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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鹅毛笔》“认识”了萨德；因《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认识”了帕索里尼。

萨德这位生前流氓、死后大师，一生在监狱累计度过26年的18－19世纪的天才作家，20世纪从历史垃圾堆里被捧出来正了名，他的小说和大部头传记也有了中译本。

我不懂为何恰恰是这位饱受诅咒的萨德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残篇《索多玛的120天》，让帕索里尼这位意大利诗人、导演看中，拍成了一部同样惊世骇俗的《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并且成了帕氏的“遗嘱”——拍成此片又遭禁映的1975年11月1日，帕氏在罗马郊区被一个17岁的男妓用棍棒打死。时年53岁。

帕索里尼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故事从17世纪的瑞士搬到了“二战”后期1944年的意大利。凭借既恶俗又精致的画面，把性虐待、同性性行为、血腥残杀等等让人恶心的场景满银幕地推到你眼前，发起了对法西斯乃至一切强权的控诉。我曾认为帕氏是借助丑恶引起人们的反感来反对丑恶，近日细读《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访谈录》，发觉不全是这样。帕索里尼强调“性是具有政治性的”。他的对谈者巴克曼写道:“对于帕索里尼来说，性施虐狂是对阶级斗争和强权政治的性比喻。”接着指出:“同时，性施虐的纯感官方面也吸引着他。”帕氏自己也承认:“我不打算拍一部禁欲的、政治的、清教徒式的片子。很明显，我对这些性施虐狂本身非常感兴趣。所以影片有两个基本角度:政治和性。”(《异端的影像》165页)

这就对头了。性、同性恋和施虐狂，是这两个相距160年的异国天才的合拍点。身为贵族的萨德侯爵在贵族社会中恣情淫乐之后又跳将出来揭发控诉贵族的糜烂，我总觉得他像个乐在其中的、不自觉的“卧底”。法国传记作家尚塔尔·托马斯说:“在同时代的色情作家中间，萨德是唯一没有把一种哲学表达和粗俗用语截然分开的作家。”而帕索里尼也正是把反对强权与色欲影像搅拌成一锅糨糊端给观众的主儿。他俩在抨击他们的批判对象的同时，各自欣赏着自己的癖好。“……拍一部以性为主题的电影，其中的兴奋可以弥补压抑(结果也确实有效)。”这句话，帕氏是拍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时说的，但他的哪部作品你能说不是以性为主题或以性为载体的？

以“性”说事(政治)，用寓言的形式表达。这是我看了帕索里尼全部电影的大约6/19，和这本访谈录后得出的印象。联系他的人生经历来考察，不禁为他萌生出一丝悲哀，可用一句话来表述:他因坚信而迷惘。

帕氏1922年3月5日出生。父亲是法西斯军官，母亲是墨索里尼反对者。25岁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时在中学任教，两年后因同性恋被开除党籍与教职。他说他是天生的无产阶级，先支持共产党然后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尚未读老马的书就自然地站在农民一边。“左”潮汹涌的1966年帕氏访问美国时，曾异常兴奋地说:“好像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的前夜。”三年后旧地重游，帕氏期盼的美国“内战”没有发生，给他以创作动力的罗马郊区的无产阶级又迅速消失，帕氏陷入无限失落。但他坚信自认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据称广受褒奖的《定理》中，描述一个富裕安宁家庭的所有成员，因同时爱上一个蓦然降临的男人而分崩离析的荒诞故事，让我用心“啃”了两遍方才悟出了一点寓意，原来此公说的是:不堪一击的中产阶级必然崩溃——帕氏这一论断是斩钉截铁的，其片名就是无须再次证明的“定理”两字。他让影片《大鸟与小鸟》(又是一个寓言)的主角们“从一只乌鸦口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因为乌鸦吃掉了陶里亚蒂(意共总书记，代表马克思主义)，人们又吃掉了乌鸦，就是说他们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精髓。访谈者说这“很模糊难懂”，帕氏说这“正是主题”——引路者就是要被吃掉的，但马克思的教导和观念依然保留在我们体内。

站在今天立场回过头去看，帕氏是迷惘的，但他自己不会觉察。这也正是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对帕氏，可能还是一位意大利学者说得一针见血:“他有个坚定的信念:……远离资产阶级社会，摒弃他们的价值观，而去赞扬那些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似乎是自由的东西。……他可能更喜欢陶醉在肉体的喜悦中，体验一种无序的、放任自流的生活。”

转自《文汇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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