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CK

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它的发展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诸多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完全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卷首语》，第1页。
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使得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一 中产阶级：近代英国的新贵

英国的等级制度历史悠久。早在1688年，乔治王朝就把英国社会分为26种等级。后来，这种社会等级逐渐发展演变成为贵族绅士阶层（gentry class）、市民阶层（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它们分别相应于社会上层（upper class）、中层（middle class）和下层（lower class）。这三个阶层的人去不同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从事不同的行业，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

在这里，middle class的定义显然是宽泛的，它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那是每个社会都有的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居于中间层次的群体。它与本章中论及的中产阶级有联系，但也有所区别。在本章中，中产阶级，专指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没落贵族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人员构成上以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具有明显的“后工业”色彩，所以又称新中产阶级。丁云亮：《中国中产阶级：一种文化分析》，转载自《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文章来源：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44。

英国学者彼得·厄尔对16、17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作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他们雇佣技术工人为其工作，这些工人没有钱，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得以维持生活。”P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这个定义看起来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比较一致——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控制土地和财富的动机。中产阶级对财富孜孜以求，其驱动力在于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上层阶级却对工作毫无兴趣，因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动产的租赁收益。他们并不热衷于财富增长，经营的目的也只限于维持现有的经济状况。

土地拥有的程度可视为划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一个标准——拥有土地的人比没有土地的人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像中产阶级那样卖命地工作——这种区分在17世纪是相当清晰的。19世纪，1700个贵族占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共约40%的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相互间交往密切，共同掌控着地方上的行政权力。这个群体不仅享有他们自己土地的出租收益，而且还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独特权力。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富有的男性要肩负更多的国家责任——因为他们富有，因此行使权力时受贿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LStone & JCFStone,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53～54

尽管上层阶级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英国社会毕竟在悄然改变。变化之一，体现在人们的职业分布上。19世纪，人们的职业变化还比较有限，多数变动都是在同一个职业等级内部进行的，不同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职业分布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的变化则相当大，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见表1-1）。钱乘旦、陈小律、陈祖洲、潘兴明：《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78页。
 

1971年开始，“技术职业”区分为“非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和“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其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2。同上引书，第179页。

显而易见的是，非技术和半技术职业人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减少了很多，这些都是原先从事体力劳动、完全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增长趋向，同时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20世纪70、80年代已超过全部职业总量的1/3。这种情况反映了20世纪技术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机械、动力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结构逐渐过时了，以信息与服务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

表1-2英国15岁以上男子的职业分布表（1971～1981）单位：％197119811专门职业53462半专门职业1801873非体力劳动技术职业1191264体力劳动技术职业3813705半技术职业1711726非技术职业72757其他2824

变化之二，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比例上。按照职业分布，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三层，即上、中、下三个层次。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则分属中等和上等阶级。这三个阶级由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来源也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

历史学家亚瑟·马威克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根据约翰·史蒂文森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上层当然不会超过2%。由此可见，在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正在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有限。同上引书，第183～184页。

那么，哪些人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呢？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6世纪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但僵化的体制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内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导致了空前的社会流动。人们可以随意流动到由于战争而导致劳动力匮乏或资金匮乏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时期，由于城市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开始分化，一部分聪明能干的工人由于掌握了技术，成为技术工人，他们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工人，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

受重商主义的影响，17世纪的伦敦，早已从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全球工业和贸易中心。在伦敦有一个技术和半技术劳动者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这就为企业家投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创造了机会。伦敦与当时英属殖民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极其频繁，使得伦敦成为一个财富之都。这种变化当然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一个机遇。

此外，那些过去坐在自己的土地上，满足于从农民身上榨取果实的部分上层社会阶级，由于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开始积极考虑如何增长他们的财富。他们试图开垦新土地，或投资小规模的工业来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Ⅰ（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54）,p185农业上采用的新技术需要新的管理者——即需要高级的农业经理人。1610～1650年间，这一特定阶层的人员的薪水（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已经增长到原来的四倍。L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5),p292

城市中商业的强劲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商业和制造业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纺织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工程、运输、贸易、零售业、金融业，以及艺术创造等等”。TWLaqueur,“Literac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ast and Present, vol64 (August,1974),p103由此催生了一整套文化制度，以支持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商人和实业家的教育和娱乐——学校、报纸、咖啡屋，以及出版社。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自然也被吸纳到中产阶级队伍中来。

二 文化，或阶级认同的新视角

如果说在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等级是靠权力的大小和门第出身来表征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为运行法则，一切以理性选择和效益有无为中轴的商业化社会，一个人的权利、尊严，除了财富的多寡外，还更多地依赖文化标准来确立。丁云亮，同前引书。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有或无的关系，整个社会由无数个连续的阶层所组成，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蔡淑玲：《中产阶级的分化与认同》，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79页。因此，如何对社会进行阶级阶层的划分，常常是研究者个人依据某种因素主观建构的结果。总体来看，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1）基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如马克思的相关论述；（2）依据财富、身份和权力，如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3）依据权威关系，如德国社会学家拉·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冲突》；（4）依据职业地位，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机构》；（5）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6）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7）依据权威和技能，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阶级论争》和《阶级计量——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8）依据人们在就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如新韦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高德索普的《高德索普阶级模式》；（9）依据职业、收入和财产、文化教育水平，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帕塞隆、布东、孟德拉斯等人，他们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不约而同地把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把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结合起来。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6页。

不难看出，上述各种社会分层方法一定意义上比较着重于客观分层，事实上，社会的主观分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所谓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李正东：《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实践》，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jgyfc/P020040628482601872939pdf。那么，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从何而来呢？在这方面，阶级意识是一种主要因素。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09页。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页。而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认同”（identity），亦译为“身份”、“识别”或“同一性”。“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是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1996）,pp3～4“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刘爱玉、周晖：《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ccrsorgcn/big/zdbggczgrjhtm。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M and R Jack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5 (October,1973),pp569～582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

那么在阶级认同中，我们如何来界定阶级之间的差别呢？或者说，某一阶级成员的身份，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呢？一个人社会身份的获得，可以从经济地位、权力地位、职业声望来考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而从文化层面来考察，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文化是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2页。结成各种群体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层面去考察阶级成员的身份认同，是非常有效，亦是非常有趣的。

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主要分布在内地和北部的工业城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体现着“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改革胜利者的写照，并以维多利亚时代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其象征。总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Alan Kidd & David Nicholls (eds),Gender,Civic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MiddleClass Identity in Britain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2经济上新富的人们急于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以期彻底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形象。一股崇尚传统文化，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潮流在英国社会悄然流行。英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格调无一不在社会性别塑造、城市建筑风格与城市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三 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指的是心理文化上的性别，尤其是指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特征以及对性别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第161页。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而来。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下面我们将从历史的碎片中，去看看英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

曼彻斯特市长

曼彻斯特的市政大厅陈列着36幅历任市长的肖像，从这些人物肖像及其悬挂仪式中，我们可以对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36幅肖像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曼彻斯特的首任市长托马斯·波特。这是一幅全身的油画像，帆布边框很大，长3米宽2米。画中人物位居中央面对观众，身体摆放呈标准姿势。他的腿和脚显得很修长，并呈90度自然分开，左脚正对前方，后脚靠后。他的两只手臂略微有些弯曲并很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他的右臂靠身体很近，几乎就是垂在他的体侧，右手拿着一张纸，看上去可能是一封信。他的左臂抬起，整个小臂和左手轻轻支撑在一个圆形石柱上。波特市长的头直立着，脸看上去略显严肃；虽没有面带微笑但也绝无傲慢之意。他的表情安详，神情专注，目光深邃，直视前方，平静中带着自信，稳重中透出高贵。

肖像的作者威廉·布拉德利借用了罗马传统肖像的模式来表现一位理想的统治者形象。从这幅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作画者的精心构思。画面上的纸张和羽笔散放在一块红色绒布覆盖的书桌上，这个背景相比于波特市长的身影做了模糊的处理。它们是画面背景的一部分，然而却表征了很多意义：散放的纸张和羽笔显示了一位高效的市长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红色巴洛克式的翻滚状长毛绒窗帘，与办公桌的台布一样鲜艳，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那个被波特市长的左臂所轻轻倚放的圆形石柱，则象征着政治权威。整幅肖像把工作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来表征政治制度，或者说，努力工作是当时人们对政治权威人士勤勉政务形象的一种认同。人物的衣服，除衬衣是白色的之外，其余都是黑色：黑色上衣，黑色背心，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黑色代表了严肃与庄重，19世纪初黑色是男士的专利与时尚，它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社会中上层可以使用，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普及开来，为普通大众所享有，当然这时黑色的象征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肖像的提请与批准，也要经过一系列繁冗而规范的程序。首先，肖像完成以后，制作者当以规范的书面方式提请市政议会批准。市政议会经过讨论，并一致签名通过后，再以书面的方式告知肖像制作者，说明肖像已被市政议会批准接受，并将于某月某日进行画像的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也极为正式，相关人员衣冠整齐地站立一堂，由主持人宣说肖像人物的功绩，并陈述准予悬挂的理由，当然不外乎是工作的勤勉，对城市的贡献之类歌功颂德之词。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画像挂上市政府大厅的墙壁，供人们瞻仰。

之所以要经历这许多程序和仪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强化社会记忆的需要。它要告诉社会大众，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历任市长的肖像在市政府大厅的摆放，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肖像的画技画法是传统的，画的表现力是积极的、强烈的。它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力从形成到被仰慕的一种实践。

艺术收藏者

罗伯特·弗农是维多利亚早期一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与鉴赏家，他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先向社会捐赠大量个人艺术收藏品的人，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从他个人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窥视出19世纪中期下层人物在向上层社会流动时，是如何塑造自身的艺术鉴赏者或艺术收藏者身份，以迎合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

弗农当过兵、经过商，后来做起了收集艺术品的工作。为了进入中、上流社会，他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出身设置成一个悬念，在公共集会上假称自己出身贫寒并到处宣扬，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成就今日之事业的人。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符合当时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接着，他请当时一位知名画家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坐像。画中的他，优雅地拥着一身用天鹅绒镶边、用鹿角装饰的绸缎长袍，怀中抱着一只名为“查尔斯国王”的名犬，看上去高贵而浮华。而且，弗农那打理得很夸张的发型，加上他直立的领口，俨然是惠灵顿公爵那种英雄战士的形象。就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看，人们不会把他当作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中产阶级，而会认为他是本国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与统治集团有着某种联系。弗农将这样的一幅肖像，当作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之一，连同其他收藏品一起捐赠给了国家美术陈列室。其用意或许就是为了让人们以为他是为国家立有军功的贵族成员之一，试图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他产生仰慕与敬佩，以塑造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表面上看，弗农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典范，一个给予艺术家们慷慨关怀并时常把自己家提供出来作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研讨和艺术交流的场所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些艺术名流，可以算得上他家的常客。然而，事实上弗农对与艺术家们为伍并不感兴趣。每当客人们被邀请来家中进行艺术沙龙的时候，他都忍受着嘈杂并期盼这天快些过去。弗农的侄子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今天慷慨而开放，明天很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一评论在弗农对待某位画家的善变的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弗农知道这位画家刚刚为皇室成员画过肖像，或者刚刚受邀于某一地位显赫的贵族世家时，弗农马上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当这位画家在为他所钟爱的“查尔斯国王”“查尔斯国王”是一条世界名犬的名字。作画时稍有闪失时，弗农就立刻翻脸，对他怒骂呵斥。很明显，弗农的这些行为与他的生长环境与家庭教养不无关系。尽管他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雅的艺术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但他内在的修养恰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市郊职员

19世纪晚期，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市郊居民这类下层中产阶级正在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剧。乔治·格罗史密斯兄弟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塑造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的下层中产阶级男子查尔斯·普特（Charles Pooter）的形象。自那以后，普特的形象就成了下层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的标准，是最为人知也最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市郊职员的写照：他在储蓄所工作时，对老板点头哈腰、盲目忠诚，而在市郊的家中，却要充当主宰、舒服享受；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居家男人，但对家庭的支配管理理念却又华而不实；他常常饱受来自各方面的蔑视，有客户、朋友和自己叛逆的儿子，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卡丽（Carrie）。日记追踪记录了这位市郊职员的无奈：在家政事务中他想重新塑造自己那微弱的家庭权威，他想努力充当家庭中一个慈善的长者形象，然而，结果却是不断地遭受打击。当然，普特的形象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关键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与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认同很合拍。日记最终以普特在经济和家庭的双丰收而告终，许多先前对他不屑的人们最终也认可了他。

继《小人物日记》之后，巴里·派恩的小说《伊莱扎的账册》（The Eliza Books）成功地利用了《小人物日记》的轰动效应。它将熟为人知的普特的华而不实的理念，如自我价值、势利的社会交往和干涉家庭事务等继续夸大，同时还夹杂了更为刺耳的声音：伊莱扎与其丈夫之间的争吵。小说在市郊小人物的平庸之才与文化狭隘的主题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他们的每一次婚姻争论中，伊莱扎的丈夫——那个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商业职员，他的不善家政和笨拙表现，与伊莱扎干练的家庭经济管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普特一样，伊莱扎丈夫那“自己是家庭主人”的断言，在伊莱扎卓越的家庭管理才能和处世智慧中遭遇到了羞辱；他急于想控制家政大权的焦虑也暗示了一种男性气质的减弱。小说最后一章名为“伊莱扎的儿子”，这里，派恩没有把伊莱扎的儿子描绘成一个叛逆的形象，像普特的儿子那样；相反，派恩把他描写成一个结合了父母优点的聪明男孩：既继承了父亲热衷于事业的追求，又继承了母亲精于经济的计算。当他六岁时，就已经会对自己的圣诞礼物费用做收支平衡表了。这对伊莱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和喜悦。

通过上述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晚期下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在文学作品中是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来表现的，这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不屑与藐视，就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的形象就是一种“小人物”，失败多少总会挫败自己的男性气质。

白领青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英国广告业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广告的兴趣大幅增长的时期。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如果仅仅是靠理性诉求推销产品，广告很难带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只有将产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产品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时候，广告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因此，“创造力”在当时英国的广告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创造力”思想的指导下集合了大量的设想，它们指出广告和市场营销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不仅仅是商务环境。

广告不可能照顾到人类的丰富个性及多样化的社会角色。为了商业利益，它必须寻求大众的认同点、共同兴趣点，并以这个点来开启大众的心灵之梦。因此，广告必然根据某种文化规定将出现在广告中的角色类型化。在广告中，成功的男人多以拥有的财富、汽车为荣；美满家庭一定是由事业成功的父亲、美丽贤惠的母亲以及活泼可爱的孩子组成；健康一定要用力量来显示；西方人肯定是自由的、潇洒的和浪漫的；骑着摩托车狂奔的必然是粗犷的美国人而不会是英国的绅士。每个角色都被套入一种模式，成为一种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青年男性的行为和习惯被公认为在未来的商品社会中极为重要。由此，一个重要的开发项目就是发展一种能够为男性青年接受的商业语言。消费专家们为此广征博引与高雅流行时尚格调有关的议论，广告商和市场策划者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推广男性气质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家名为“下一个”的公司，在其广告中充分体现了表现男人形象的准则。1989年8月和9月合版的GQ杂志和国际羊毛秘书处联手登出双页彩照，特选典型形象配合《一个绅士的衣柜大观》和《国际商业款式》这些介绍文章。有意针对金融市场、“未来的布料”拍摄出来两个互补的照片。左边那一页上是一个青年男人的半身照，一副大公司高级白领的打扮：沉着而笔挺的姿态，条纹双排扣西装——配上雪白挺括的衬衫和花色鲜明的领带。他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油光可鉴，坚毅的面孔上灯光打得很足。他的目光定在中距离的一个位置上。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室内的情景：年轻的总裁坐在黑皮金属的董事椅上，思考着某项交易。脱去了西装上衣，他显得很精干。一只手抓着椅子，另一只手轻轻握拳。这一次，模特儿的视线正对他的观众，那是一种权威的、等待观众作出答案的目光。他的服装总体上是朴素的——正统白衬衣，裤缝笔挺的灰点裤子，黑色带拌拷花皮鞋。仔细查看“下一个”公司的销售对象就可以发现，产品针对的是在办公室或服务行业供职的青年男性白领。广告有意识地制造一种轻松自在的过去时光，塑造出老牌绅士的幽雅环境。

从以上曼彻斯特市长、艺术收藏者、市郊职员和白领青年的四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体现着男性主流的文化印记。这种男性主流的极端表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男人寻求支配，女人则要服从；男人占有公共领域，女人则统治个人的家庭世界”，王赳：《论英国维多利亚前期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6页。这是中产阶级男子对两性位置的界定。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中产阶级女性逐渐觉醒，并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直至今日，她们仍然在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努力。

四 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陈立旭：《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结构》，转载自《文化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4-05-14-16845htm。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城市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比如，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27页。城市是由许多不同群体来建设和维护的，如政治领导人、家庭和种族、主要的投资者、交通技术人员、决策精英、革命阶层等。由于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决策的过程是间断的和重复的，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状态中。其中一部分群体起主导作用，其余的则只有服从这些主导者。这样，城市的各种符号，乃至城市的形态与布局，都不可避免带上了建设者的痕迹，体现着他们的思想与理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结构与变化。

利物浦的文化运动

19世纪早期，利物浦城市文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城市商业精英认同的重构。而且，文化组织建设的成功说明了自发形成的组织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它将具有独立品格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可认知的、有自我意识的、积极主动的“中产阶级”。

利物浦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海港，人们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逐渐富裕起来。财富的增长滋生了城市的骄傲，利物浦商人认为其财富是来自商业而非制造业，于是刻意要将利物浦城市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区分开来。

尽管商人们的深谋远虑和进取心为人称道，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利物浦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同时，这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们大都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因此他们也常常因为缺乏文化修养而被人耻笑。1795年，历史学家詹姆士·华莱士曾描述道：“艺术和科学在这里遭到冷遇，人们关注的是海上的风浪，商业利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James Wallace,A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Town in Liverpool (Liverpool: Crane & Jones,1797),p283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则完全改变了看法：“英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教堂，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的商人这样可以拥有持续的热情来建造大厦，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JWCorfield,The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ondon,Longmans,1851),p96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大之词，但无疑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即利物浦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主要出于一个动因：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商人阶层的人们信心增强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与当时的大都市曼彻斯特一比高低。一位英国艺术的积极鼓吹者，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艺术只能受限于大城市？它应该根植于英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壤上。”T Fawcett,The Rise of Provincial Art: Artists,Patrons and Institutions outside London, 1800～1865 (Oxford,Clarendon,1974),p9 在这种背景下，威廉·罗斯科横空出世，在他的影响下，利物浦彻底改头换面，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精神与文化气质深深地体现在利物浦的城市文化中。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罗斯科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利物浦民众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他可谓是功绩卓著。罗斯科本人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他自小酷爱读书，长大后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植物学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银行家和商人。

18世纪末，罗斯科和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了一系列艺术和文学社团，但在商人阶层中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迫于压力，这些艺术和文学团体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渐渐销声匿迹了。罗斯科长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和诗歌的研究，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伟大而优秀的。1796年罗斯科发表了一部传记，在传记中，他高度评价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在商业和文化结合方面所做出的典范。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罗斯科的一个转折点——其出发点不再局限于利物浦的精神生活。他的传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也激发了人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趣。罗斯科因此而成为了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的书引起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形象的关注，燃起了人们对城市文化认同的兴趣。

1797年，罗斯科重新组合成员，并建立了第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构思19世纪利物浦基础文化组织的蓝图，此举引起了商业阶层的普遍反响，这与上次遭受冷遇明显不同。利物浦商业阶层态度的变化说明了罗斯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热情关注与广泛支持。

以“雅典娜神庙”命名的城市“绅士”图书馆终于在利物浦完工了，这是当时英国最大最壮丽的建筑，从此揭开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重新建构的序幕。

“雅典娜神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不仅英国达官贵人们来访参观络绎不绝，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雅典娜神庙”的身价就翻了三倍。“雅典娜神庙”的股东们被认为是利物浦商业贵族阶层的根本象征。在国际舞台上，“雅典娜神庙”也为利物浦城市文化赢得了重要的认同，它日益成为世界其他城市争相模仿的一个典范。

受到“雅典娜神庙”成功的鼓励，利物浦城市中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又投资建设了植物园、学术讲演会堂、艺术学院、哲学研究团体等。不久之后，利物浦皇家协会也成立了，这使得罗斯科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利物浦文化组织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中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从事各种活动的商业人士。利物浦城市所有文化组织都对市民开放，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城市要便宜得多。以图书馆、哲学社团之类文化组织为平台，利物浦的商业阶层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只是知道如何获得金钱，他们也已经懂得追求商业精神，而且他们的商业精神已经融入在城市文化的认同之中。

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

在中产阶级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的进步（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代表了城市的想象，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市民则可以改变两者的状态。第一，城市文化被当作城市及其历史和意义研究的主要资料。第二，城市空间的使用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包含了公众行为和市民的独特理念。它们集中表现在19世纪城镇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上，这本身便代表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这一“私人”群体对“公众”区域的“所有权”。中产阶级对“公众”区域占用的文化表达有多种方式。各种学术社团的雕像和肖像、城市仪式礼节和会议，都发生在这些公共建筑里，且被当地传媒大量地报道，这说明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们为了相互间的认同以及阶级身份、权威和权力的稳定，将公共建筑当作舞台在利用。

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精英们是如何通过城市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体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呢？

考察各个城市的市政府报告，我们不难发现，但凡要进行城市建设或改造的时候，总有许多方案难以定夺，总有很多意见难以平衡。利物浦和伯明翰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从1858～1883年间，利物浦市政府收到不少于9份城市建设的提案；而伯明翰对于城市建设提案的争吵自1860年就开始了，并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更是无法统一，因此，许多城市都倾向于将这些建筑物的建设权交给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们去完成。这样既可省去定夺方案的麻烦，又可以节省财政开支。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城市的建筑，总是与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级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级。

19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新论调依然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它强调了城市建设在于展示人类美好本性，并试图调和现代与古典、精神与实用的矛盾。这项争论的主导者是精力旺盛的城市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精英——商人、制造业主和职业人士——为了反驳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修养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要驳斥马修·阿诺德的谴责。阿诺德认为：中产阶级想要文化和自尊，也想拥有理念，并试图以一整套与商业和制造业有相关意义的理解进行说教。M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这种争论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对于这些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其他社会群体当然可以作出另外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然而城市的统治阶层掌控着文化机构，他们凭借着文化机构进入市民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城市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不同阶层相互调适而共同生存的过程，一切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城市广场的权力象征

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在英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中，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创造者、投机者，建筑师和议员——城市男性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都市新风景的代表。在城市改造中，中产阶级精英获得了认同，强化了精英们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商业领袖、资本家和公众人物”的地位。

1835～1845年间，曼彻斯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陆续把自己的仓库往城市郊区转移，由此开始了城市空间的扩大过程。由于中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向市郊转移，这就使得原先的城市中心变得寂寞而空旷。城市精英们通过程序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通过道德的宣讲，试图继续控制着城市的文化，保持对城市中心的控制。

19世纪中晚期进行的城市改造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结合、文化与道德的结合过程。比如，19世纪50年代在市中心建立的纪念碑和市政厅，其象征着城市中产阶级的集权统治。在伯明翰的张伯伦广场上，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立了市政厅、自由俱乐部、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其他一些教育设施，这些以政治和文化为概念的建设，规模空前而建筑华丽。在曼彻斯特的艾伯特广场上，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艾伯特王子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以及一些远古时代的自由英雄的纪念物，这说明了死寂的、空阔的场地是如何借助道德权威和城市美德被重新塑造并加以利用的。

城市中的广场建设拥有众多象征意义，而非仅仅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历史学家RJ莫里斯和理查德·罗杰研究了乔治广场和建于1883年的格拉斯哥的市政府大厅，描绘了人们对其成为城市象征的认知程度：“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到贸易协会的领袖，无人不知乔治广场象征着一种城市权力的呼声。”R J Morris and R Rodger,“Introduction”,Morris and Rodger (eds),The Victorian City(London: Longman,1993),p9城市广场和开放的空间成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一道高度形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包括各种庆典活动、社会名流的葬礼，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游行等。1877年，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厅的开放庆典，以及1833年伯明翰为约翰·布赖特举行的生日庆典，都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类似事件具有高度情景化安排的特色，让权力（包括大众权力）在有秩序的和戏剧化的表演中得以体现。

当然，这些仪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政治背景与城市空间背景，包括19世纪中期之后10年间的城市改造，以及公共生活中城市权力视觉认同的创新。在这个政治空间里，仪式和符号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认同，并定义其自身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两种关键代码。

五 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品味格调

英国人具有传统的贵族情节，他们保守的个性和尊重传统的气质，在王室的留存与阶级制度等社会各层面中表露无遗。上层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中世纪，贵族是社会的主导阶级，贵族精神也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290页。贵族的一举一动皆被视为世人的楷模，一切向上流社会努力奋斗的人们都竞相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生怕因自己的粗野行为被他人看出卑微的出身。下面让我们从闻名遐迩的绅士风度和别具特色的茶文化中，来品味一下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绅士风度

约翰·莫根，关于约翰·莫根的故事，参考《英国最后一个绅士之死》改编，源自《千龙新闻网》，文章来源：http://wwwctncomcn/Archive/2001/9/5-78302html。41岁，是伦敦的一位社交名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是英国社交礼仪的权威，是一位成功的典范。他的几种有关现代礼仪的著作如《现代礼仪》等是各个图书馆所必备的参考书，他是英国著名男士杂志《绅士》的主笔，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教导越来越不注意仪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做真正的绅士淑女。

他教人们如何才是吃香蕉的正确礼貌的办法：香蕉是不能拿在手上剥了皮大啃的，那实在是有失风雅，香蕉必须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他还教女士们出席皇家花园茶会时应该穿着的衣饰，这里，裤子是大忌讳。他常常劝他的好友们千万不能随便到一家商店买西装的成衣，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绅士的作为。

他自己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也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只在西尔维亚街买衣服。衬衫、西装、鞋子，甚至外出旅行行李上的标签都是手工订做而成，他的衣服总是要用薄薄洁白的衬纸包裹，他丝毫不追求现代的名牌时装，在他看来，那只是肤浅的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所爱干的勾当。他的手表、皮带、皮夹也都是精致无比，他用平头钢笔蘸着墨水写的圆体字是英文书法的典范，他的信封信笺都是特制而成，上面压印着浮雕花纹，也许可与荣宝斋的上乘水印笺媲美，他是不用胶水更是不用唾液黏合信封的，他用的是那种古老的蜡制封泥。出门时，他总要带上他那把银柄的长伞，伦敦晴雨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时，他总是要为与他走在一起的女士遮挡风雨。他从来不去超市或一般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一般的银行中存钱取钱对他来说也同样无法接受，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和那些臃肿的家庭妇女、出着臭汗的快递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一起排队等着见柜台后满口伦敦东区低级口音的银行经理，他只在会员极为精选的俱乐部中兑换支票。办公楼中的卫生间他是不去的，需要方便时，他总是要不辞辛劳地来到他的俱乐部，使用这里的卫生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方便洗手之后，会有服务员为他递上一条洁白的亚麻布的擦手巾。幸亏，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俱乐部相距不是很远。每天下午四点，他的两位助手必须准时为他沏一壶下午茶，用的是一套正儿八经的精美的薄胎茶具，银质的擦抹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托盘，茶壶、茶杯、茶盘一定要事先用热水温过，牛奶是要盛在小巧的钟形瓶中，小瓷罐中的糖可不是白糖方糖，而是浅棕色的透明的小冰糖，银质的茶匙舀起一勺来，如同一小堆碎水晶，晶莹剔透，当然，那一碟巧克力的小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

像莫根这样的绅士是一种典型，他那过于传统而刻板的做派现在已经很少为当代英国中产阶级接受。即便如此，受贵族文化的影响，英国中产人士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品位。

这种独特品位首先表现在衣着上。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的服装和打扮都十分注意。女性的服装以素色淡雅为主，很注意服饰的搭配：冬天，黑色的呢子外套配上一条醒目的粉红或白色围巾，几乎是英国女性的经典打扮。英国老太太为了显示活力，钟情有花纹的衣服，但也是不抢眼的浅色小碎花，或者是经典伯百利的传统格子。和女士相比，英国男性的服饰变化更少，他们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单调。但是他们的衣服总是很干净，特别是里面的衬衣永远是雪白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洗两次澡并更换里面的衬衣。如果要约见重要朋友，他们更得换上洗熨过的合体西服，鞋子擦得一尘不染。在英国，男性衣冠不整是非常粗鲁的，穿着整洁被看成是一个绅士有涵养和有魅力的体现。

英国的绅士和淑女们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特别是牙齿卫生。英国人无论是否有牙病，每年都要到医院定期药物洗牙两次。他们与人交谈时露齿一笑，都会显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舒服。英国绅士和淑女的风度还体现在说话、语气、手势、坐姿等一些细节上。在英国，一个人与别人谈话的时候，如果动作幅度很大、声音很高，特别是谈话中粗话不断，会被看成是教养不够的表现，很可能会因为这种不雅的举止失去友谊。因此，英国男性与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坐得笔直，语调不高也不低。即便稍有动作，也能将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像是定格了一样。

由此可见，尽管时间已经越过百年，但英国绅士的风度犹在，在摒弃了老式做派之后的现代绅士们，行为举止更加让人赏心悦目，体现着英国文化的高贵与不俗。

饮茶关于英国茶文化的介绍，参考《英伦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改编，源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R-c/377656htm。

英国人以其传统文化为荣，比较重视具有艺术与文化内涵的休闲生活。比如其典型的下午茶休闲方式，冬天就在温暖的炉火边，夏天则是在繁花盛开的花园内，不论喝茶或是饮酒，英国人都颇为注重地点的选择与气氛的营造。这种源自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简直就是英国社交生活的极致展现，由此也可看出英国人温文尔雅富有绅士风度的一面。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以内涵丰富、形式优雅的“英式下午茶”享誉天下。如今，无论英式红茶、香草茶还是水果茶，世界各地的人们皆对其兴趣盎然。“英式下午茶”已成为英式典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英国，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英国人每天“Teatime”之多，使外来者感觉英国人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消耗在饮茶之中了。清早刚一睁眼，即靠在床头享受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公务再繁忙，也得停顿20分钟啜口“工休茶”；下午下班前又到了喝茶吃甜点的法定时刻；回家后晚餐前再来一次“High Tea”（下午五六点之间、有肉食冷盘的正式茶点）；就寝前还少不了“告别茶”。真正是以茶开始每一天，以茶结束每一天。英国人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茶来茶去的作息规律并乐此不疲。此外，英国还有名目繁多的茶宴（TeaParty）、花园茶会（Tea Garden）以及周末郊游的野餐茶会（PicnicTea），真是花样百出。

英国每年出版一本《全英最佳茶屋指南》，专门介绍著名且有特色的喝茶场所，其中伦敦里兹饭店的茶室总以昂贵与尊贵名列前茅。来这里喝下午茶，男士必须打领带才能入内，并一定得事先预订座位，最忙时需提前两个星期方能觅得一席。高尚迷人气氛衬托下的红茶，已与华丽的茶具、高贵的厅堂、盛装的红男绿女以及训练有素的侍者浑然一体，体现了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享受。

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认为，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的穿着，家里的摆设，房子的样式和格局，开什么车，车里的装饰，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喝，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由此告诉我们，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来改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仅仅有钱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味与生活格调。没有品味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译者前言。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人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无疑是对福塞尔理论的一个佐证。

六 社会分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近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上升，是具有3万～20万英镑流动资产的个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8%。这些“富有人群”的人数从1995年以来每年增长12%，百万富翁的同期增长率是每年17%。这两个类别的人加起来，总资产达到3130亿英镑。富裕人数最集中的年龄段是在35～54岁之间，男女之间的比率是2∶1。全英富人的38%生活在伦敦以及英国东南部。根据英国的家庭消费跟踪调查，1979～1994/1995年，英国家庭人均每周收入从208英镑上升到286英镑，收入水平在这一平均线以下的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增加到62%。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1979～1994/1995（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1997）,pp118,167

英国中产阶级人数缓慢上升的同时，其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分化。一部分英国中产阶层正在向社会底层滑落，加入贫民大军的行列。根据英国《卫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家基金会据称每年为包括低收入退休人员在内的2000多人提供援助。根据调查，这些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产阶层大约有380万人，约占英国中产阶层总数的14%。这些人曾经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中产职员，有体面的工作，比如教师、护士、经理、社会工作者、律师和音乐家等，还包括一些有社会地位、却很少或根本不工作的人。然而，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不仅无法维持原来无忧的生活，甚至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据统计，他们每人平均周薪为114英镑，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造成这些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赤贫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不乏家庭经济条件恶化、社会失业率上升、家庭破裂、个人健康状况恶化和养老金不足等问题。但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些中产阶层职员所受的教育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明显落伍，缺乏时代需要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这些滑落到底层的中产阶层中，只有6%的人拥有大学文凭，1/3的人根本没有读过大学，还有1/4的人根本没有从学校正常毕业。当年，凭借家庭的财力支撑和社会关系，他们在接受了简单职业培训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在如今这个“日益呼唤精英的社会”里，在这个需要新技术、新知识和重文凭的时代里，他们无疑已经落伍。

与此同时，一部分中产阶级则跻身于上流社会，完全贵族化了。这是因为，从形式上看，工业革命结束后中产阶级似乎大获全胜，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自身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中产阶级的贵族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在劳工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集体主义的思潮复兴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挑战。在经济和对外贸易领域，英国国力的下降与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维持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需要，都有意无意地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扩大，这样，中产阶级在全盛时期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也在不知不觉中崩溃了。

内部因素主要在于其自身对自己价值准则的怀疑。中产阶级过去曾自信地宣称，它的理想是有益于全民族的，会给所有英国人带来利益。然而，调查表明，仍有相当多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中产阶级中有良知的人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接受某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追求，比如费边社会主义；而中产阶级的价值主体却开始向传统的贵族精神认同，其结果就是工业家们的彻底贵族化。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308～309页。当中产阶级把贵族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这也是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陈晓律：《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转载自《文渊阁》，文章来源：http://artzy51com/sixiang/chenxiaolv/chenxiaolvhtm。

由于英国中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英国中、上层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不像之前那样泾渭分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它使乡绅贵族衰落，同时使中等阶级上升。跻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级经理、银行高级主管、科学/学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现在人们很难再像19世纪那样以谋取财富的手段来区分上、中阶层——在19世纪，大土地所有者可说是都属于上层，工商业则大多数属于中层。20世纪的变化则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分离，“上层”这个概念与土地乃至资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体育与艺术界的超级明星——当然我们不一定因为收入高就一定跻身于“上层”之中。

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则依然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家庭用具也进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从消费角度看，工人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差距已经不大了，但一个中产阶级成员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区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伦敦中产阶级妇女曾这样说：“人总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钱，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灵要比工人阶级充实，因为我们读书。”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职员就这样说：“收入有一点关系，但现在已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比下层中等阶级工资还要高，而很多上层阶级的‘新穷人’拿的钱还不如他们。”但她说中等阶级有这样一些特点：在一个小型私立学校念过书，有一个“中等阶级职业”，“住在中等阶级街区”，由于有这些特点，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就很明显。应该强调，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在20世纪，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文化因素。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英国也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传统而保守的英国人，心态也在逐渐变化。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逐渐开始取代单一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无疑将对英国社会注入新鲜血液，英国的阶级及其文化认同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

上一页 下一页
 

 <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