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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者和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帝国。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共生的有以下一系列形容词：民主、平等、大同、共同富裕、稳定等。这些附着在“中产阶级国家”令名之下的属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个富裕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认为美国和以往所有富裕国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贫富悬殊，它的富裕是被大部分人共享的。人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贫穷，政治清明，社会问题都会随经济的发展迎刃而解,教育、科技的成果和管理、专业人员新阶级的壮大使美国成为一个自动化社会。总之，很多人认为美国不再有贫富两极对立，它是一个同质性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大同”社会。所以，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的环境下（美国国内战争、暗杀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出现普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城市处于危机状态中；人们面临着日渐迫近的生态灾难等社会恶性现象），即使社会评论也对美国现状表示怀疑，而美国民众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也从未波及到美国是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观念。人们仅仅对这种理想蓝图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越战这个突发事件，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关系；城市危机也被视为是人们上升的期望值和经济公共部门相对不足的后果；贫困问题则被视为种族危机的表现，是种族歧视将有色人种排斥在普遍富裕之外的。

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衍生与美国人独特的社会心理相关。正如上章提到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因此，很多学者根据此测验将美国乐观地贴上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标签。但是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答案的粗略之处：这次调查的组织者在向应答者征询：“您认为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时，只向应答者提供了三条选择答案：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个问卷是很粗糙的，因为出于趋同心理，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中等阶层。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大多数民众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而且，阶级心理的形成不仅与该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加以分析。

在美国，自居中产阶级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往往与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多数人声称自己为中产阶级，但是“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福赛尔在《格调》一书的开端就不无讽刺地描摹出美国人对平等神话的本能迷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和白领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神话有助于消除等级森严的不快，另外也给了工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对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管理者而言，神话将他们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特权合法化了。简言之，中产阶级神话源于人人平等的母题。与其说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为一个社会事实，毋宁说这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经济诸因素相互影响、纠结生成的主观建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美国神话”。

一 神话的缘起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美国神话形成的客观基础。殖民时期、独立战争时期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岁月”等独特的美国历史经验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人“美国例外”的民族心理。历史集体记忆、怀旧心理和崛起的大国政治理想与此民族心理有着极大的关联。

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神话必然有其客观基础，“风起于青萍之末”——不存在任何社会事实，也就不存在可夸饰的神话内核，那神话就无从说起。诚如上章所言，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自由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而历史文化因素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新大陆开辟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政治乃至经济机会的均等性、文化的夷平性。新大陆的殖民者往往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被放逐者，他们对欧洲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一种本能的厌恶。1620年，102名清教徒为了逃离本国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抵达了新英格兰殖民地，在上岸之前，这群移民即拟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由41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由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精神的雏形在五月花号上已然形成了。移居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虽有许多差异，比如阶级地位的高低与不同，但在新大陆百废待兴的环境中，谁也无法保留自己原有社会地位和特权。他们熟悉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他们也开创了自治的传统，移民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平等的。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理想的根本基础。“美国是自觉的、有意识地要把自己造成一个新国家……人人平等,都有争取成功的自由,没有人受到排挤和压迫……学校里是这样教的，文字和历史书也是这样证实的，全国普遍接受，并成为美国箴言的组成部分。”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7页。在只要有理想几乎就能实现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人的自信心就是这样积淀了下来。这种社会心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平等主义心理倾向：在美国，机会、财富对所有的人敞开。这种心理倾向一直持续，甚至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理解美国现代社会的先验模式。所以，即使早在20世纪初开始之前，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阶级压迫、剥削以及贫富悬殊等各种“阶级社会的标识”，已然不比任何国家严重。在至少不比其他国家逊色的社会环境下，美国人依旧自认为美国是平等、大同的中产阶级国家。“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以往的好几代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成‘中产阶级’，但在所有的欧洲人中有一半自称‘工人阶级’。”

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41页。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记忆的力量所在。

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大陆开拓时期阶层间流动和上升的容易之处：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期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1700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较高……记录说明，17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20～500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12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早在建国初期之时，阶级间的流动是相当顺畅的，这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愤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1700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同上引书，第113页。这种情况正是美国梦的渊薮，我们可以在很多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见美国梦的痕迹。美国人在遥想这段黄金岁月的 同时，不免发出“祖上曾经阔过”的感慨，像任何一个富贵之家的后裔一样，普通美国人在叹息的同时总梦想昔日美好重新再来。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对美国民族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于平等的理想，早在殖民地初期的新文化风格的追求上就可见端倪。趋同性和标准化正是美洲殖民地文化的特点。“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比在狭小的英国故土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定居者坚持讲他们祖国的语言，他们在新世界到处流动，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也经常变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更趋统一了，整个北美大陆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很快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口头语言……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都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同上引书，第307～309页。在美国，无论移民来自何阶级，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英语。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对群体认同和心理模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语言极可能是一般民众阶级认同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趋同性是整个美国社会在心理上趋同于同一个阶级的基础条件之一。“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像贵族那样讲话。”同上引书，第331页。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和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只有从开拓之初新大陆上充盈的平等文化特性解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为何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中产阶级就是字面上的“处于中层”、普通人、老百姓，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对美国人而言是无法理喻的。虽然“社会调查看，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当被询问时，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不承认是穷人。在个人奋斗受到推崇的美国，贫穷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栾国生、姜鹏、区粤秀、于保政：《美利坚沉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39～140页。

美国的这种平等的“中产阶级”观点也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和历史先驱的人格中。首先，美国诞生在理性主义、“平等”概念盛行的年代。这种平等也是美国先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新大陆第一批殖民者对于平等社会的建立就是依赖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蓝图。美国的殖民时期，虽然土地广阔，但几乎所有的黑人和五分之一的白人都处在贫穷之中。但即使如此，美国在前革命时代也从来不是一个存在大量剥削阶级的封建制国家。经济数据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时期，美国从未有过像欧洲18世纪那样普遍的贫困。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摆脱了像欧洲那样工业化发展的残酷和非人道。“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丹尼尔·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215页。信奉平等思想的立国英雄也正是按照这个理想行动的。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转折点，《独立宣言》表达了“追求幸福”的信条，富兰克林认为人们应该按自己所需拥有财产，多余的属于国家。这次革命不仅扩展了新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机会。各州都没收了很多原本属于富人兼并的土地，土地的再分配也遵循了经济平等的原则。另一个举措是西部的开发，地广人稀促进了美国的自由，减少了贫穷，加强了民主精神。Parker,Richard，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Liveright Press,1972）,pp51～60即使是现在，美国人依旧将《独立宣言》视为世俗圣经，无论现实是否真是如《独立宣言》上所描述与规定的那样，出于英雄记忆和历史理想，美国人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总走在平等大同的道路上。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的蓬勃年代、黄金岁月。很多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50年代大加赞美之辞，称之为“原子时代”、“科技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而且，还盛行这样一种美好的说法：在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没有造成像在欧洲那样的阶级间的经济鸿沟。很多科学家认为美国进入新纪元：人们将有更多休闲时间；机器将取代人力；人人会得到教育等。他们还认为政府会依靠专业人员妥善解决一切贫穷和不平等。在学者的臆想中，唯有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有走向平等的趋势，这种走向可以清扫特权，特别是可以清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整个国家成员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平等。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认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部分美国人带来恐惧的回忆，美国人希望安全、稳定和物质财富。这种希望与五六十年代那段美好的回忆扭结在一起，铸成了美国人特定的平等理想。美国“中产阶级国家”神话的泛滥和美国的大国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经历了18世纪前塑造自我的民族化之后，美国进入了表现自我的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强国，中产阶级神话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接受。“理论，作为神话有其自身的价值。……当权者和知识分子利用这些神话来阐释他们经验中的事件发展过程，来诉说民族或国家的英雄们的故事，并以此来为他们的稳定感、意志力、自信心、自豪感提供佐证。就其功用性而言，它们能够中和抵消认识分歧，同时也表达了一个社会中人民的观点和见解。”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和衰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75页。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中产阶级也进入一些决策机构，所以很多民众就乐于这样推测：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大多数人归属的社会阶层，这个新阶层的社会体验和自己的经验是同一的，既然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体验，那也可以被视为整个美国的经验。这样美国大众成功从心理上转化并定位成为国家的决策阶层。很多美国人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理解、预测美国的未来。神话最终的确立还帮助了日趋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中的精英获得了凌驾于其他群体上的霸权。这个霸权很少被挑战的原因是“新阶层”（即上层中产阶级精英）认为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的神话包括若干母题。20世纪上半叶的繁荣使得美国的自信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美国的目光想要看得更远。从1941年《生活》杂志上的“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抛出“普通人的世纪”的构思都是美国表达世界霸国雄心的宣言。这些宣言极具乌托邦的浪漫色彩，将全世界视为想象框架，而美国理所当然坐落在中心轴线上。这些宣言服务于美国国际大国的自信形象和国内的社会整合。将自己的国家塑造成为平等、民主的大同社会对美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至关重要。国内形象是国际形象的基础，也是有能力参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的来源。只有先将自己想象为理想国，并将此完美的形象辐射到全世界，才能获得资格和能力对国际事务发言。“倡导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后来成了冷战中美国国内的外交辞令，早在冷战开始之前，它就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重中之重了。”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11页。除了经济、军事的实力，美国还要成为“民主国家”的楷模，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指点时务。如此，作为美国普通民众幸福的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成为大众倾慕的对象，因为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它意味着民众普泛的民主权利和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是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是消除经济政治不平等的一剂灵药。这样的观点似乎将整个美国社会都融入中产阶级的熔炉中，全然抹杀了美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问题。这也暗示着，任何发展中国家应以美国的成功模式马首是瞻，唯有接受美国式的制度、价值观，才可能成为被称许的橄榄型社会。由此看来，“中产阶级国家”的宣传和美国的大国理想是相契合的。因为如果认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民主、最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当下所谓的全球化必然就是美国化，是美式理想的全球普适化。

因此，有必要在主观上建构出一个整齐划一、可以将大多数社会成员纳入的同质性阶层，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民众心态的自信与稳定都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不禁联想起伏尔泰的名言：“即使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是否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合适注脚呢？

二 神话的幻灭

上述种种主客观的条件，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曾经的辉煌给美国人的整体社会心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切奠定了美国人关于自己国家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美国平等的、民主的“中产阶级社会”神话遭遇了幻灭。肯尼迪时代的社会危机和越战的败绩打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狂想曲。人们对技术理性的偏执信赖动摇了：因为理想国没有乘着科学技术的东风如期而至。贫穷和种族歧视揭示了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并非是想象中的普遍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日渐显著：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困难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是该清醒认识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时候。

首先，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之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意义重大。“因为当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还不足以达到温饱时，所谓贫富差距更主要是体现为客观生活条件的差异，它是生存与否的差异。而当社会上的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以后，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主观的心态就显得异常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经济地位的认定。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态，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处于下等生活水平，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心态，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第183页。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而言，大多数人对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趋同性的确有助于社会稳定。另外，由于“资产阶级不愿意见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尖锐、敌对的矛盾与不可调和性。于是企图在其中塞入一个‘巨大而无定型的中间诸阶级椅垫’，并以之取代工人阶级的存在……据此得出的一个论点，这个‘中间诸阶级’正在不断地壮大它的队伍。实质上，这一论点的根据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推想思路得出的，即工人阶级可和‘体力’劳动者等同起来，所以人们只需简单地将人口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借此大略地划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陈恕祥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212页。应该看到，马克思的“中间阶层”和西方社会长期界定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的“中间阶层”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划分标准的，这个中间阶层，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就是不稳定性和暂时性。而“中产阶级”，尤其在美国，则是“以家世、收入、职业、住宅和居住地来综合考虑的”。同上引书，第214页。通过这样混淆不清的概念自然会得出宽泛的中产阶级范围。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以及以财富为基础的相关社会资源会日渐集中从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那么，中间阶层必定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或者成为大资产者，或者成为无产阶级。中间阶层在社会中并非一个独立、稳定的阶级实体。由于西方社会划分中产阶级的一般标准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变量，这些可变性极大的因素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可变性。不稳定性也会引发心理的不稳定性。中产阶级的心理焦虑已经成为了当下西方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相当的学者，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将中产阶级的存在视为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学者们对该阶层的流动性和心理稳定程度没有太多的关注。随着工业化、科技化浪潮，美国进入所谓的“雇员社会”，新兴起的这个“新城市中间阶层”——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公司职员等是科技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一度被人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产阶级取代老中产阶级的现象中，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光辉背后的阴影：新中产阶级丧失了老中产阶级最为宝贵的独立性，他们的一切胜绩依赖的是雇主等大资产者，从没有一个阶级像今日中产阶级那样被失业的危机所困扰。他们一旦被雇主解雇，就会显出自己一无所有的本来面目。这种尴尬的情况在当今西方社会那些描写中产阶级者的文学作品,或社会历史学方面的论著中比比皆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阶层从来都被攥在大资产者的手里，失去了工作，他们就失去了一切。

心理稳定感的缺失也导致了自我认同的紊乱和分歧。所谓美国中产阶级扩大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论断呢？40年代《时代》杂志的民意测验结果到了50年代以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呢？

1949年，美国学者对美国人的阶级认同做了一次全国规模的调查，对1097个白人成年男子组成的样本进行询问，给出的四个选择答案分别是：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以及下层阶级。其中选择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为43%和51%，选择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为1%。由此，调查结论为，美国人不喜欢下层阶级这个概念。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第302页。在《格调》一书中，保罗·福赛尔也提到很多美国人对阶级这个词过敏，认为这是个很“肮脏”的词汇。但是主观否认不能抹杀客观事实，美国社会确实存在着相当的阶级差异,即使是主观认同也存在着差异。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在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位上的歧异和模糊之处。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包含一部分熟练技术工人的。如民意调查中心所调查的销售人员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将自己标定为工人阶级。同上引书，第304页。而这种职业现在一般都被归于新中产阶级。所以有学者提出以职业为主要标准来划分并宣布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而且，中产阶级扩大“也回避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将更多的小业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中的‘高收入者’统统塞入这个范畴之中，形成了一个扩大的外延。”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14页。

这样说的依据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划分标准没有一致性，它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划分体系，所以将以职业为主要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并得出中产阶级在扩大，工人阶级在减少是不科学的。有学者认为：“把中产阶级界定为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实体性阶级，既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方式、收入和职业都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劳动方式不能判断一个阶级是否处于被剥削地位，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处在被剥削的社会地位上。无论脑力还是体力劳动都是资本的雇佣劳动，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随科技进步，大量管理职业的出现，只能证明工人阶级脱离了传统无产阶级的蓝领地位。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是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消失而是在知识化、白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正在扩大，力量不断加强。”赵汇：《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论”剖析》，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03第3期，第7～10页。所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化实质是对美国社会的美化。

职业虽然是阶级认同的重要因子，收入、教育程度、同侪交往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社会学家也坦言，即使将这些变量进行综合考虑，也仍有许多社会认同的变化原因说不清。主观阶级认同、阶级意识是阶级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清晰地认识阶级归属，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阶级实体，才能促进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所以，要论证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仍有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本身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地位群体，它同样也存在着内部悬殊。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对阶级下的定义大致相同，指的是依照人们经济状况进行的分类组合。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变量共有九个：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可避免涉及的概念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指那些可使得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需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我们来看看美国中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一些变化。

注重数据的经济学家帕克给我们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起日渐贫富悬殊的美国现实，他认为“中产阶级”这个术语不是一个含混同质的概念，它涵盖了两个群体：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这种分层的标志是职业：上中层阶级是有高学历的主管人员和管理人员，即所谓的新阶层，下中层阶级是蓝领工人和普通的白领职员。他们中“有的几乎富贵逼人，有的却和贫困只有一步之遥”。Parker,Richard，opcit,1972,Introduction,xviii中产阶级的内部异质性可从财富、收入等变量中反映出来。

收入是反映人们地位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19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下限是年收入略低于4000美元——这是联邦政府为城市四口之家所定的贫困线，而上限则很难定位。帕克假定：穷人占据了人口最底层的1/15。政府估计人口中最多13%是穷人。富人占据了人口的1/10。余下的则是中产阶级。1968年，上等中产阶级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46%，下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占22%。如果将富人和穷人的数字放在一起看，情势更触目惊心：1968年，占国家人口1/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收入的27%，而人口1/5的穷人则占5%。即1968年美国最富的1/10的人的收入超过占全国人口1/2中下层人们的全部收入。体面的生活要基本的支出，这些支出占据了固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对于一个城市中的四口之家而言，劳动统计局认为年收入为10700美元能过上中等的生活。这种中等生活的预算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贫困界限，但仍无法和富裕家庭比。现实就是一半美国家庭仍生活在统计局划定的“中等”生活水平线之下。通过这些数据，帕克向我们展示了1970年代“收入平等”的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1993年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7。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对1992～1993年总收入在社会各阶层分配的调查，我们看到，社会财富正在向占社会人口少数的高层流去，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收入水平也正在向下层阶级靠拢。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25页。

收入不平等只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神话质疑的一部分。研究人们的经济地位还要关注财产问题。1969年，人口中的1/5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作长远投资之用。几乎1/2的人存款少于500美元，顶多1/3的人才有2000美元以上的存款。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突然失业，或一个家庭成员受伤需要长期照顾，或一个孩子考取了名牌大学，那么全家的存款可能会顷刻告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新的消费方式引发出的社会问题。“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提倡浪费……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方式。通过将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们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及其他日用品。通过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79～280页。要置办现代文明的必需品——房、车、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的必要方法之一是贷款。贷款涉及家庭是否有能力承担债务。1962年，收入在1万～1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55%贷款超过5000美元，然而，2/3的年收入在3000～5000美元的家庭的流动资金不超过500美元，更无需考虑只有上层中产阶级能承担的贷款了。所以从收入和财产两方面的差异来看，经济不平等是70年代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

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趋势一直在持续。很少有美国社会学家将富人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国家政策也只有最低工资限制，却没有最高收入限制。自50年代中期，富人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不断增长。1960年代政府统计数字表明：占人口上层中2%的富人的总财产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这种现象在7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如此，财富在向上层富人集中。

富人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了更多富裕社会的利益。真正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生活品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金钱、权利、荣誉，他们过着大部分人们不能想象的生活。对于富人而言，金钱不是生活的基础，而是娱乐的工具。他们的收入之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比政府救济穷人的计划基金要高出数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新崛起者，而是亿万富人的后人。对富人仔细的调查可以给“财富体现了美国自由企业活动”这一观念狠狠一击，而且他们的企业大多有政府的保护性垄断。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尔夫的统计,“1983～1989年，美国增加的财富，足足有99%集中在最富裕的20%家庭，最有钱的1%的家庭，更掌握了62%全国增加的财富。”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9页。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一直是美国的并存现象。

19世纪初，社会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没有任何等级制度妨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社会发展到了20世纪，很多学者却发现美国各阶层间的弹性大不如前，社会阶级结构趋向凝固化。

与收入有直接关系的变量是职业和社会声望。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蓝领向白领的转变是一大进步。从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的趋势，也被许多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自动化的增加，体力工作越来越少，服务部门开始增加。但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收入也很低。所以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变革对底层中产阶级而言不是一个进步，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换制服运动”。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美国在社会结构上，仍是一个阶级社会，并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占最大的比例，即低等级的白领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化的。Wright：《美国阶级结构》，《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分层理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第16页。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人阶级进入了新时代，他们认为现在大多数工人受到了保护，有一定可观的收入和失业保险、病假和带薪假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有机器化的威胁，但这可以促使他们向技术化的工人转化。其实工人从未真正满意过，他们和以前一样受到压榨。在1970年代，4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但他们大多都卷入到债务网中。简单说，就是收入无法和消费平衡。

1960年代后期以前很少人关注工人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人的地位直线下降。①手工劳力的地位下降，他们对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被忽视。②由于自动化的入侵，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下降了。③他们在物质上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在社会排序上，他们也处于下层。这些被忽视的下层中产阶级强烈感到，美国社会对富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他们有种被剥夺感。美国以自己的法律自豪，但这些法律并不是为蓝领阶层服务的。

1970年代美国大约有3500万蓝领工人，他们不富裕。在美国有时只是“感觉”还可以，但感觉有时并不是事实。底层中产阶级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人组成，而上层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近十年来，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雄踞收入排行榜的上游。这为人们对后工业化生活的狂热追求提供了基础。人们将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扩大看成未来的必然范式。但这个论点忽略了这个事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管理人员，而且，上层中产阶级不但没有和下层中产阶级融入一体，差异也越来越大，下层中产阶级想进入上层越来越难。所以这种观念更正确：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富人阶层越来越接近。

有人认为蓝领阶层的工资增长了，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虽然变化是巨大的，但实质的问题仍存在：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所以虽然蓝领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但要找好工作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下层中产阶级要获得管理性质的工作素质教育远远不够，高等教育不但没有模糊阶层界限，反而加深了区隔。由于自动化，蓝领阶层越来越少，事实上所谓的白领工人所得到的利益也比期望少得多。“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中间薪资开始降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靠体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的人……然后，无情的利剑逐渐向上砍杀……薪资最少的美国人，自70年代以来所得降低了20%以上，到90年代终于回升，可是只提高大约1%。”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7页。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化并不能改变许多工人的生活。由于技术的虎视眈眈，越来越苛刻的学历要求，工人的工作朝不保夕。工人的妻子不得不上班，承受妻子、母亲和工人的内外双重负担。甚至本应得益于更多教育机会的蓝领阶层的孩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成功，这样工人的孩子不得不“继承”其父母的阶层地位。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论点：蓝领阶层向白领阶层的流动相当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阶层，大多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阿尔文·古德曼：《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被视为“科技贵族”。新阶层的崛起背后是社会对富裕、科技、教育迷信的反映。经济学家热衷于报告不断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下降的失业率，并将之视为美国的胜利。经济学家不但欢呼经济的增长，还认为这些经济成果被国民平均分享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是，随着经济发展上升，阶级间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会慢慢消失。人们对科技兴趣盎然，认为50年代不但美国的经济，而且科技上也进入新时代。原子弹、半导体、电脑，这些科技发展使美国进入“电子革命”。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了天，美国的“科技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对科技的迷恋，也影响了大众对科学工作者的态度。科学技术家被授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和企业也增大了对科技的资本投入。这样，知识分子、企业家、政府官员就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20世纪50年代强调普及教育的观点。在20世纪初，美国只有4%的人高中毕业。但在50年代下半叶近60%的人是高中生。教育的普及往往会招致怨言，因为扩招降低了学校的门槛和标准。在1950～1960年，公共教育扩招了近50%。当然受教育的水平和经济呈相关性：1956年，大学生的收入比高中生的收入要高近50%。种种教育普及的迹象也被视为美国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很少有人诘问昂贵的私立大学和经济窘迫的国立大学间的区别，或者富人及上层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在好学校就学的比例。

新阶层的背景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受到教育是在技术型社会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很显然，大学文凭是获得高薪职业的要件。但这不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都能进入专业或管理阶层。毫无疑问，高学历能够使人更容易地进入高层，但真正的问题是获得这种高资历的机会非常有限。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比一般人的孩子更易进入大学。这种情况挑战了我们所谓平等的概念。哈佛大学里80%的学生来自专业管理者家庭，只有8%的学生出自蓝领工人家庭。

这意味着，在美国，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经历才有助于个体进入这个科技社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集中在管理者、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等，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中上水平。而那些下层中产阶级则鲜有高学历者，他们是小商人、技工、售货员，收入也在国民平均水平以下。

教育的普及化带来“新阶层”的出现，但教育人力资源过剩，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60年代后期，新阶级中的失业人数更多，这迫使他们接受了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结果是增加了从业者对工作的不满情绪。新阶级以前的上升流动在40年代至60年代经历了成长期，如今受到了阻碍。”阿尔文·古德曼，同前引书，第82页。所以教育也陷入两难境地：应该扩大普及化还是该受到批评。

70年代后期，很多人（尤其是新阶层）认为美国大部分家庭步入富裕生活。纽约《时代》杂志宣布：富裕正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事实上，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单维的，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困现实。尽管60年代初的贫困和蓝领工人的困境有所显示，但上等中产阶级仍然相信这是个富裕的社会。新阶层在看到自己的待遇后，就假设其他人和他们一样富裕，虽然很多家庭拥有电视，但这并不代表富裕。汽车、电视大多集中分布在上层阶层。更为紧张的问题是住房问题。1969年《财富》杂志宣布美国正在经历住房危机，而且可以想见，住房短缺的负担必然要落在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人群身上。

这些不愉快的社会现象并没有随着全球化、高科技的福音得到缓解，相反，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被置于更让人烦恼的局面中。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产阶级

80年代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吉伯尔特和约瑟夫将收入来源、职业、和教育文凭的标准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有关美国阶级结构的“理想型”概念。认为在美国可以识别出六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他们将上中层阶级定义为“受过大学培养的专业人员和经理”。将中层阶级定义为“在工作上接受来自具有上中层阶级证书的那些人的命令，但也具有充分的职业技能，维持良好的生活，享受舒适的主流生活方式。他们通常感到地位稳定，有时也会渴望向上流动。其中大部分为白领人员，但有时也是蓝领人员。”丹尼斯·吉伯尔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394页。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变化。他们认为“从比例上看，工人阶级正在下降，同时，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都在扩大。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已经失势，位于阶级结构上半部分的美国人看来是在靠损害下半部分人的利益而获得优惠和权力。”丹尼斯·吉伯尔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394页。如果说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那么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减少，白领阶层内部的分化和差别日渐扩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分化的趋势也加速了。

全球化是近十多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主题。人们日益认识到这是一种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存环境。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全球化就其本质来说是现代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极致，是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发挥。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西方发达工业国20世纪70年代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场危机导致了完全浮动利率货币制度的出现，接着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政策。严重的危机还促使发达国家建立起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市场和金融走向联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种种因素相互影响，联合作用，催生了全球化的形成。

然而，声称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会带来生活水平快速增长、收入趋向一致的神话并未如期而至。到80年代，世界各地经济交往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应该说，全球化浪潮给美国又带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991年开始的持续经济增长，迄今已创下美国历史最长的持续增长纪录。但是，反讽的现象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更加严重，出现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华盛顿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以及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在90年代，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表明，在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的家庭平均每年约收入137000美元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还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最穷的1/5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而最富的那1/5的家庭收入跃增了15%。“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美国确实有许多值得庆贺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要看到存在的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中还有上百万工人拿不到全额工资，没有安全保障和事业发展前景，市场的全球化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国内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仍在无情地扩大着，当前广泛传播的媒体文化用对待合法经营者的态度向有钱人表达庆贺，以示其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梦仍然是个幻想。”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2页。

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多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工资不平等加剧最厉害，收入不平等也最厉害。“美国的贫困人口在1979～1991年间以24%的速度增长，1979年后，收入不平等变化：美国1979～1995年，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化（相对变化）高达079。”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编《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138页。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调查数据表明，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总财富量呈下降趋势，而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财富积累上升风头渐盛。以1995年为例，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近全社会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美国前三名巨富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的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指数。

这种收入不平等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冲击也很大，“尽管家庭成员在（有偿）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增加了，但家庭收入的增长还是缓慢了。例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所有成员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9年的3020小时增加到了1989年的3206小时，到1997年更增加至3335小时，18年来增加了104个百分点。这些发展趋势的后果是，1973年收入不平等的减缓趋势已经逆转，美国正在经历除英国外最激烈的收入再分配失衡的狂潮。这种转变的受益者是占美国人口5%的最富裕阶层，特别是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这些人的收入水平从1979年到1995年增长了9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1页。

随全球化的到来，有学者开始担忧起美国中产阶级的未来。中产阶级果真在扩大吗？理查德·隆沃斯认为：“全球化风潮带来的经济变动，使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分裂成三股。”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2页。第一股是亲身经历了瑰丽的美国梦，现在已垂垂老矣的传统老中产阶级。第二股是他们的子女，有黄金一般的童年，却成年于动荡的60年代。他们本以为会和父辈一样安逸一生，没想到遇上全球竞争。第三股是现在成年的焦虑的一代，他们的境遇比上两代都要缺乏安全感。“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时期，中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增长为04%，90年代经济周期中，增幅更小，平均只有01%……1989～1997年，美国在中等家庭的收入方面毫无成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0页。随全球资金市场的扩大，受益最多的是“科技贵族”，“几乎没人怀疑，解除了对世界生产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已经养肥了一个世界性的阶层，包括投资家、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在社会的最上层，财富的积聚异常惊人，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中称，世界上358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比世界上45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同上引书，第129页。但是，同时全球化也使“这些市场权贵以外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因此，有薪层的中间值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在扩大。有钱人和穷人都比以前多，这表明中间阶层已经减少。简言之，原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停止增加，而且开始缩减。”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5页。

自80年代起，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白领雇员成比例地上升，但数量的上升必然造成他们在阶级结构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新阶层的收入远远超过蓝领工人的工资，而大量的白领职员沦落到和工人阶层相差无几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界线及差距越来越明显。“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时，美国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首席执行官们）和普通的产业工人在收入上的比率是39∶1，到了1997年，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缓慢增长后，上述收入比率变成了254∶1。”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31页。而且，80年代以来严重的结构化失业，以及大部分白领所在的服务性行业本身收入不平衡的特点也冲击了新中产阶级。

造成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并不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其全方位作用远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大得多。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工资居中的制造业日趋减少，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也使得大批没有大学文凭却收入颇丰的制造业工人被裁减。工资差额较大的服务业工作增多；同时，大量移民的涌入造成了新的低收入人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曾经是现在仍是巨大的移民国家……全球流动人口总数大约为每年2500万～3000万人。”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1页。移民人口的增加和海外科技专业人员的竞争给中产阶级造成不小的工作压力。

美国社会的问题不仅是收入差距的日益悬殊，富人阶层的特权也并未消逝，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纳税的主要力量一直就是美国中产阶级。联邦州和地方税结构的改变，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减缓了，而是加速了贫富不均的趋势。自1977年以来，美国税收政策的改变已使最富有的1%家庭平均少交税4万美元，超过了中等收入家庭全年的收入。众所周知，富人阶层总能雇佣到高级专业人员为其少纳税金出谋划策。美国人收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学者担忧这个社会现象开始危及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了。日益扩张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活动正在将美国从一个看似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形象变为一个集权伪民主国家，它由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和一个被金钱驱动的政治官僚体系勾连而成。

全球化不一定就是世界福音，其矛盾之一是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引发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加快了那些发达富国内部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其表现为高收入工作减少和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的增多，社会服务（健康和教育）的退步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发达国家原有的福利优势也受到了冲击。也就是说，全球化在就业和福利方面都给中产阶级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悲观地说，没有哪个领域比社会福利领域更受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加的影响了……毋庸置疑，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正处在各种服务成本向上推的压力之下。”同上引书，第202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学者发出了疑问：“福利国家能够挺过全球化吗？”美国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幅度每年递加。虽然90年代中晚期是美国经济繁荣阶段，但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仍然居高不下，仅在1998年就高达4070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健康医疗保险主要是因为失业率的上升。劳工经济学家认为，90年代扩展的工作机会大多聚集在小企业和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职员经常是低薪水,雇主不大可能提供健康保险。根据一个非盈利研究组织“研究健康体制改革中心”（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的一项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3000万美国工薪家庭中有16%的家庭根本没有健康保险。美国的医疗服务传送系统从而再次面临危机。如果医疗保险费上升的幅度继续大于收入上升的幅度，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会越来越多，而没有医疗保险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所谓的美国人遇到的医疗保险问题，一般多是指穷人问题。然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署的调查报告，2001年又增加了140万美国人失去了健康医疗保险，使在有病时看病无门美国人增加到4100万。如果没有保险，生一次大病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失去所有积蓄，宣告破产。《华盛顿观察》周刊档案：《医疗保险愁杀美国中产阶级》，http://wwwwashprofileorg/big5/archive/WPF120402CN13asp。

近年来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是五六十年代的一半，失业率却在攀升。美国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的最大恐慌是失业的压力。全球化的经济规律使得资本不顾一切地在成本低廉和效率较高的地方扎根。全球化趋势，贸易自由化理念和它造就的世界贸易体系使得资本、服务和技术能更顺利地穿越国境，实现更大的增值，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而言，却远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经济是在持续扩张，但美国中产阶级发现热闹都在不知不觉中属于了别人，他们遭遇到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的科技人才的挑战，在同样的学历面前，第三世界优秀人才的聘用薪水要低得多。这一点对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节省运作成本的最佳选择，但对新阶层而言却是每况愈下的征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遭遇到全球竞争带来的企业裁员以及惶惶终日的恐惧感。随中产阶级的每况愈下而来的自然是愈来愈严重的心理问题。同一阶层间的成员患得患失，这种情绪相互影响更增加了整个阶层的不稳定性，使得正在享受中的中产阶级也体会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幻灭感和强烈的疑虑。

在社会等级问题上，上层阶级会滔滔不绝地发表空谈，因为他们本身社会地位优越；贫民阶层则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难改变；只有中产阶级为之烦躁、焦虑，因为他们一不留神，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离心器甩出去，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对注重社会身份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中产阶级的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改善中产阶级的窘状也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宣传策略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来对付政敌。克里公布了“中产阶级悲惨指数”，用以攻击布什经济政策，他列数布什总统当政三年期间美国人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广泛地批评布什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前，克里对布什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大批美国人失去工作上，而“中产阶级悲惨指数”则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大学学费的上升、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和汽油价格的上涨。报告认为，这些费用的增加使得美国中产阶级腰包里的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感到拮据。“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是一份研究报告，包括如下七项指标：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大学学费、医疗保健费用、汽油支出、破产、住房拥有率和私人企业就业的增长状况。报告说，从2000～2003年，除了住房拥有率外，其他六项指标都恶化了。报告还指出，在过去三年中，中产阶级的工资平均下降了02％，与此同时，官办大学和学院的学费上涨了13％，创历史纪录，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11％，汽油价格上涨了15％。在过去3年中，“中产阶级悲惨指数”下降了13点，这是有纪录以来最严重恶化的三年。在里根总统当政8年间，这一指数下降了5点，在老布什当总统期间，这一指数下降了12点。这个指数越高，美国人的生活就越好。新华网专稿：《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攻击布什经济政策》，http://news3 xinhuanetcom/world/2004-04/12/content_1413877htm。

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虚假同质性。在“中产阶级”这个意识形态的涵盖下，人们往往会将中等、平等的概念一并赋予给中产阶级社会，而忽略该社会不平等的真相。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可以和富人阶层媲美，而同样也被冠以中产阶级的蓝领工人和服务业等白领工人则生活潦倒，和穷人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还要注意的是，人们所热切预期的科技和大同平等社会比肩同来的梦想并未实现，随社会进步和全球化经济市场的日益扩大，美国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内部呈现出贫富分化趋势，美国仍是一个存在很大不平等的国家。媒介宣传的所谓中产阶级“舒适、安全、富裕”的生活仍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梦想，“中产阶级国家”背后的真相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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