减”政府开支的主张，刺激了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势力。他们支持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以改善加拿大经济，增强加拿大在产品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保守党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导致加拿大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与更自由的地区和全球贸易相竞争的经营能力。保守党政府指出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4个缺陷：支出水平过高、项目没有充分针对最需要的人、公共补助成为劳动收入的替代、收入保障项目削弱了劳动动机和自食其力。在1988年议会选举中，进步保守党因为其自由贸易政策而获胜，要求削减社会支出的呼声很快上升。在医疗保健领域，保守党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拨款制度，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社会福利计划带来一种“市场精神”，为医疗保健的私人化铺平道路。 从1984～1993年，联邦政府逐步将老年保障金降低到一般中等收入水平，减少并最终取消家庭补贴，缩减失业保险的人员范围和标准，改变《加拿大补助计划》中3个富裕省份的社会服务开支的分摊比重。1991年，渥太华限定对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和安大略等省的《加拿大补助计划》拨款增长额不超过5%，使《加拿大补助计划》等社会福利项目开始衰变，被称做“《加拿大补助计划》之紧箍咒”和浸入社会福利制度的“病毒”。肯尼斯·G普赖克和沃特·C索德伦德：《加拿大剖视》(Proliles of Canada)，第2版，多伦多，1998，第207页。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2页。 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执政后，继续调整和压缩了社会福利开支。1994年1月，自由党政府就职讲话中宣布将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广泛审查，预示着9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变化。人力资源发展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进行了广泛咨询和调查研究，起草了《社会保障考察报告》，提出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改革失业保险和联邦政府对各省保健、高等教育和福利的补助。1995年2月，财政部长提出的财政预算阐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日程的时间表，反映了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责任上的“历史性退却”。社会保障事务开始被看作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同上引书，第208页。 1996年6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被撤销，有关全国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务由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开发部和卫生保健部分别负责。加拿大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的举措，曾引起国内一片抗议浪潮，各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但由于对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包括老人保障金)等保障项目没有作较大的调整，维持了公众的生活安全感和社会信心。以上有关加拿大福利制度变迁的资料均摘编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1～353页。 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加拿大各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社会不平等可能在短期加剧，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开始从体制根源上帮助产业的发展，提升低级阶层的竞争和生存能力，从而根本上促发阶层的流动。从当前世界经济潮流和加拿大的经济指数走向来看，加拿大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 今天，加拿大的各阶层的生活趋于新的社会平衡。2001年8月30日，由美国研究顾问公司Runzheimer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的调查表明，加拿大的中产阶级生活花费处于比较适中的水平。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调查显示，要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全球不同的城市花费不同。
各地中产阶层生活费（港元/年）分别为：资料来源：《星岛日报》2001年8月30日。汉城（韩国）136万； 以下是一个更为细致的生活史事例：加拿大一家年收入为137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收支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一瞥在当前制度下典型的中产阶级加拿大人的生活品质和所面临的生活负担。资料来源：多伦多信息港（wwwtorontoservicecom/）。上网时间：2004年11月18日。income收入
妻子收入$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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