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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法国，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巴黎，艺术之都，时尚之源，她精致的物质生活，考究的行为举止，优雅的艺术品位，多少年来一直都是人们所推崇与竞相模仿的榜样。那一份精致中透出的优雅与从容，正是独具法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说，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哈日”、“哈韩”的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与早几年出生的“哈美”一族，说到底，都逃不过小资与伪中产的嫌疑。因为，当一个人的品位、见识以及财富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的目光就会转向欧洲，转向时尚之都巴黎，成为“哈法”一族。男人会对法国葡萄酒如数家珍，会欣赏法国电影、读杜拉斯或者罗兰·巴特；女人的日常必备品会包括夏奈尔香水、路易·威登手袋、克里斯汀·迪奥时装等；他们向往的是聆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沐浴枫丹白露的阳光，凝视蒙娜丽莎的微笑，当然还少不了的，是去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坐坐，遥想一番当年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的雅香余韵……

其实今日为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美国，早年同样也曾是法国文化的崇拜者。早在1830～1840年间，法国贵族式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就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热烈追捧。当时美国一本发行量高达15万份的流行妇女杂志《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其基本内容就是向读者提供法国文化的样本。它以小说、诗歌、短文、菜谱、音乐、书评以及大量的道德观察与说教等形式，告诉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士们如何保持家庭的舒适、整洁，如何才能具有优雅的举止，什么样的法国物品才会使你更具女人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描述当时的这种潮流：“所有的人都做过欧洲旅行，都竭力模仿他们在大西洋彼岸所见到的那种独一无二的风度。”Sherrer,Grace Bussing，“French Culture As Presented to MiddleClass America By Godeys Ladys Book 1830～1840”,American Literature,资料引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文化究竟何以赢得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这与其中所体现的贵族精神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法国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要在这一点上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对法国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有所了解。

一 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法国出现，不过那时还没有“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只有一个更笼统的称号：第三等级（Third Estate）。“阶级”一词由重农主义者在18世纪中期率先使用，着重强调各群体不同的经济功能，也开始突出了职业的因素；此前的order或estate，着重的则是身份的确认。Pilbeam,Pamela M，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1789～1914: France,Germany,Italy and Russia (London：Macmillan,1990),p3是马克思最先提出middle class一词，用来描述社会变迁时期出现的新兴群体：“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9页。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阶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在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这三个身份等级中，占总人口3%的教士与贵族属统治阶级，此外97%的人口全是第三等级。关于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状况的内容，得益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这个第三等级并不等于法国的中等阶级，只是包括了中等阶级。托克维尔把第三等级做了大致的划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仅在第三等级内部，就存在自己的贵族，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288页。

在这样一个性质复杂、数量庞大的第三等级中，农民占总人口的80%，其中富裕农民又超过10%；农民之外还有landowner、rentier、bourgeoisie等标示身份的称谓。Bourgeois一般指第三等级中拥有财富与团体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它可以指示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态度与功能，但并不具备职业色彩，说一个人为bourgeois，对他的工作没做任何说明，他可能是公务员、作家、专业人员、商人、银行家、工业家或学者，也可能是只靠乡村或城市财产及金融投资的收益来生活的食利者。Pilbeam,op cit,pp3～4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工场主等在内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却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虽仍是分散的手工工场和个体作坊，但已有大型冶金与煤矿企业514家；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如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也都在国外市场上享有盛誉。金融业尤为发达：18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余家。富裕资产阶级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著名社会主义史学家饶勒斯说：“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吴于廑，同前引书。因此他们要求政治上的更多权利与自由，要求自身社会地位的切实提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就是第三等级力量的增强而导致的一种结果。这些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并非与传统封建贵族毫无瓜葛，因为其中一些人原本就是贵族，在一些大型企业中，他们占有相当的股份，甚至皇室的王子也在工业上有投资。Pilbeam,op cit,p31法国大革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范围内，它并不想延续混乱……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其目的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59、48页。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开始在法国政治上崛起。

那么，bourgeois是否就是今天的middle class呢？两者最初的起源并不相同，在使用上开始时也存在差异，只是在后来才渐渐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Bourgeois最早在11、12世纪出现，是对城市自由民的称呼，指拥有一定法律特权的非贵族的城市上层市民；后渐指在王室税收上享有特权的部分群体。自17世纪后期，bourgeois就有了“城市居民”的含义，后来又有了两种新的意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因此，bourgeois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它暗示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欠缺与否定，一个人被这样称呼就意味着你不是什么(如绅士、贵妇、工人、廷臣等)，而且在某些方面举止可笑，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Maza,Sara，“Luxury,Morality,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 (June 1997)， pp199～229莫里哀在《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就塑造了茹尔丹（Monsieur Jourdain）这样一个文学形象；作为布料商的后代，茹尔丹先生一心想购得贵族身份，为此闹出很笑话，最后只落得人财两空。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几乎是法国新富们的一种风气，但在真正的贵族眼里，这些新贵族本质上仍是平民，脱不了原来出身的粗俗鄙陋之气。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页。甚至到了1830年代，资产阶级的地位开始确立并逐渐得以巩固的初期，形容某个人的风度、谈吐时还可以bourgeois一词来达到贬损的目的。

在“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的法国，拥有财富的bourgeois越是无法得到上层社会认同，越是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贵族所拥有的特权令第三等级看到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同上引书，第292页。为了获得地位与声望上的肯定，他们转向奢侈品的消费，以彰显自己的财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一风气早在18世纪初法国城市中等家庭中就已经开始突出。中国古人所说的“富润屋”看来是天下的通理。首先是室内装饰迅速兴盛，色彩艳丽的墙纸与织物开始覆盖在墙壁上，镜子、时钟、油画、塑像这些曾经作为财富象征的物品，此时也如雨伞、鼻烟壶和书籍一样普遍起来。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服装，几乎每个摆脱了贫困线的人都有了更多的衣服，妇女尤其如此。她们衣橱里的衣服成套地增加，外衣的质地与款式也千变万化：棉与丝绸代替了羊毛制品，明亮柔和的色彩也让人随心所欲。服装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能让人们判断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它越来越成为个人趣味与时尚的象征。Maza,Sara，op cit,pp199～229Bourgeois与经济财富的联系较之以往更加紧密，1789年的革命又给bourgeois增添了政治色彩。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固有的身份如“贵族”、“资产阶级”(bourgeois)与“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主要为小手工艺者、小商贩、小店主及一些富人)等，在革命期间转而成为一种政治标语。Pilbeam,op cit,pp3～4不过很难说此时他们已有了明显的阶级意识。按照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一个不能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不知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群体，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处于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最终将分化为两大阵营而不再存在，中产阶级因此也没能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点。Vidich,Arthur J，ed,The New Middle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pp18～20

19世纪，新兴行业的兴起及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使中下层国家公务员、领薪水的管理者、监工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队伍迅速增大，bourgeois一词与老中产阶级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已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状况，middle class被用来说明这一新的劳动群体。两词后来开始交互使用，只是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排列上采用更细致的划分时，人们用bourgeois暗示拥有更高资本与社会地位的人，以middle class指那些拥有资本较少的人，特别是工业化初期依社会分工需要而产生的那些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即白领劳动者。相对而言，法国人更喜欢使用前者而不是后者。

早期的法国资产阶级或曰老中产阶级成分颇为庞杂。工商企业主（其中大部分也是地产主），政府官员，各种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级别不高的公务员及军事战斗人员，以及那些处于社会等级底层的群体，如下层中产阶级的小商人、小店主与手工艺者等，所有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法国早期中产阶级的队伍。在这些人中，企业主、资产阶级的地产主、专业人员、国家高级公务员群体的bourgeois特征更为明显；1830年后增长较快的小店主及那些小的、非独立性的群体，如手工艺者、一般公务员及其他的白领职员等，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上，他们要略逊于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各个“中产阶级”群体，更是保持了持续不断增长的态势。1975来以来对法国劳动人口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显示，白领职员和工人队伍一直稳定在60%左右，工薪阶层中的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以此推算，再过30年，法国将不存在工人。丁骥千：《法国社会阶级差别的重现》，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第18页。

企业主是法国老中产阶级中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性的群体，也许与一部分原先的贵族也成为企业主有关，这些人承认传统的社会认同，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经典的教育，并鼓励自己的子女进入专业领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是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代替了传统的封建贵族。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往往是贵族（无论其贫富），而不是中产阶级，常常蔑视商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为其他群体所模仿的文化准则；Pilbeam,op cit中产阶级追随其后。

职业军人是法国老中产阶级群体中颇具特色而且也增长迅速的部分。在王国时期，军人从贵族精英或享有特权的城市志愿者（bourgeois）中招募，军官由贵族担任，因而军人在身份上具有贵族特色，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1790年代以后，下层中产子弟进入军队的机会更多；贵族受到打击之后，下层军人有了职位提升的空间，这都给中下阶级的人带来了地位提升的希望与可能，从而造就了这一新的、独特的中产阶级群体。Ibid，pp144～172拿破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并非法国一个国家如此，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无论在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中，作为知识阶层，专业人士总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群体。法律、医药、工程与教育是中产阶级主要的传统职业。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能力与保证，而且其收入来自报酬而不是薪水，这一点足以使他们要求一种特别的独立。他们都视自己为服务精英，对社会责任与荣誉有着特殊的敏感。就职业的古老、报酬和声望来说，法律一直都是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行业。这与它经济上的高投入与长时间有关，背景低微的家庭很少有能力支撑这一成本。1860年代，法国80%的法律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60%是知名律师、大地产商或食利者的儿子；其他的16%来自高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者是工商业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律师之后）、巴尔扎克（宫廷家具商之子）、福楼拜（外省医生之子）、波德莱尔（生父为贵族院机构负责人，继父为将军）、龚古尔兄弟（出身外省小贵族）……法国文化领域里的精英们几乎都从事或学习过法律，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想要他们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2页。19世纪中期法律专业的学习费用，巴黎是1500法郎，外省是1000法郎。法律与医药同样都为有实力的家庭为自己孩子首选的职业。1908年，39000个大学生里有2/3的人在这两个专业学习。不过，186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少有学生愿意选择医生作为职业。这也许与医生收入并不高，对自身的职业认同与组成十分焦虑有关。据1880年代的一份医学杂志测算，在巴黎繁华区域的医生需要12000法郎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外省，许多从业者一次诊费才收15～2法郎。Pilbeam,op cit pp77～88相对于法律与医学而言，工程学是一个为下层中产创造机会的行业。18世纪法国工程师均由国家专门培训后聘用，当时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有着强烈的团体荣誉感，工程师被认为是有着崇高品德的人。这一职业在开始时也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1/5的工程师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中层官员和企业主家庭，手工艺者及小店主的后代仅占5%，而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更是不足1%。随着工业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工程学才不再为传统精英所垄断。Ibid，pp89～96新的职业如兽医学、医药学、初级学校教学等的出现，也为更多的农民及手工艺者的孩子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教育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分化。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统治精英将原先面向上层社会的精英教育扩展成为不同的行业技能教育。教育的分流导致专业区别，更重要的是地位上的差异受到特别的强调。那些接受过不论是大学还是国立高等学校教育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专业人才而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声望，而初级学校的教师则被排除在外。当各教师群体组成专业协会来要求承认时，不同的群体就形成了完全分离的组织。

二 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

教育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群体成长、定义与发展的关键。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要求更多受过更好教育的工程师、监工和工人，正规教育本身已成为中产阶级内不同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早在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就强调，教育机会有助于减轻人类的不平等。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教育的普及，缩小社会各等级的差别就只能是理想的乌托邦，没有教育的普及，也就没有19～20世纪中产阶级群体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教育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精英化教育还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强化社会控制与分层的手段。帕梅拉·M皮尔比姆认为，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等级向上流动的途径，其可能性在19世纪时还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那时，不独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相信：教育应该更好地使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出身；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让中产阶级的所有群体，特别是下层接受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基础教育向更为贫穷的社会群体开放之初即是基于这种考虑。传统的精英教育以其昂贵的金钱与时间投入，保证了只有上层社会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才可以踏入这一门槛。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没有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贵族子弟可以进入开设经典课程的中等学校，这类中等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绅士”，培育贵族式的思想与行为，而这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父母所要极力模仿却又未能掌握的。经典教育因此不仅吸引了那些努力奋斗以求得社会接受的家庭，也吸引了那些急于在急剧变迁社会中获得地位的家庭；它使得富裕资产阶级与贵族间的共同性增加，与中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则差距拉大。在此期间，精英教育仍是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针：1808年，计划中的45所lycée（法国公立中等学校或大学预科）已开办了37所；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课程也已引进，不过淘汰率极高。1840年代，每年5000位学位申请者中只有3000名能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其中47%来自lycée。根据1843年的一项调查，1789年有5000～7000名男生在中等学校学习，约占总人口的2‰；而这一比例在1843年还没有超过18‰。然而，最近有关法国历史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传统精英成员想控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中下层中产阶级对技能教育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因此，19世纪的法国学校教育在精英教育之外，不同功能的中等学校的教育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以技能教育为主的其他学校则在中下层中产阶级中广受欢迎。Ibid，pp173～209来自下层中产阶级或更为贫困的家庭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其社会流动虽然往往限于层级内的职业流动，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多少满足了他们地位提升的心理需要。

从已有的材料看，在精英教育体制之下，教育对个体地位的提升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乐观。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称为工业革命的初期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活跃期，各国皆然，只不过不同国家进入工业领域的不是同样的社会群体而已。“自我奋斗”的神话也由近年有关美国与欧洲企业家社会出身的研究而显示出其虚假性：1865年，89%的英国钢铁业主有着富裕中产阶级的背景，7%有下层中产的背景，只有4%来自工人家庭。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来自商业家庭，特别是纺织与冶金行业。1872年的法国，80%的雇主以前是工人，15%是工人的后代，但是这些工场都是小的家庭手工作坊。直到1880年，仍然只有35%的法国银行业者来自工业领域，其余皆是商人或商业银行家。1860年代一个关于法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比较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与实际从事的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所毕业的学校与所学的课程，而是他父亲的职业。在职业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40%的店主的儿子准备继承父业。有不同选择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不赞成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而是希望他们去做公务员。在他们的后代里，也只有1/8的人想学父辈，1/3的人更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相较之下，商业的地位要高于工业，40%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希望学父亲的样做个商人。Ibid，pp31～34,187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也许因为到18世纪时法国的教育仍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缘故，教会在法国19世纪教育的普及上作用尤为显著。1790年代的革命者曾提出新的教育主题与理想，特别是科学的原则，以反对教会的教育垄断。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才与教皇达成协议：由国家与教会分享对19世纪的教育的统辖权。不过识字教育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教区学校的身上。1820年，44000个教区中已有24000个教区开办了小学，并免费向贫困家庭开放；尽管如此，直至1828年，法国550万8～15岁的学龄儿童中仍有400万从未进过学校。1833年，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教育部长奎卓特签署一项法令，责成每个社区必须开办对穷人进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846年，33000名孩子入学，但大部分又在10～11岁时离开学校。教会重新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1850年代，75%的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会新办的学校超过了公立学校，教会女校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教会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不同的课程，上至合法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下至中下层中产阶级及贫困家庭，都能在各类教会学校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在教育市场的争夺上，教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胜利。Ibid,pp179～181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业平均为45%）。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03～104页。随着一项被称作法兰西计划(French Planning)的教育框架开始实施，各类培训课程均可以学位资格来衡量，传统上一直作为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与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标志着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隔的baccalauréat学位，不再具有精英筛选的功能。1985年，学位证书已不能表示拥有者具备了未来精英的资格，因为政府着手实施的高等教育“一体化”（massification）政策，使技能与职业培训也有了相应的学位证书，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baccalauréat曾经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屏障的功用至此消失。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功能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时，只有206%的中学毕业生获得了baccalauréat学位，1999年就有611%的人拿到了学士文凭。Cam,Pierre，“The French Baccalauréat Since 1985: Level of Qualification or Type of Diplom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Vol8,No3,(2001)，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大众教育在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负面效果则是学士学位证书普遍的声望贬值。

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而言，法国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在今天依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30～34岁的一代人中，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有21%的机会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而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11%的机会能考上好学校。前者入学后得不到毕业文凭的风险是233%，而后者得不到文凭的风险则高达827%。此外，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比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机会多一倍。在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的学校中上学的学生们，他们的出身越来越趋于一致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些高等学府中，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已从原来的269%下降到目前的162%。丁骥千，同前引文，第42页。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为法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等方面，教育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在教育机会的均等方面，法国各阶级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精英教育本可以在培养个人情趣方面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但因教育机会的差异而受到限制，以致你可以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判断出他所属的阶级群体。

三 现代法国，无阶级的社会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法国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在法国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定型。在原有的法律、医药、工程师及教师等老中产专业人士之外，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从事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工作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增长。1945～1975这30年，是法国人称为“光荣的30年”时期，这时的“新的工薪劳动者中间阶级”继承了其先辈的某些特质，都有辛苦得来的专业资格，也同样离“精英分子”还差得远。所不同的是此一时期工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35%的工资年增长率，使工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从原来的4倍下降到27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时候。法国各阶级间的差异日渐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已经说明了阶级在法国不复存在。因为政治上，政权已由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经济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就业不再受明显具有阶级性质的制度的束缚，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产权；消费上，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的那些纯消费阶层已宣告消失。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1975来以来法国劳动人口中，白领职员和工人在60%左右，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90年工人队伍将会消失。同上引文，第17～18页。“阶级消亡论”的流行也许同法国社会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法国人关于阶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备三种身份：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工种，一定的通婚范围；二是文化身份，即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三是集体身份，即能起来保卫其共同利益。相比之下，阶级趣味的差异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更为法国人所津津乐道；许多国家借以指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收入——并不是法国人十分关注的阶级划分标准。

然而近年来，由于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抬头，法国社会惊呼：“法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现在又重新回来了。”这时被长期忽视的收入指标似乎又重新得到法国学界的密切关注。法国政府原来规定，公司企业领导干部、新闻工作者、医生、律师等家庭月收入在4万法郎以下的，可以享受政府津贴，在家雇佣保姆照顾儿童。1998年，因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拟对上述享受政府津贴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提高缴纳所得税的税率，此举在法国全国引起一场大辩论。根据200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个非熟练工的月收入约为8000法郎，高级职员月收入约为2万法郎，中间职业层的月收入则在11000法郎左右。据此人们倾向于把税后年收入在12万法郎左右的工资劳动者阶层划为“中产阶级”，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这一标准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不过，在法国，半数以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工资劳动者，他们中约有1/10的独立劳动者，另有1/10是退休职工，其余是靠家庭主人抚养的配偶和子女。所以，要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得是否宽裕，必须要看这个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但究竟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法国国内始终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同上引文，第18页。换句话说，在全民生活水平达到中产的情况下，法国人不认为阶级间存在多少差异。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则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如果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的话，而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孙立平：《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山东：《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2003年1月，第34页。

布迪厄则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国阶级差异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各阶级都努力以趣味的区隔将自身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这种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经济资本的大小所能解释的，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以及个人的审美性情倾向则在区分不同阶级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造成人们文化审美趣味区隔的主要因素，因为它造成了个体在文化符码解读能力上的差异；其中家庭出身的影响最大，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由此，布迪厄将“生活方式”引入对阶级的分析之中。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是惯习体系化的产物，在相互的关系中通过惯习的影响而被感知，成为全社会认定的符号体系（如高贵、庸俗，等等）。”按照这一划分体系，布迪厄将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①上层支配阶级，主要由中、高级教师、高级管理者、工商业高级雇员、专业人士以及工程师组成。②中产阶级由公务员、手艺人、小店主、技术工、办公室工人、低级管理者和初级教师组成。③下层则指那些农场工人、农场主、渔民、矿工、非熟练、半熟练与熟练工以及工头。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地位的阶级总是竭力模仿支配地位的阶级所崇尚的生活与趣味，然而由于其文化资本的欠缺，人们却总能从他们对趣味的标榜中发现其庸俗与可笑。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四 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西方民主思潮伴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而强盛，法国自不能外。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社会在由封建王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其民主进程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意见纷争中，不是采取如英国般的渐进民主方式，而是经历了其他欧洲国家少有的暴力革命与激烈的流血冲突，往往诉诸武力解决，反复多次，才最终确立下今天的共和国制度。这就决定了法国中产阶级具有了较之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更多的独特属性。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次革命对理解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国早期中产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持保守态度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着更为浓厚的激进色彩，这与法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不无关联。18世纪的法国在高度专制的封建集权制内部，也已经有了某些形式上的民主的萌芽：国王与教会掌握着统治大权，贵族除了地位与特权外，并不参与国家行政，反而是平民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如国王身边的御前会议成员及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只是在巴黎之外，各省总督才掌握着统治的实权，他们出身平民，却常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然而他们却无法获得真正的贵族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地位与特权。只有在最具代表性的朗格多克省，平民阶级才享有与其他阶级完全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都是法律界人士，即都是没有贵族称号的平民。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265～274页。由此可见，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王朝时期即有机会进入专制体制，虽然还没有形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但有财力、有文化的平民加入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为大革命以后取代封建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启蒙运动唤醒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主义”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它所提倡的人类生来就自由和平等，应拥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观点，代表了力量逐渐强大的法国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诸群体的政治要求。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法国，并不是因为中下层阶级的境遇最为悲惨，所受的压迫最为严重，对此，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同上引书，第291页。人民享有了一定的自由，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更为深刻，相对剥夺感也更强烈。反对专制，推翻特权阶级的呼声终于在1789年演变为暴力革命。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法国的民主制度就在复辟、反复辟的不断斗争中逐步成型。

18～19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其中有些是贵族，大部分则是中产阶级。自由政治的口号在1820年代由法国工商业集团提出，不过他们一时间还未能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不具多少威慑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与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国政治的贵族色彩依然浓厚。Pilbeam，op cit,pp235～293但是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却已深入到民众心里，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各级贵族也欢迎平等自由的理论，那些贵族中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所以，“贵族制的原则虽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4页。到了1830年开始的七月王朝时，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法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也很少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商人虽然在法国绝对人口数上只占一小部分，但此时他们却有能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OBoyle,Lenore，“The ‘Middle Class’ Reconsidered:A Reply to Professor Cobban”,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03) pp53～56,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征更为明显，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真正胜利则始于1830年。1848年革命，法国人民再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帝国—共和—帝国—共和，法国就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1914年时，法国已经有了4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理论上而言，它是一个建立在等级与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为资产阶级政体提供先进模式的国家。直到戴高乐时代，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法国进入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拥有财产是老中产阶级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像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对土地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热情在其他国家也并不多见。也许是因为动荡年代里工商业投资的高风险，土地被认为是最安全、最有收益、最有眼光的投资。18～19世纪法国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企业主、专业人士还是国家公职人员，都对土地怀有激情。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记载说明：1789年时，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25%的土地，与贵族拥有的比例接近一致，教会则拥有大约20%的土地，农民永佃田占1/3，村社公有地占5%。吴于廑，同前引书。1789年革命之后，教士的土地被全部拍卖，贵族的土地也出售了大部分。不过“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一些留存下来的地产清单表明，当时的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在有些地方，这类人的比例甚至高达1/2甚至2/3。旧的土地所有者财产的丧失，使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财产。因此，与英国相比，法国拥有大宗地产的人极为少见，但拥有土地的人则为数众多。地产主的身份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和习惯是仅拥有动产的人不大可能产生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5～67、295～296页。对土地的钟情还或许是因为法国当时的选举条例总是对土地所有者倾斜。在1814～1848年间，个人的利益会受到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保护，而所交纳的土地税则是投票人和议会候选人资格的主要依据，1830年法国自由主义者十分乐意以300法郎换来一个这样的资格。1848年后，直至1871年公投开始时，乡村地区的选民还得到了相当的政策倾斜。所有这些无疑都激励着法国中产阶级对土地这份产业的热情。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这在18、19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出身与血统代表着个人与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深感特权的重要。不仅政府高级官员认定自身在社会属性上倾向于贵族，企业主与专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也乐意将自己与地产主、官员和贵族联系在一起。以财富购得贵族名分为富裕家庭所热衷，那些工场主的新富们更渴望与贵族联姻，并热衷于购买破产贵族的不动产。有钱人不愿意将自己认作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等级中拥有特权的那一部分，害怕公民平等的概念会危及自己的生活，降低其社会地位，所以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与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乐意把自己认作bourgeoisie，而不是中下层白领雇员与劳动者的middle class。

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也支持人们拥有不动产。最近20年来，由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受到遏制，法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增长缓慢，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收入的快速增长。那些有房屋等家产的家庭，其家产价值大幅度上升。1990～2000年这十年间，职工工资购买力只提高5%，而财产税的税率却提高了25%。丁骥千，同前引文，第18页。这一情形更加强化了法国人对不动产的感情。

法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决定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立场与价值观的崇尚态度。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在对贵族精神的弘扬上作用显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血统贵族统治历史的民族，贵族地位身份的高贵与王权专制的不可动摇，决定了金钱不可能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贵族虽有着声望，却无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可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导致有大量的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闲散的贵族乐意亲近知识，推崇艺术；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可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外的荣誉，也会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91～293页。早期精英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都向贵族看齐，对艺术的崇尚影响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法国历代国王对艺术的爱好更加推动了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699年，路易十四批准在卢浮宫举办首次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作品展，此后卢浮宫展览不断，还向许多优秀画家提供工作室，并对外开放。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法国的艺术家，更成为世界各国艺术家向往的殿堂。法国大革命使美术从宫廷走向大众：1793年，卢浮宫作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对外开放；七月王朝时期，在卢浮宫举行的巴黎沙龙成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常常吸引上万的观众。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辉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成就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自18世纪始，巴黎就牢牢奠定了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法国人口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有直接的关联。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保证了人文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拥有数量庞大而且固定的阅听人，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基础。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几乎都出身于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祖父与伯父相继担任过波尔多法院院长，他自己也在27岁那年继承了伯父的职务；狄德罗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卢梭的父亲则是钟表匠……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自在情理之中。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群星璀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作家与艺术家们几乎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雷诺阿、德加、马奈、莫奈……莫里哀（1622～1673），出生于一个巴黎的家具商家庭，负责向宫廷提供室内装饰；博马舍（1732～1799），出生于巴黎钟表匠家庭；巴尔扎克(1799～1850)，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福楼拜(1821～1880)，青年时在巴黎学过法律，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雨果（l802~1885），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司汤达（1783～1842），父亲是一个资产者、律师，外祖父是一个医生；大仲马（l802～1870），其祖父是侯爵，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受洗时用母姓仲马；莫泊桑（1850～1893），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母亲醉心文艺；德加（1834～1917），巴黎银行家之子；马奈（1832～1883），父亲是内务部首席司法官。相比之下，作家中是左拉(1840～1902)，画家中是莫奈（1840～1926）和雷诺阿（1841～1919）属于贫穷家庭出身。左拉7岁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莫奈一度随父亲居住在海边小城阿弗尔做杂货买卖，曾两次到巴黎求学，并于22岁时入古典主义学院派画家格莱尔画室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雷诺阿等人；雷诺阿则生于一个穷裁缝的家里，13岁便被送到瓷器工厂去学习手艺，学画瓷器、屏风等，他对绘画的兴趣即产生于此，并于1862～1864年间进入美术学校和格莱尔画室学习。他们的作品或以文字或以画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形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刻画与展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于连……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各不同层次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笔触。作家们对急于提升财富、地位、声望等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可悲、可笑与可鄙的行为所采取的或批判或讽刺或同情的态度，在精神上与贵族达成了和谐一致。文学所体现出的高尚情趣使法国贵族尤乐于与作家接近，更有许多贵族加入作家行列。作家、评论家、艺术家们也因此而成为等级森严的贵族沙龙的座上宾。文学、艺术从而吸引了法国许多缺乏财产和必要的社会保护的青年人，因为这条充满浪漫成功魅力的道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常规方式难以企及的自身价值，实现他们一生的梦想。

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量来自巴黎和外省的中产或下层阶级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实现的机会。他们希望借此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到那时为止，它还一直是贵族或巴黎资产阶级的专利。作家和艺术家都知道，“只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前途无量”，“因为从普通老百姓到资产阶级，从部长到王室，每个人都读报纸”，他们就是“通过报纸和连载小说无一例外地交了好运”。布迪厄，同前引书，2001，第67～68页。大量的中产阶级作者因报纸的兴盛而开始涌现，他们著书立说，迎合中产阶级阅听人的需求，向他们提供符合其口味的知识与见闻。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费加罗报》于1854年创办，今天其读者定位在财力雄厚的商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法兰西“贵族风格”的报纸，而当年在第二帝国的严格审查之下，也曾布满了从沙龙、咖啡馆、舞台幕后搜集来的飞短流长；《国际先驱论坛报》1887年在巴黎创刊；今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建于1835年《费加罗报》的前身是1826年创刊的《油灯》周刊；《国际先驱论坛报》是巴黎出版的英文日报，今天成为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的所爱。“哈瓦斯通讯社”由夏尔·哈瓦斯创建；法新社是今天西方四大通讯社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各类新闻出版物都在创办之初预设了一定的教育水准与休闲类型；其他文化机构如沙龙、大学、文学社、公共图书馆、俱乐部等，也都面向特定的消费群体，反映他们的喜好与价值观，因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视觉与装饰艺术，对新书及新的文学作品的无尽的需求，现代报纸的产生，流通图书馆的迅速制度化……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中产阶级，由于急于将自己的财富在第一时间里转化为地位与不动产，以加强自身在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乐意认同贵族文化。Doyle,William，“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No 4 (Fall,1990),pp743～748不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众如此，即使是控制了国家政权的拿破仑，也为赢得传统精英的支持，而鼓励因大革命曾一度销声匿迹的贵族沙龙重新兴盛，以平息上流社会政治上的不满。

五 趣味区隔：文化资本造就的身份差异

由于传统贵族所崇尚的高雅文化在法国具有的无可争议的地位，法国资产阶级对贵族声望与地位有着高度的认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国人“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这促使他们努力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从而得以确保自身高雅的文化品位，以与中下层中产阶级区别开来。法国中下层中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因各方面资本的欠缺，无法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足够的文化素养，并实际导致其地位与声望的提升，因此他们总是竭力向社会的上层阶级趣味靠拢，同时又要拉开与位于其下群体的差异，各阶级间的趣味区隔以此凸显。Bourdieu,op cit 处于上层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经济资本、教育资质与文化实践等各方面所拥有的资本量都要高于其他两个阶级：他们有私人房产、豪华汽车或游艇，度假住宾馆，多数人有中等以上的年收入；他们的学历普遍高于劳动阶级，也高于中产阶级；在文化实践上，上层支配阶级中喜欢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与画廊等的人也远远超过其他两个阶级。当然，布迪厄的重点并不在于阶级的划分上，他强调的是，实际上人们在文化实践亦即文化消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而这与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等量经济资本的人不一定具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即是证明。因此，按照布迪厄的区分，无论从哪种资本的角度来衡量，中、高级教师在法国都属于支配阶级，处于社会的上层，自然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布迪厄依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的相关性，以“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参观画廊、调频收音机、不看电视、阅读《上流社会》（Le Monde）、阅读《费加罗文学》（Le Figaro Littéraire）……”等为具体分析指标为法国各阶级划分出三个趣味等级：（1）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 taste)，即对支配阶级所认可的艺术作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这在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所有高雅艺术门类中，音乐最为“纯粹”——它什么也没有说，它根本就不需要说什么，然而它又实在蕴含了很多；（2）中产趣味(Middlebrow taste)，这种趣味所接受与欣赏的，主要为那些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和《匈牙利狂想曲》，绘画方面如雷诺阿，它们在中产阶级或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3）流行趣味(popular taste)，这里指的是对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布迪厄在分析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使用“精英”或“贵族”等字眼，所以我们看到，最高等级的文化趣味是一个社会的“合法文化”(legitimate culture)，它由这一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规定，因为它对大量文化资本或者学术资本的要求，因为它的纯粹性，而使“文化”具有了高贵的头衔与属性。Ibid,p227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所强调的不同生活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生活的风格化”，是最具分析价值的，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最能说明个人生长的环境，自然也是阶级特征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它可以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体现，在精神上它表现在最合法的领域如绘画、音乐等的喜好上，在物质上它则可以表现在最“个人化”的领域如服装、家具或烹调等的选择上。行动者在审美性情倾向和生活方式上的区隔特征在文化消费实践上表现得最明显。审美性情倾向的差异在物质上的指向是对生活必需品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比奢华物品，特别是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不同群体对必需品的趣味清楚地显示出阶级之别。劳动者对物品更看重的是其实用性，也就是物品的功能，而不是符号消费上的意义。对劳动阶级而言，必要性即是维持普通日常生活所需的那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与生存的必需无关的产品，他们常常不会费神去要拥有它。如果一个工人看到减价销售的手表要两百万（旧）法郎或是听说一个外科医生花三百万为儿子开个派对，他们会表现得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不是羡慕手表或派对，而是为那两百万没能花在更好的地方而耿耿于怀。

与马修·阿诺德将英国中产阶级称为“非利士人”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一书中将英国社会分为三大组成部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并分别以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来指代。“非利士人”原为《圣经》中一与古以色列国争斗的民族，到了19世纪，这一词语有了引申意义，借指对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不感兴趣，情趣狭隘，只顾追求物质利益的平庸之辈。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修·阿诺德反复在这个意义上用它指称市侩式的英国中产阶级，遂使“非利士人”成为英语中含有一定贬义的中产阶级的一个代名词。一样，布迪厄也认为法国中等及以下的中产阶级对人文思想、文化艺术修养等不感兴趣，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然而正是这些人，对趣味区隔尤为热衷，更倾向于掩饰自己的无知或与他人的差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他们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为了获得这种上升所需的必要的积累，他们必须从某些地方发现可以掩饰其资本欠缺的资源。因此，任何经过彻底包装而有着合法文化表现的东西，在中产阶级眼里都会立即变得可以接受，并具有了文化合法性的外在特征。故而，对合法文化产品与实践，如艺术珍品与豪华别墅，流行的科学、历史、摄影、电影或爵士文化，乃至家中“隐蔽处”和“角落”的设计等，中产阶级的大众们都会按照相关杂志上的推介而倾注自己大量的心血。

教育在趣味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为布迪厄十分强调。因为正是学校教育以价值诱导与价值强加的方式，使“合法文化”合法化。它以一种“公允”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于合法文化在社会中多由社会的支配阶级尤其是上层阶级所掌握，这使得处于社会中间位置并积极向上攀升的中产阶级对合法文化情有独钟。法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精英倾向，更使合法文化的获得以对学术界公认的知识与实践的尊崇而实现。艺术作品因其“学术性”而得到社会支配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一致推崇。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艺术形式因此赋有了高尚文雅的品质。“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资产阶级对所有艺术形式的最高要求，就在这种否定、拒绝、放弃等行为中，上层阶级的高贵性得以表明，优雅得以体现，距离得以标志。Ibid,p227

不同阶级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趣味时会有十分有趣的不同表现，究其实都是因为这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生存境况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对角色的认定已经成为各阶级的一种自觉。暴发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才能知道什么是挥霍浪费，什么是基本的必需开支。因为在经济资本相近的情况下，个人文化品格的优雅与否，决定于社会出身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获得符码方面的熟悉程度上。Ibid, p318

法国人对印象派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对布迪厄的理论恰是个极好的注脚。不管是出身于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德加、马奈，还是出身于下层中产的雷诺阿、莫奈等，他们的作品无不以五彩缤纷的花草、车水马龙的大街、熙熙攘攘的庙会、小酒店里的农民、咖啡馆的布尔乔亚、黎明后的大海、夕阳下的树林、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等日常生活场景为表达的中心主题。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的都是一种优雅自然的美，除了最直接的愉悦感受外，不会让人有任何思考性的负担；特别是在雷诺阿的画中，你找不到对人生负面的反应与答案。然而这类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绘画作品却触犯了正统的宗教思想，以致在当时根本不能获得官方的承认，自然也不会得到中产阶级大众的欣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在1874年印象派得以命名的一次展览上，观众寥寥无几；而1875年官方沙龙的展览，参观人次却多达40万！1886年，“巴黎印象派画展”在纽约获得首次成功。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印象派终于有权利在一间大厅里展出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印象派绘画从另类归为正类，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流派。马振骋：《总统阁下，请留步，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辽宁：《万象》2003年第4期。

与法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布迪厄也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他认为，造就中产阶级文化的，是中产阶级和文化的关系——错误的认同与错置的信心。他们非常清楚合法文化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们的渴望与焦虑，促使他们要牢牢地抓住它。布迪厄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今天的法国社会，贵族文化仍然是中产阶级的不同群体苦苦追求的目标。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法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像美国那样差距明显，多数人的生活保持在相近的水平上。在这种几乎全民中产的情形下，仅从一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外在因素着手，你无法准确指明他的阶级特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法国人的阶级意识较为淡薄，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个人艺术修养与品位的差异，这在中层及中层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许这就是阶级消亡的观点会在法国出现的原因。在外人的目光里，法国中产阶级的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精致的物质光环，伴随着这光环的，是温馨感人的浪漫气息与高尚优雅的行为举止。不管是在咖啡馆、海滩，还是汽车上、客厅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永远都是哲学、艺术、人生、爱情这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即使涉及物质，也无关生存的必需，人们讲究的仍是它的艺术底蕴，用布迪厄的话说，许多被称作炫耀性的开支绝不是浪费，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必须因素。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相比，更加乐于寻求与其他阶层间审美的区隔，他们会在所有便宜的物品中寻找出别致之处与独特意义，目的只有一个：强调自己不一般的艺术品位。所以，不同的审美性情倾向，不同的文化实践（消费），才是判断一个人所属群体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在高度工业化的法国，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在决定个人的阶级属性上要更为关键；它指向的，就是文化的纯粹性所带来的高贵品质。Bourdieu,op cit,1984虽说经过历次革命，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贵族在今天的法国已不存在，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贵族在法国一直就没有被真正推翻过，它的精髓已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血液里，至今仍无处不在，那就是：法国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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