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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有限，但由于这些国家二战后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使其国家职能更倾向于强化社会功能，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正因为如此，在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上，北欧国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北欧国家既没有比尔·盖茨这样富可敌国的巨贾，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在这些国家中，占人口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比重的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仍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瑞典的情况在北欧国家中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包括许多实证研究在内的结果都表明：丹麦、芬兰和挪威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与瑞典有相当大的同质性。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The Danish Class Structure”,Acta Sociologica，1989(32)，p32

应当说，从各个方面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理想类型”。本章将从瑞典、芬兰等国新中产阶级的研究入手，透视北欧国家的中产阶级景观。

一 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

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北欧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通过对二战的深刻反思，这些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方向性的调整。这些方向性调整为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重要保障。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由于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发展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国有化和其他形式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比如瑞典，其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成为典型的“混合经济”的代表。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考虑到贫富差距，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因而北欧各国普遍主张对遗产与收入征收累进税和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更为均等，福利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慈善的形式出现。享受社会福利、确保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抵御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以及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成为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北欧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保护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北欧五国来说，上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经过60年的发展，北欧诸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均具有较高的水准。以瑞典为例，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北欧的其他国家也相当富裕。在2003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上，挪威和冰岛均名列前五。

北欧国家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使之一度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和研究的对象，其建设成就一度令整个世界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发展计划时，经常以北欧国家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北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在二战后的30年时间中，北欧国家原先以渔业、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了北欧国家产业的重心。经济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占社会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和渔民阶层，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占社会人口比例最低的阶层。以农业和渔业产品闻名于世的挪威为例，据挪威中央统计局2000年提供的数据，2000年挪威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3672％，石油业占2335％，制造业占914％，建筑业占353％，电力占173％，农业和渔业则分别仅占076％和07％，其他则为政府公共支出。正因为如此，那些以农业、渔业为生或者以手工业为生的老中产阶级阶层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则迅速上升。在芬兰学者苏尔肯所罗列的数据中（见表3-1）可以看出，从1960～1990年，北欧各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1～2倍。
表3-1北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增长（1960～1990）*19601970198019901瑞典129%192%258%318%2丹麦78%122%170%229%3挪威80%123%186%223%4芬兰82%119%170%238%*Sulkunen，Pekka,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2)，p26

尽管许多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也大力推行福利政策，但真正福利国家的典型首推北欧国家。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还是以瑞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国保持着较为惊人的高税率和同样惊人的名目繁多的福利。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达到其收入的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和一双子女构成，人均收入不低于15万瑞典克朗（税后），人均住宅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

经济的发展以及福利政策的推行使一些社会底层的平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中产阶级。根据苏尔肯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见表3-2），北欧国家约有2/3的上层中产来源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其父辈通常是一些低级雇员，如熟练工人或者半熟练工人。

表3-2北欧国家上层白领的来源*父辈的职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1上层白领25%27%21%24%2下层白领19%14%18%25%3企业主13%5%13%6%4熟练工人29%22%21%27%5不熟练工人4%5%7%5%6农场主10%27%20%13%总计100%100%100%100%*Sulkunen,Pekka,opcit, p29

在另一项关于芬兰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中，鲁斯和拉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完成了某种必需的教育后，某些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与其父母比还是与自己原先相比，都有明显提高，这是芬兰新中产阶级发展的主流。但他们也指出，也有少数人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他们原先的社会上层地位现在变得难以界定，从而成为新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Roos,JP& Keijo Rahkonen,“In Search of the Finnish New Middle Class”,Acta Sociologica, 1985(28),pp264～265

对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北欧学者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结构重组，首先造成了流通（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管理和经营领域的雇用工人数目的巨大增长，同时却削减了农业和工业人口。第二，在再生产领域，专业性劳务例如医疗看护、社会工作、婴儿保育，也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第三，增长的消费能力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人服务和文化产品。第四，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管理者。”Pekka Sulkunen，opcit，1992，p11

二 模糊的边界

北欧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地位的迅速变迁，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新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模糊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福利国家的经济分配特点，使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因此其居民无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品位上都没有明显的区隔。由于无法廓清边界，这使得广大研究者在进行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时遇到了许多困难。

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以及对中产阶级边界的划定，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难题。

福塞尔将阶级的界定放在了财富及与财富密切相关的格调这两重维度之上。福塞尔强调，财富不是区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意识。”〔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3页。据此，福塞尔将美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等九个层次。在这里，中上层基本上属于米尔斯所说的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则是指白领——即新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80%），而上层贫民是福塞尔所谓的“蓝领贵族”，他们构成了福塞尔所说的中层阶级。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具有两重性的特点，然而这种两重性并不是很和谐的。从以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为主要划分标准的划分方式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收入差距并不惊人，可以都被划入中间阶层。而如果从格调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甚至“蓝领贵族”肯定不能被划入同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彼此是不会认同的。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很细致，但财富与格调标准的矛盾使他的划分在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出了问题，使人无法准确地摸到新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边界。

米尔斯的划分坚持以职业为主，这与他把新中产阶级视同于白领职业者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他把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对立作为他研究和界定新中产阶级的起点有很大关系。“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20世纪的白领既没有农场主曾有过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早先商人们的那种发财幻想。他们总从属于他人，或是公司，或是政府，再或是军队；他们被视为缺乏远大前程的人。”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xi～xii据此，米尔斯为新中产阶级划了一条职业边界。他认为，新中产阶级由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包括商店的内部和外部）和办公人员所组成。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米尔斯似乎并不认为他已经摸到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他指出：“如果说仅仅因为它不断增长的数量，新中产阶级就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潜能的话，那么，从农场主、工薪劳动者、黑人甚至罪犯身上能够看到的征兆可能要多于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白领世界中的男男女女。甚至美国的人口统计现在也使要获得这些人的准确数量十分困难。同时，在旧有事实的基础上对中产阶级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已过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于是，米尔斯也不得不求助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再界定，指出：“白领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新阶层中的一员，而这个新阶层正实践着现代美国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Ibid,ppxix～xx

由于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谈到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边界更是模糊不清的。“从一个方面来看，新中产阶级的某些特征更像是‘顺从的无产阶级’（那些支持左翼政党和工会的消极的工人），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的特征又接近传统的老中产阶级（有一些甚至接近统治阶级）。新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固定、模糊和暂时性。”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1985(28)， p272由于贫富差距较小，北欧社会无论是社会的上层与中层，还是社会的中层与下层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
谈到北欧中产阶级的划界，苏尔肯认为，其中存在着一种“边界的困扰”。他指出：“要说新兴中产阶级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这是一种欺骗。人们很难给新兴中产阶级作个定位，因为它无所不在。……而且，人们很难简单地指出它的存在方式。”Pekka Sulkunen,opcit, 1992,p3

对于美国学者以收入或者是说以财富为标准的阶级划分，苏尔肯并不认同。他说：“如果只是把收入形式作为（划分的）标准，那么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真的不存在阶级。”在北欧福利国家，苏尔肯有这样的认识是不足为奇的。苏尔肯似乎也并未认可职业划分的方法，在他看来，米尔斯之后，属于新中产阶级的新兴职业在欧洲不断涌现，新中产阶级已经“渗透到依然现存的各种社会部门中……新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确定的人群，虽然有些群体更适于用中产阶级来定义他们”，因而从职业的角度进行界定，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苏尔肯更不同意单纯从生活方式对新中产阶级进行界定，他说，新中产阶级“也不是一种对生活的鉴定方式，虽然有些生活方式比其他方式更适于培养出中产阶级。”Ibid, pp22，3

如果说上述界定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源于苏尔肯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不仅是结构也是一种行为。”这种看法显然受到了20世纪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应当说，这种看法，比米尔斯的理论有着更丰富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从这个视角出发，他对新中产阶级作了一个两重性的定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他把新中产阶级界定为大量类似的人，“新兴中产阶级是由大量的人构成的，在这些人中，对自身、对社会和对社会中的人的理解有着相似的观点。”Ibid，p3而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他又把新中产阶级定义为一种相同的思想方法、一种文化气质、一种道德取向。

上述界定看似比前人更复杂，但是实际上也存在着问题。从社会结构的方式来看，苏尔肯把新中产阶级看作是一种大众社会无处不在的存在显然几乎消解了“新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既然新中产阶级像原子似的无处不在，渗透在各个部门，缺乏有效的群体互动，那么，即使他们对于某一问题具有相同的观点和相似的价值取向，他们也不会产生互动或走到一起，他们彼此间也不会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就不是一个阶级，而仅仅是一类人。这一点连苏尔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指出：“构成该阶级的大多数群体并没有把自己认可成一个单一的阶级。”Pekka Sulkunen,opcit, p3

苏尔肯的二重性定义与福塞尔和米尔斯的定义标准并不一样，所面临的经验事实也并不相同。然而，殊途同归。欧美的学者在界定新中产阶级概念时似乎都遇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由于新中产阶级这个对象物的多元特征，用一种维度进行定义，无法准确地界定新中产阶级的边界；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维度定义，又会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消解对方的划分。看看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整个阶层的形容，与40年后的苏尔肯多么相似，“组成新中产阶级的雇员，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紧凑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一个单一的水平层面，但却同时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次脱身而出；现在，他们像以往那样，与其说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层面，不如说在整个社会的旧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个新金字塔。”Mills,op cit, p6440年过去了，对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界定，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 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

由于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界限相当模糊，因此直接从概念入手分析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是有一定难度的。鉴于北欧各国的社会发展变迁与美国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从北欧各国与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

成长时间较短

尽管欧洲很早就有中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说到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不过是近30年的事。在许多学者看来，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出现晚于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时的欧洲新中产阶级有些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新中产阶级。正像苏尔肯指出的那样：他所讨论的北欧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实际上与美国30年前的情况很相似”。Pekka Sulkunen,opcit, 1992，p22从一个方面来讲，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还没有成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表面上经济稳定发展，但社会深层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时代。美国原来是一个由老中产阶级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独立的商人、农场主、小企业主和独立的专业阶层如领取执照的个人诊所和律师事务所是美国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大规模生产盛行以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小商人、农场主、小企业家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生产以及更为专业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庞大社会机构的大量涌现，这些机构要求有更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实现科层式的管理和运作方式。医生、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被迅速地吸收进入医院、公司和政府机构，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增多，这被米尔斯称为“一场管理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白领的大量涌现，就是新中产阶级接替了几乎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中产阶级，就是“操纵家伙（things）的人越来越少，而与人和符号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Mills,op cit, p65“自1920年以来，白领工人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社会职业集团，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在1956年，这个集团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就业人数。”〔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146页。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欧就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场管理革命正在当时形势极其复杂的欧洲兴起。而这场革命在30年前，曾使美国步入白领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因此，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和80年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状况之所以相似，与其面临的相似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直到今天，北欧的新中产阶级仍然处于上升期，新中产接替老中产的过程仍在继续。不但新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北欧社会最庞大的阶层，而且其个体社会地位的升迁是社会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以芬兰为例，“多数社会个体社会职业有明显升迁，无论是与其父母的地位相比，还是与其完成学业时的初始社会地位相比。这可以说是芬兰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1985(28)， p265许多学者在论及美国中产阶级时甚至称其为贫困的大多数，在他们看来，与美国的巨富相比，当代美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像是无产阶级，许多白领今天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 cit, p25可以说，美国新中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但是，新中产阶级欣欣向荣的情景目前至少在北欧还是可以看到的。

清教传统的影响

清教对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被马克斯·韦伯高度推崇，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这种传统价值观正在某些领域逐渐被美国等国家的中产阶级所抛弃。北欧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北欧五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依然把清教伦理奉为生活的信条，也正因为如此，北欧的中产阶级在生活中尤其在业余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了自身独有的特色。

在考察新中产阶级的生活现状时，有两样内容是一定要考察的，一是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另一是新中产阶级的业余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两者不仅描绘出新中产阶级的全貌，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因果关联度。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都有相似之处。在米尔斯那里，由于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因此白领的工作被看作是异化劳动。米尔斯甚至认为，新中产阶级中的许多成员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文件和符号的处理上，枯燥而单调，有点像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命运悲惨的小人物。这种机械的劳动，必然对人性产生压抑。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北欧几乎是一样的。尽管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工作就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多数家庭的成年劳动力还是遵循了清教伦理的教导，认真工作。

然而，美国人和北欧人在业余生活和消费方式上的态度却有相当大的不同。

早在米尔斯的时代，一种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美国的中产阶层初露端倪。由于工作的异化，使许多新中产阶级必然地放纵自己的业余生活尤其是夜生活，通过酗酒、赌博等方式自我发泄和自我解脱的现象时有发生。米尔斯认为，对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来说，“工作的必要性和工作的异化形成了工作对人的磨难，磨难越多，越需要在现代闲暇活动的欢乐和梦幻模式中找到解脱。”Mills,op cit, p237这种放纵与美国建国时清教伦理所教导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然而北欧的情况有所不同。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个人主义的浪漫和清教伦理相结合的二重人格的产物，清教伦理的影响沁入骨髓。尽管对于生活的个人主义浪漫理想从来没有失去过，但即使是在休闲的时候，新中产阶级也更多地受到清教伦理的约束而显得相对比较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芬兰和挪威，小酒店都以经营餐饮业为主，很少有人在小酒店喝酒和约会，酒吧几乎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才有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吧，然而“酒吧概念的变迁是一个渐进和缓慢的过程”。Sulkunen,Pekka，opcit, p68即使今天在北欧酒吧已经非常普遍，但这些酒吧并不是中产者工作之余自我放纵的场所。很少有人在这些场所酗酒或者流连忘返。舞厅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赫尔辛基的大街上，夜总会和舞厅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

在一项实地研究中，苏尔肯和他的同事实地考察了一个名叫“天空”（Sky Bar）的酒吧。该酒吧由三个子店构成。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酒吧在赫尔辛基代表着一种休闲方式的新概念，因此，它很快成为消费前卫的新中产阶级愿意驻足的地方。他得到的结论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不是因失意或因酗酒成癖而泡酒吧的那一类人，但他们的大部分业余生活离不开在酒吧里饮酒和交谈。这种饮酒和交谈存在着信息交流的因素，甚至与某些参与者的事业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被赫尔辛基的新中产阶级看作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最佳方式，这种休闲方式不会因为过于低俗而使自己自降身价和格调，并违背清教伦理的教导。

从消费方式的情况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也更符合清教伦理的观念。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较为看重收支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超前消费。在瑞典，2002年，瑞典妇女人均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男性年收入305万克朗。而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根据丹麦官方1997年的年度统计资料，在丹麦，1997年人均年消费（购买力平价）约11500美元，其中各项费用支出的大体比例是：房屋、燃料热电占28%，房屋修缮占6%，通讯交通占18%，食品占14%，饮料、烟草占6%，娱乐、教育占10%，穿衣占5%，外出用餐占5%，医药占2%，银行保险费用占2%，其他费用占4%。从中可以看出，北欧的新中产阶级在消费问题上主张的是适度消费。这一情况与学者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沙利文等人在其研究报告《脆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陷入财政危机。1996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退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部分表现出一种泡沫，这种泡沫潜伏在郊区别墅后面、表现于离婚的财产分割中、隐藏在儿科医生诊所的消费债务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与镜中月、水中花以及许多信用卡一起维持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承担的消费债务。过度的日常消费使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有着与美国类似消费习惯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大量破产的窘境。

因此，无论从消费还是休闲的角度来看，清教伦理对北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间层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国家所推行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由于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瑞典、芬兰等国的中产阶级总是抱怨政府征收的税款金额过高。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瑞典等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中间层结构与发展的稳定，是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美国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1947～1980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少变化，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1947年为0374，1960年为0364，1970年为0353，1980年为0365；但1980年以后，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1990年增加到0396，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到0421，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0。与此同时，从1989～1994年，90％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间20％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390美元，只有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而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其家庭年均收入每年增长17231美元。近年来，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前，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1947年是19088美元，1967年是33305美元，1973年是38910美元，1979年是40339美元，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89年是42049美元，但是到1995年，中间家庭收入水平反而下降到40611美元。以上关于美国家庭的统计资料转引自李培林《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big5chinacomcn/chinese/ch-wzh/1doc。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opcit，p3。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北欧各国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仍然相当稳定。甚至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瑞典、丹麦、挪威还是芬兰，其官方统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的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收转移支付率（具体情况参见表3-3），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

表3-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率情况*国别年份平均税率转移支付率转移支付率所占比重瑞士1982260%73%280%芬兰1987369%277%750%荷兰1987672%283%421%瑞典1987450%355%789%挪威1986325%151%465%英国1986310%243%784%美国1986306%94%30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

社团主义的倾向

要说欧美的新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同，除了涌现的时间之外，最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层面。在苏尔肯看来，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group）。这些组织成员之间联络密切，然而与其他的中产阶级组织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谈到了美国白领及其组织的情况。他认为，他之所以不能给美国中产阶级一个完整的划分，是因为中产阶级所属的社群边界非常模糊。在此基础上，米尔斯讨论了社团内部的情况，比如白领工人与工会或商会的关系。他指出：“个人与工会的接触，政党的归属，以及对个人向上爬机会的感觉——这三大因素决定着白领人士接受工会的倾向。”Mills,op cit, p307在一般状况下，促使美国白领加入工会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工作的一种特殊的不满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没有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其家庭所属党派决定的。然而，事实上，美国新中产阶级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极少与工会会员发生接触，也较少具有社团意识。

然而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个突出的特点。北欧中产阶级的社团意识使其中产阶级的组成与美国大有不同，有数据表明，由于缺乏社团类的组织，美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产阶级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1989(32)，p32

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发展。其功用不仅使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升迁，而且也决定了某些人的社团归属。有学者指出：“市场与管理、医药护理和办公室工作的技术繁复程度正在提高。”要获得这些技术，没有专业的教育是不行的。然而，“在欧洲，文凭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白领社团在这种垄断中扮演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而且这也是这些社团的主要职责。”Sulkunen,Pekka，opcit, p24原来在一些技校的职业培训放到了大学教育中，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上大学的人不但要有一定的财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般人无法进入这道门槛。在芬兰，一些职业比如外科医生、大学教授的资格证书获得程序非常严格，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相对而言，一旦出现了某个中产阶级社团，这个社团中成员的互动就较为频繁，社团的游戏规则在其内部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年欧洲的行会、欧洲的政府特许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目前北欧这种新中产阶级社团的渊源。而美国却完全没有这种历史传统，因而差异就此产生。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国家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以瑞典为例，由于注视国民教育的投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8%以上），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教育的高投入使教育得以越来越专业化，使专业主义的培养成为可能。

当然，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来说，用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关闭所谓的阶级边界和社团边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在找到这个策略之前，中产阶级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阶级。中产阶级对此是担忧的，这也被米尔斯称为“地位恐慌症”。通过专业主义教育的道路，目前北欧的中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实现了区隔。

四 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

对于中产阶级的未来，很少有社会学家抱着乐观的态度。不管从什么视角来看待新中产阶级，社会学家似乎都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种情况在美国学者眼中是这样，在北欧学者的眼中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缺乏独特的阶级特性的阶级，其间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阶级认同感。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在福塞尔看来，中产阶级的“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中产阶级都很胆小……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福塞尔，同前引书，第42、47页。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学者的看法与福塞尔不谋而合，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应当被抛弃，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p257针对北欧新中产阶级，苏尔肯作了如下描述：“它所美化的是旧的特权阶层的美德而不是它自身的古老传统，因此它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新中产阶级没有一种可识别的方式是别的阶级所不能模仿的。”Sulkunen,Pekka，opcit, pp153，151正是因为如此，苏尔肯认为，这个阶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可有可无的。

当前，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依然处于上升势头，不过从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前景不容乐观。

近20年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其中资本的流动可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社会倾销’（注：在这里，社会倾销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一国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而降低社会保护水准，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的降价压力，迫使其他国家相应地削减福利开支），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由于长期奉行高工资的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的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这直接削弱了福利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有人认为，福利政策本身有平均主义之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

另外，信息经济的发展给福利国家经济布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也影响到了福利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在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北欧国家并未占得先机，因此其产业部门目前也处于较为激烈的结构调整之中。因此，在信息经济的全球竞争中，北欧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成为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持名目繁多的福利项目，福利国家的财政一向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压力也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由于社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需要福利国家即刻进行结构性调整，否则人口老龄化给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和高福利对劳动道德的威胁令人担忧。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行的。正是因为如此，吉登斯指出目前的“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三联书店,2000，第120～121页。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是福利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宏观经济层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正在上升阶段的北欧新中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收入的减少及福利的减少，肯定会使北欧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面临较大压力。像挪威这样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上的北欧国家，其经济常常容易受世界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因此经济肯定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产生较大的波动。可以想见，这种宏观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转嫁到广大的新中产阶级身上。

福利国家的政策目前已经很难维系，不但北欧国家近年来开始逐渐下调税改的转移支付率，而且欧盟的政策也表明，欧盟不准备采用福利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联盟实现了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单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却没有被提上日程，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当福利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处于稳定状态和上升期的北欧新中产阶级是否还能保持现有的面貌，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因此，除非北欧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顺利完成结构性的政策调整，迅速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否则北欧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这会大大影响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景。

早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就被视作没有政治前途的阶级。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就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走一条越来越两极分化的道路，而其间不可能有第三个阶级和第三条道路。随着机器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小业主必然会因破产而成为无产阶级。他曾经分析说：“以前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马克思的时代，新中产阶级还并没有成为研究者视野中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是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的必然衰弱在米尔斯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晰，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斯还是认为，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更加独立，后者几乎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向来都是别人的人”，要依附于政府、军队、公司等机构而存在。因此，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表示出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起码在政治上，这个阶级的历史前途十分黯淡。
北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苏尔肯在《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书的最后，带有着一点忧郁的色彩，探讨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走向。他问道：“新中产阶级是否能成为历史的主题？或者说它能领导哪一种历史进程？”他继而回答说，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现在不是，永远也不会是历史的主题。”Sulkunen,Pekka，opcit, p151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这几乎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亚里士多德对社会中间层的分析中，我们就依稀看到了这种论调的影子。

米尔斯看到的是白领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白领对政治之所以较为消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兴趣，他们已经被“大大地分化了”。“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其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的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新中产阶级的“直接职业经历之中也没有任何因素鼓励白领工人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即使万一会有促进这种运动的社会因素，也不会在这些阶层的内部产生。”白领不但具有消极的政治倾向，而且对政治组织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少数接受工会的白领，“往往把工会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当成信仰的对象。”Mills,op cit, pp352,308他们对工会的看法是一种与他们的工作有关、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帮助的组织。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并不赞成将工会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米尔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与他对新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关系，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根本称不上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阶级。苏尔肯在界定北欧新中产阶级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阶级，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自我识别，从而形成了具有统一阶级意识的团体，然而他却认为北欧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共同阶级意识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松散的群体，尽管相比于美国的新中产，北欧的新中产在某些方面很具有社团意识，但两地的新中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其实，北欧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半个世纪前具有激进的一面，当时他们反对独裁政治，具有反叛精神，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次成功的政治联盟，然而这一联盟没有持续多久。从丹麦的情况来看，现今的北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主要是指白领和蓝领）在政治上的取向有着明显的阶级对立。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p50原因在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使之不可能与工人阶级形成强有力的持久的政治力量，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新中产阶级再也没有了对政治的热情。这种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导致了新中阶级的自我封闭——他们用风格和专业性使自己与工人阶级分离。然而作为一个渗透在社会各个部门，且没有统一阶级意识的群体，新中产阶级自己又注定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米尔斯没有看到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他对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判断是有所偏差。然而，一时的政治激情不能说明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卫。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从本质上讲是个人主义反抗官僚主义与僵化的科层制（不是合理的科层制）的产物，但个人主义本身及因此产生的其他中产阶级特性决定了这种政治热情不可能持久。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美的新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十分一致的。

从美国到北欧，新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阶级，也许它也会有政治激情，然而这种激情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不吻合的。因此，“新兴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意义要胜于政治意义。”Sulkunen,Pekka，opcit, p5新中产阶级永远不能担负起变革现有政治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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