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一个美国人的禅宗体验

杨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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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流浪者》写在《在路上》之后的1958年,凯鲁亚克在题献里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寒山子和拾得,是中国唐代著名的两位诗僧,他们被垮掉派视为“孤独、纯粹、忠于自己生活”的精神偶像。而在《达摩流浪者》一书里,成为雷蒙精神导师的贾菲·赖德的原型加里·斯奈德,是一个对东方文化深有研究,最后成为生态保护主义者的人。修习禅宗的僧人和最终的环保主义者之间是否会有必然的联系,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凯鲁亚克在这两种人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是否真如杰克所写的那么美妙得让所有人憧憬?

正如凯鲁亚克借小说中的雷蒙·史密斯之口所说:贾菲所过的那种“泡泡妞、作作学问、同时享受生活”的人生,是一种对“空”已经认识到相当深度的行为。这种禅宗式的虚无主义,应是一种对世事的透彻理解,最终的走向,似乎更应该是对人生一种大智若愚的淡然。可是在贾菲身上,更多地、或者说更鲜活地显示出的,是一种处于时代变迁中的迷惘与矛盾的结合体。贾菲视中产阶级千篇一律、循规蹈矩的生活为“在白色的瓷砖马桶上拉大便”。虽然由此雷蒙认为贾菲是“有一百万个想法的人”而愈加尊重,但这种以鄙视一种生活来抬高另一种生活的姿态本身,与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几乎就是背道而驰的。

同时,贾菲说自己一辈子是个穷光蛋,却又认为自己之所以穷,只是因为自己不愿:他批判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又在一家比较光鲜的餐馆门口踌躇不进。虽然杰克描述贾菲是个“害怕一顿饭超过十美分”的托钵僧,但这根植于潜意识的思想芥蒂,对达摩流浪者们修业,是会导致偏激,还是他们所追寻的佛说的平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在这个时代,当面对《达摩流浪者》这样一本书,在跟随雷蒙和贾菲永不静止的脚步和思想,游历四方、思索人生的时候,似乎更应该考虑在“达摩”和“流浪”这两个“者”的限定词上,偏重于哪一侧。

垮掉派和《达摩流浪者》产生的时代,是美国二战后工业迅速发展、冷战氛围开始变强、麦卡锡主义压制思想弥漫的时期。正像书里所写的,垮掉派的出现,带动了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青年人,以背包客的姿态发动了一场背包革命。在雷蒙和贾菲,包括《在路上》以及金斯堡等人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为大众所接受、认可、并尊为模板的生活方式的质疑,和对世界这个大宇宙、对自身这个小宇宙的无限探索。
与金斯堡将诗句的韵律化为发人深省的能量相比,与《在路上》的飞扬与叛逆相比,《达摩流浪者》确实有一种更为思想化、更加诗意的形式与内涵。小说最后阶段,杰克对自己在孤凉峰上60天独自生活的描写,文字上充满了散文式的随性与优美,在字里行间挥洒出的,更不再单纯是小说前半部分对“空”的无限尊崇与渴望,而是多了甩脱掉忧郁和悲观之后的心灵上的安静,和对世事有了透彻认识后,决心采取行动、追寻自由的坚定决心。

其实孤凉峰上静悟的“达摩”也好,永不静止的“在路上”也好,窃以为在凯鲁亚克的世界里,并不真正具备能实现他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寒山与拾得的禅宗境界。尽管他在书中数次兴高采烈地宣称自己有所悟道,但伽叶的顿悟,只是对佛祖二指拈花的微微一笑。“向世界宣称”与“微笑”,仅仅是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境界高下就显而易见。更何况指引雷蒙的贾菲,又是那么一个精神和行为本身充满激烈矛盾的人。杰克对贾菲(实质上就是对寒山)的无限推崇,并由此产生的追寻,与其是如他所说的对禅与空的理想主义式的追寻,不如说发自内心地要去寻找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如何承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同时又保持内心自由与独立的旅程,更符合其真正的精神意义。

凯鲁亚克描写的雷蒙,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受到贾菲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登上孤凉峰后达到了极致。但是,雷蒙自己在旅程中,不断把感悟与贾菲教给他的禅宗思维互相印证,他所得到的,已经远不是自己所认为的“世界是虚空的”,也不仅仅是贾菲对“面目模糊、毫无惊奇、暴饮暴食的文明”起源的探讨。杰克领悟到的,是作为世界的一分子,必然要承受对世界的付出,比如爱、祈祷、真诚、奉献、分享、安宁等等。所以,看到家里的小狗老包快乐地躺在地上挥舞爪子的时候,他才能说出:“涅槃就是挥来挥去的爪子”。

在这个时代探究凯鲁亚克们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思想,其理想化的程度或许比凯鲁亚克写《达摩流浪者》之行为更甚。但是正如之前朋友邀约外出徒步穿越时所说的话那样:“在大自然徒步,什么都不想,那才是最能看清楚人的时候。”所以,无论是为了“达摩”,还是为了“流浪”,在MSN签名上留一句“人已死有事请烧香”,然后像凯鲁亚克那样,背着包,毫不犹豫地上路,去寻找生存的理由,才是真正最让人渴望的。

转自 《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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