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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小时长度的《铁西区》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条缓慢向下的曲线的最末端。“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这句话本来是法国《世界报》对《站台》的评论，似乎也可以用来评论《铁西区》，只是需要把时间改为“1999-2002”，并且，删去“紧咬的牙关”。在这部长篇纪录片的开头，坠落就已经行进到最后阶段。当初的奢谈理想，当初的热血沸腾，不见踪影。最初失足时的挣扎亦已放弃。牙关经已松脱，愤怒也终于沦为牢骚。在等待破败的最后时节，一切进程像压在闷热而漫长的午睡上空那些迟钝的乌云，缓慢，而且不可救药。
破败必然来临，但暴风雨却停在上空。
在新世纪的开端出现《铁西区》这样的作品，也许像它自己纪录的那些工厂的倒闭一样，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今年以来，我确感到一种积蓄已久的沉郁。
《铁西区》在今年开始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令人想起三年前同样引人瞩目的纪录片《铁路沿线》。但与后者相比，《铁西区》无疑显出更大的野心，更深的城府，以及更宏伟的叙述。王兵在《铁西区》中宏大的叙述相对于杜海滨在《铁路沿线》中质朴的纪录，表示出强烈的获得历史性的意图。我不大认同“如果将《铁西区》称为鸿篇巨制，原因并不在于它的长度”的说法。尽管也许9个小时仅仅是物理意义的长度，但从某种程度讲，却有效地通过增加作品的体积而促成了它的重量和力量。超出界限的长度，在令观者感到疲劳的同时，也强迫观者感受到作品的份量。极端的例子有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如果不是惊人的长度，几乎很难评价其意义。同样也很难想像如果《铁西区》只有普通的90分钟长度的话，其宏大的史诗感还会否保留，历史性纪录的企图还会否实现。
王兵策略地尽可能抹去纪录者的存在，几乎从不对片中的人物进行采访，有意保持镜头与被纪录者的距离，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得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到历史感的叙述中去。作者同时也有意回避了能够增加趣味但容易损害主旨表达的剧情性。《铁西区》没有故事片意义上的主人公，只有诺大一个荒凉破败的工业区作为这部纪录片庞大的主角。
《铁西区》分为三部分，在《工厂》里，工厂最终倒闭了；在《艳粉街》里，工人们的住宅最终被拆毁了；在《铁路》里，火车一遍遍驶过荒凉的厂房。9个小时，3个地方，没有什么中心事件，有的只是铁西区坠落的全景，以及其中丰富的细节。那些了无希望的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孩子，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求得生趣的办法，但内里，一样都在铁西区的破败中沤上灰黯的色调。除了《铁路》里的那对父子，通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竟然是一只在铁轨间飘忽的破塑料袋。别笑我小资兮兮地想起了《美国丽人》，这格格不入的联想对于我个人而言宛如针刺。一个在第一世界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和一个第三世界被衰败的工业区所挫痛的影像工作者，同样把镜头对准了一只破塑料袋。我的确不知道其中所包含的百无聊赖的沉痛是否可以相比。我也的确不理解为何前者的感伤如此广为人知，而后者的沉痛只能孤寂地自斟自饮。
王兵很沉着，9个小时(540分钟)的长度中，只让镜头在1分钟内动了感情。《铁路》部分里的那对在铁道边在卑微而孤独的相濡以沫中生存的父子，是整部纪录片惟一细致刻划的人物。当父亲被抓到拘留所里，17岁的儿子在家里给纪录者展示他收藏在两层塑料袋里的旧照片。忽然，钟声响了，镜头从照片摆过去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再摆回来，儿子已经泪流满面。钟声一直在敲着，一直敲了11下。这是9个小时长度惟一的一次动情，而钟声响得如此恰当好处，几乎令人怀疑这是电影而不是纪录片。真实而冗长的生活就这样在这短暂的钟声中晃动了一下，泪光浮动之间，与彼岸打了个照面。
那些人，都卑微琐屑地活着。只有这个钟声，突然之间为他们唱起了悲歌，令这场伟大的坠落在终结处显现出悲剧的光芒。
转自
《城市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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