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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彰显，而“知识分子”亦成了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虽然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则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不少外国史学家亦纷纷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富有史学传统，而且其知识分子曾在本国社会文化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国，在20世纪的晚期，在社会文化史热日趋升温与一度备受冷落的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背景下，甚至诞生了一门逐渐成为当今法国史坛显学的新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 在20世纪晚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逐渐成为法国史坛显学的过程中，推动最力者当属两位先后执教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曾任教于里尔第三大学、现任巴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和20世纪欧洲史研究中心主任的让一弗朗索瓦?西里纳利(Jean-Francois Sruenelli)；曾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现已从该校荣退的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lrlOCk)。

1986年初，西里纳利在法国新锐史学刊物《20世纪》 (Vingtidme sikel)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①，引人注目地打出了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对这一新的史学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作了初步的阐释。两年后，他又在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e remond)主编的《为了一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就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作了阐发。西里纳利在文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宄路径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labilite)结构的考察；其三是从“代际”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①难能可贵的是，西里纳利不仅撰文倡导同道研究知识分子史，而且他本人始终身体力行，佳作迭出。如1986年，他与另一位年富力强的史学家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联袂出版了《法国知识分子史：从德雷福斯事件至当代》②，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分别在1992年、1996年、2002年、2004年再版。1988年，他在其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法兰西学院奖并在90年代中期再版。1990年，他又出版了《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该书刚一问世，即引起法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报刊、电视等传媒更是争相介绍与评论。1995年，西里纳利又推出了其力作《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由于该书对充当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衔人物的萨特与作为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旗手的阿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人在战后“辉煌的三十牟”(1945 1975)期间展开的“三十年战争”作了生动的描述与深刻的分析，出版后再次受到传媒与读者的广泛关注。④凭借着这些成果的影响与学术地位的大幅飙升，西里纳利不仅得以从外省的大学来到巴黎的名牌大学执掌教鞭，而且还担任了法国著名史学刊物《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如果说西里纳利是此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勃兴的首功之臣，那么本书的作者米歇尔?维诺克则堪称第二号功臣。维诺克的成名作是1970年他在33岁时与和他年龄相仿的让一皮埃尔?阿泽马(Jean-Pierre Azema)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该书在由他撰写的部分，尤其是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篇章中，就已经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1975年，他在《<精神>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一书中对以埃马努埃尔?穆尼埃为首的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该书后来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1996年的最新版本已易名为《<精神)：城市中的知识分子(1930一1950)》。此后，他不仅在多家著名的杂志上撰文呼吁加强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而且还在其主编的法国著名史学杂志《历史》(L’HistoireP)中频频发表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文章。1997年，维诺克又出版了全面梳理与审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新作《知识分子的世纪》。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颇为畅销，并很快就荣获该年度法国图书大奖——美第奇奖。1999年，为便于广大读者购买阅读，该书又以袖珍本的形式修订再版。

要而言之，正是在西里纳利、维诺克等法国史学家的推动下，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在20世纪晚期逐渐进入勃兴的阶段。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史学杂志中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专题论文的比例持续升高；另一方面，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工具书也不时问世。如在1996年，本书作者与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现当代史专家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liar(1)联袂主编了《法国知识分子辞典》。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颇能说明问题的是，1995年，两位作者在其合著的《20世纪法国文化与知识史》一书的导论中明确主张，如同文化史并非是艺术史，知识史(hist01re intellectuelle，我国学者以前大多将其译为思想史或心智史)亦不是贯穿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各种政治、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编年史。知识史应当是知识分子史(hisLoire des intellectuels)，其研究的对象是知识分子的“介入”、知识分子的“代际”现象以及他们在法国占有的独特地位。④进入21世纪后，在西里纳利等人的主持下，一些法国学者于2001年11月在巴黎再次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并在2003年出版了该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知识分子史之现状》④，此会的召开与该论文集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在新的世纪里的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法文中的“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而曾让不少法国人感叹不已的法国知识 分子的“终结”亦发生于20世纪晚期，因此，严格地说，一部法国知识分 子史或许也可以浓缩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也正是这一原因，在20世纪晚期，法国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史家基本上把自己研究的人与事限定在20世纪内。换言之，堪称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显学之一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实际上曾主要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①然而，虽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实际上亦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或日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诸多相同之处的人即便在法国亦早已有之。远的暂且不论，在18世纪与19世纪时的法国，就有至少可分别以伏尔赛和雨果为代表的“哲人，，和“作家”群体。显然，一部完整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必须包括20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或者说，必须有“知识分子史”的“史前史”——此处的‘‘史前’’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而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书作者继以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的世纪》之后，非常自然地推出了这部篇幅巨大的以具有社会关怀、勇于“介入，，的19世纪法国作g-(由书中的内容可见，此处的作家显然是广义的)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历史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

大凡对法国当代史坛以及法国历史著作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本书作者是当今法国名列前茅的既高产而其作品又高质的历史学家。维诺克的著作数量之多，取材范围之广，已经让人钦佩之至，但他更让人折服的地方是其作品每每能既叫好又叫座，也就是说既能得到行家们的充分好评，同时又在图书市场上有不俗的表现——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想必与这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在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之前曾在《世界报》、《星期四事件》等著名报刊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妨联想到同样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威廉?夏伊勒和威廉?曼彻斯特分别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取得的巨大成功。维诺克撰写的这本著作在2001年出版后，即在同年荣获了2001年度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Le prix Roland Jouvenelle de l’Academie francaise)，而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法国与犹太人：从1789年到当代》一书则又在次年4月荣获了蒙泰涅奖。

读者翻阅本书后不难发现，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表达的那样，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19世纪的自由史。在本书中被“自由”这条主线串在一起的两类人物分别是一些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作家、政论家与记者，以及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其三，作者力图让那些男女作家们在书中能有血有肉地得到表现，而不是仅仅写一部他们的干巴巴的思想史。为此，他颇为注重描述这些作家们的家庭出身、财产状况、生活方式、男女之情、个人抱负，甚至还有他们的虚荣、缺陷等等，并通过这一切使他们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变得可以理解。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使主题实际上颇为沉重的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不仅会使他们能了解到其以为很熟悉的书中的人物，如夏多布里昂、雨果、司汤达等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他们对许多知之甚少甚至几乎闻所未闻，但实际上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中曾活跃一时的人物，如拉默内、布歇、弗约、特丽斯当等人有所了解。

最后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承认19世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充满“紧张、矛盾，有时甚至绝望的世纪”，但却强烈反对“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莱昂?都德之流作出的“愚蠢的19世纪”的断言。他还在强调19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后人不可剥夺的遗产的同时，在本书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对广大读者提醒或忠告道：

当今更喜欢去嘲笑崇高，并习惯于有如它是自行到来的自由的我们，有时甚至有挖苦这类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的倾向，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我们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理论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有时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宗教感情而被汇集在了一起。然而，作为有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我们尤其要感激它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我们还将以此去奠定未来的原则——某种自由的激情继续在引导着我们的脚步。

毋庸讳言，这一提醒或忠告绝非仅仅对法国读者很有必要，对中国读者亦同样如此。

经过本人与两位合作者为时一年的共同努力，此项规模不小的译事终告完成。作为自以为工作态度尚算认真的译者，本人在再次深感译事的艰辛之余，也为自己能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学到许多东西而备感欣慰。众所周知，虽然学术著作翻译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再加上其在绝大多数高校或科研机构基本上不算是“科研成果”，时下已少有学界中的“聪明人”愿意问津。尽管如此，鉴于在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总得有人去干这种“傻”事，本人近几年来已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正当本人打算听从一些好友的忠告，准备暂时远离译事，专心撰写能在目前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得到承认的论文我专著时，竞然又鬼使神差般地接受了本书的翻译任务。之所以如此，原固有二。首先是因为我对善于以其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在学界和公众之间榘起“桥梁，，的本书作者敬仰多年，而此书与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买在非常好，使人有先睹为快、不忍释卷之感；其次是因为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窗、本译丛的主编之一高毅教授的盛情相邀，难以违命，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交稿期限问题上又显得非常宽容大度。鉴于其篇幅较大，本人在接受了翻译这本大部头著作的任务后即转邀了两位既懂法话，又熟悉法国历史文化的年轻朋友沈衡、顾杭先生参与其事。我们；人的分工情况如下：吕一民翻译了书中的“导言”和第一编的所有章节，沈衡翻译了第二编中的第22、23、24章和第三编的所有章节，顾杭翻译了第二编中的第25章到33章。本书的人名译名对照，由本人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杨曦、钱虹、张卓群的协助下完成。作为本书的主译，本人负责了全书的统校，包括对另两位译者的译稿分别予以了修改、审定。因此，本书的译责当主要由我承担。由于我们几位译者学识有限，加之本书篇幅甚大，涉及内容颇广，尽管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谨慎从事，如履薄冰，译文中仍会有一些有待进一步推敲和改进的地方，在此，敬祈。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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