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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报道中所揭示的真相，远远少于它所带的谬误，那么，这种报道形式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环境，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假如说现时间的全球格局决定了，的确有一方“不能够自己为自己发言，而只能被代表”的话，那些对其进行“报道”的机构、记者、学者们，他们究竟应该如何使用自身的这种话语权？他们能够做到客观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为西方世界“异见分子”的萨义德，以一已之力，希望能够让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在西方得到改观，而直到当下的今天，这种一方强加给令一方的误读，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局面。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从开始直到最后一部分之前，作为一个几乎可以跟书中所描述的两个对立的群体——伊斯兰世界，以及对它采取种种措施进行诠释的西方世界——毫无关联的我，一直在产生着上述的种种疑问和不安。萨义德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以近似于激烈的方式在对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种种误读和主观的刻意曲解进行了抨击。以书中的描绘作为背景来进行理解，便可以知道这种个人的单枪匹马的激烈是多么的稀少和可贵。

按照萨义德的解释框架，便可以领会这种“报道即遮蔽”的真实含义。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态度，大多是由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来形成的。但是，由于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西方基督教社会历史上与伊斯兰教社会的宗教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为: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和良好方面，全部用单一和恶劣来取代。在报道中，伊斯兰世界被脸谱化，恐怖主义化，难以理解因此不必理解化。而即便是如此，这种报道的机会也是少得可怜，“公开讨论伊斯兰教的机会，几乎都是来自政治危机”。当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大群的专家学者们就被找了出来，他们大肆以西方人能够理解也愿意接受的立场来为冲突寻找合理的理由——而这种解释框架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上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解释，也造成双方分歧和误解的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一种“误解的恶性循环。”

前不久去世的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这种因为过度简化和错误诠释所导致后果的一个方面。而作为一个如此极端的用报道扭曲事实的例子，你的确只能将《报道伊斯兰》当成是一本疾声的控诉。它里面既没有提供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也没有萨义德本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介绍。在书末的附文中，在批驳911之后“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萨义德依然在苦口婆心的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抛却二者之间必定要发生冲突的思维定势。希望找到一条可以缓解甚至是彻底解决二者恶性循环的道路。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的确，再多的框架性解释和对于问题的剖析，假如不能够对于现实有所帮助，依然是一种纸上谈兵。而在我看来，萨义德之所以依然在努力的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是源自他自我强烈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则是他与亨廷顿对于文明关系之间认知的彻底相左的不同进路。

如何传递伊斯兰世界的正面形象？这个问题必须在有解的情况之下才能找到答案。而按照亨廷顿的解释，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天然形成的，源自一种不可解的状态，并将永远继续下去。而在萨义德的框架中，文明之间，即便是发生了冲突，也只是因为双方的误解导致。当下虽然并未直接冲突，可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遮蔽依然导致了问题存生。但是，假如这种遮蔽被驱除。西方世界能够产生和得到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正确知识和印象的话，“文明的冲突”，应该是可解的。

萨义德回到了诠释学的意义上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而此时的他，依然是站在一个要求西方学者对于伊斯兰世界如何看待和诠释的立场之上的。对于“一个文化是否能够获得另外一个文化的真正知识？”这个问题，萨义德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两个条件便是:一是藉由真正的交流，与异国文化进行非强迫性的接触。二是对于知识的诠释进行正确的认知，并积极的寻找渠道摆脱“诠释的循环”。而这一切的基础性要求便是:“除非我们能够从人性与政治的面向，将知识理解为某种必须去争取的事物，而且知识效力的对象是人类而和平共存与社会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否则我们的前景仍将暗淡无光。”

但是，萨义德的不足之处在于，这本书中以过多的篇幅来讲述具体的遮蔽的现象，而对于到底如何来解决，除了抽象层面上的对于如何更好的进行“诠释”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可行性建议提出来。而这，也就造成了我的一种不乐观的心态。或许，一种解决之道便是针对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错误认知的起源进行仔细的分析，以便找到答案——西方世界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态度看待伊斯兰世界，这是书中前半部分的重点之一。它既源自西方世界的宗教因素、过分自大，也源自它们针对以色列的态度。

“文明的冲突”或许可解并不意味着必定能解，假如没有更好的框架和解释进路以及造成遮蔽的强势一方的主动参与，想要打破现状，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现在最大的问题，便是西方为什么要主动改变自己的举措？它会因此获得什么好处？以此为基础来理解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针对伊斯兰世界的讲话，便不会因为表面上的标志性意义而变得过分乐观。虽然这开启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双方进行正常沟通的大门，但是，在没有弄清楚美国这种转变的基础和动机之前，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如何以正常的方式去看待伊斯兰世界，仍将继续难以回答。而在旧有的隔阂与冷战思维的框架影响之下，那个被当做是苏联替代品假想敌的伊斯兰世界，也将依然身处在被遮蔽的阴暗之中，无法自拔。

转自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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