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 萨义德论“9·11”事件

单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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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01)8月下旬笔者第三度与萨义德见面、访谈,当时以巴冲突不断升级,以色列连日派兵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双方迭有伤亡。他对中东局势的忧心溢于言表,明白表示以巴双方的关系糟透了,而他对和平的前景极为悲观。他还说到,对于没有国家、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对抗武器精良、长期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以色列,是多么的不利、无力与无奈。

半个月之后发生了 9?11 惊爆事件,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塔毁于一旦,数千人丧生,对于大半生定居纽约的萨义德,震撼当然很大。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拍摄到巴勒斯坦人和若干伊斯兰国家人民在大庭广众下欢欣鼓舞的画面,使得这位长期以来公认是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甚至在西方世界之代言人的处境更形艰难。在爱国呼声响彻云霄之际,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投降,几乎听不到另类的声音。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文章出现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萨义德有关此事件的第一篇文章刊登于英国的《观察家周报》(The Observer),另有一些文章则在网络流传,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文章。这些文章一面谴责这次恐怖事件,但也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美国提出诤言。
一向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和大众媒体不遗余力的乔姆斯基,撰文指出美国多年来在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等地的诸多不当行径,完全符合美国自己所定义的 国家恐怖主义 (state terrorism),而大财团所拥有的媒体则与政府沆瀣一气。他在文章中指出,如同以往,这次恐怖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都是平民。他担心死硬的右派会趁机强力打击其所认定的对手,引发更多类似或更惨烈的攻击。在他看来,眼前的选择在于: 美国是否有心了解造成这些罪行的原因,努力进入可能的加害者的心灵,避免类似悲剧在世界各地发生有关乔姆斯基的看法,可参阅 论轰炸 (On the Bombings)一文及后来出版的专著《9?11》(此书有丁连财之中译)。。

以研究世界体系(World System)闻名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 2001年9月11日 为什么? ( September 11, 2001 Why? )一文中指出,战争无法说服,只是迫使对方改变行为。而且,此中情况混淆多变,并非单纯的 文明对抗野蛮 至少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各方皆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对方是野蛮的 。他认为, 这是不同的世界愿景之间的斗争 (a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visions of the world ... )。沃勒斯坦在结论时提出警告: 对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在未来的漫长斗争中,2001年9月11日相形之下会只是一段 小插曲 。后来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近日(5月下旬)传闻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将发动另一波的恐怖攻击,果然初步证实了他的预言。

拉康心理分析学派的文化批评家齐泽克(Slavoj i ek)以 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为文,指出经过这个事件,证明美国是安全的港口此一想法是虚幻的。来自纷扰不安的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齐泽克认为, 过去5个世纪以来 文明的 西方,其相对的繁荣与和平,来自把暴力和毁灭输出到 野蛮的 外地 ,而 9?11 事件则是美国本土首次体验到世界许多地方天天发生的事情。至于对应的态度则有两种: 一是无法接受这种事竟然会在美国此地发生;另一便是接受这个事实,进入 真实的 世界。他在结论时语重心长地指出, 9?11 事件的 真正教训 在于: 要确保此事不再在 此地 发生,唯一之道就是避免它在 任何其他地方 进行 。换言之,当今世上已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可以自外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彼此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以上的知名学者大抵从个人的学思脉络出发,萨义德也不例外。 伊斯兰 和 西方 的旗帜不足概括 (Islam and the West Are Inadequate Banners)刊登于2001年9月16日的英国《观察家周报》,代表了萨义德对于 9?11 事件的立即反应,而巴勒斯坦的背景使他对此事件的见解更具分量 毕竟许多人(包括本?拉登在内)提到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伊斯兰世界深深不满美国在以巴关系中长期偏袒以色列。

萨义德的文章再度阐扬他多年来在学术论述、政治评论以及访谈中反复强调的要点,我们考量他的学思脉络以及数十年的 纽约客 (New Yorker)身份,当更能体会其中的深意。文中提到纽约市民对于此一事件的惊愕、恐惧、愤怒、震撼、悲伤、哀恸,正是他自己的心情写照。在当时人人皆曰 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 中,却无人谈及 在哪里?在哪些战线?具体目标为何? 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二分法: 我们 (美国)对抗 他们 (中东和伊斯兰)。这是萨义德多年来质疑、挑战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西方/东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幼稚/成熟,先进/落后 在 9?11 事件后的一般反应,再次展现了这种粗糙的、本质化的对立模式,所透露出的则是罔顾历史,忽略现实,未能认知事情的复杂性。因为 所有的传统、宗教或民族 都有其复杂性,伊斯兰与美国都具有诸多不同的面貌,不可能以单一的方式概括。这些都是他在《报道伊斯兰》中再三阐述的。

笔者特此指出,我们从世界各地对此事件的反应,正可看出其中的复杂及吊诡之处。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表示反对恐怖主义,但对于美国所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及后果,却抱持极为戒慎的态度,因为稍一不慎便会沦为以眼还眼、以暴易暴。伊斯兰的宗教激进分子则有意把这场战争导向保卫伊斯兰的 圣战 ,以反美为主要诉求。美国官方的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一方面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采取 非友即敌 的态度,要世界各国选择,准备从事一场 文明对抗野蛮 的战争,甚至一度用上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 十字军东征 (Crusade)、 无限正义 (Infinite Justice)此一军事行动代号,俨然自认是真理、正义的化身,僭越了伊斯兰教义中只有真主才拥有的权威,充分表现了对于异文化的迟钝(cultural insensitivity),后来察觉不妥,改名为 恒久自由 (Enduring Freedom)。等字眼;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与伊斯兰国家积极磋商,在国内与伊斯兰宗教领袖表现出团结合作的态度,极力避免造成宗教、族裔的对立。美国的欧洲盟邦固然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对于用武的时机、范围则甚表审慎。其他各国也呼吁美国小心行事,切莫伤及更多无辜。

这次事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检验萨义德和亨廷顿的见解。萨义德反本质论(antiessentialism)、反对 对立的象征 (Manichaean symbols)的看法,正好与亨廷顿的看法相反。萨义德在10月22日发表于美国《国家周刊》(The Nation)的 无知的冲突 (The Clash of Ignorance)一文中,指名道姓批判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1993年夏天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这份国际著名的期刊上发表这种论调时,后面有个问号,多少还表示存疑,但后来出书时,问号不见了,表示他是肯定文明冲突的存在。至于其中的简化与误现,可由那本书的封面看出: 以十字架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星月代表伊斯兰教文明,太极图代表儒家/儒教文明。亨廷顿的基本信念是: 不同的文明之间不仅彼此差异,而且彼此对立;不仅彼此对立,而且彼此竞争;不仅彼此竞争,更是彼此冲突。既然是以冲突的心态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忽视了彼此间的互动互补、相辅相成。而出身中东,并习得西方文化与艺术精髓的萨义德,则力主以混杂的(hybridized)、融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文化。身为 前冷战战士 (p.52)、 意识形态空想家 〔 ideologist ( Clash 12)〕的亨廷顿,既然以这种很本质化、对立的方式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当然就要确保 我们 的利益,极力主张维系 美国 在国际政治中的既得利益和领先地位,不容其他国家、势力挑战、染指或僭越。在这种心态及世界观之下, 冲突进一步在 我们 与 他们 之间划分出讨论范围,使真正的讨论、分析与交流如同缘木求鱼。 战争似乎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结果,亨廷顿宿命论式的文明冲突论因此特具吸引力 (p.93)。

站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立场的亨廷顿,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这种冲突观可证诸这次事件中双方的激进派所采取的手段,然而更是有识之士(包括小布什总统在较平和、理性的时刻)所试图避免的,否则教宗不会在 9?11 后的第一时间走访伊斯兰国家,小布什总统不会与多位伊斯兰的政治及宗教领袖会面,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不会批评文明冲突论的谬误值得玩味的是,小施莱辛格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的失合: 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一书中,担忧美国境内多元文化的发展会影响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及对美国的认同,此刻却抨击明显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此书有马晓宏的中译,但译名《美国的分裂: 种族冲突的危机》(台北: 正中书局,1994年)颇有夸张之嫌。。因此,亨廷顿 三分天下 之见的极端化约、对立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提醒留意文化之间的歧异、歧见或许有其作用,但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却很可能因为强调甚至强化彼此之间的歧异、对立、冲突,而使得情况更趋恶化尤其在 9?11 事件之后,这种二分法的 陈腐标帜 误导并迷惑人心,而人心正力图从混乱的现实中理清头绪,避免轻率的归纳与论断 ( Clash 12)。。

在这两篇文章中,萨义德重申中东研究三部曲中一再阐述的见解,主张任何的标签化、概括化、 政治和宗教的抽象化以及化约的迷思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bstractions and reductive myths)都背离了历史与理性,而这些误现与恐惧或仇恨结合时,更会产生不良后果。在他看来,在如此关键性的时刻,更不能逞一时之快或一时之愤/恨,因为盲目的爱国主义而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反而更须以批判的态度、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世俗的意识(secular consciousness)加以省思,并采取适当的作为。这些又涉及萨义德在多处著作中屡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特立独行的重要、对权势说真话、非宗教性的思维方式。萨义德语重心长地指出, 任何信念、神明与抽象理念都不能为滥杀无辜辩护。尤其是当一小撮人主导此类行动,他们自认代表某种信念,其实根本不然 。这种说法既适用于中东,也适用于美国;既适用于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也适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激进主义者。

在萨义德看来,美国欠缺的是 理性了解情势 ,未能认清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多年来的外交政策,以致 对伊斯兰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官方与傲慢强权是同义词,这个强权假仁假义,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也是许多压迫人民的阿拉伯政权的帮凶 ,却不愿与 真正受苦受难的人民 对话 这些人民包括了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威权体制(许多是美国的盟邦)统治下的人民。因此,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自有原由。而晚近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爆炸事件和以色列的强力攻击,使世人对于以巴的和解与中东的和平更觉得希望渺茫。

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此时所需的正是萨义德在 9?11 事件之后再次强烈呼吁的: 充分的历史意识〔认知 不义与压迫相依相成的历史 (interdependent histories of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远大的胸襟与愿景〔寻求 共同的解放与彼此的启蒙 (common emancipation and mutual enlightenment)〕,重新省思 西方 与 伊斯兰 这类标签及旗帜之不足,摒除妖魔化对方(demonization of the Other)的手段 这些见解不但在《东方主义》及《报道伊斯兰》中早有精辟的发挥,在国际现势中更具有迫在眉睫的重大意义: 避免 宗教或道德的激进主义 杀人与被杀的意愿 。而这一切都须 耐心与教育 。

总之,巴勒斯坦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面对发生于自己定居数十载的纽约这桩美国历史上的空前惨剧时,再度以流亡者的双重视野指出 西方/伊斯兰 二元对立思维的危险,主张以世俗与批判的意识面对宗教的狂热和宗教式的道德使命感,以历史化的方式来理解当前的事件,反对本质化、抽象化、概括化、对立化、妖魔化。至于此次不幸事件能否成为重新省思人类处境的重大契机,从中汲取教训,以免沦入愈演愈烈、永无止境的对立与冲突,则有待观察。

虽然在台湾地区的弱势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的研究者很少不受萨义德的影响,但台湾对于萨义德的引介却为时甚晚,有很长一段时间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一直到1997年底才有第一本专著《知识分子论》的中译出版,以后相继有《东方主义》(1999年9月)、《乡关何处》(2000年10月)、《文化与帝国主义》(2001年1月)问世,接连获得各大书奖,销售情况也迭创佳绩,可谓 叫好又叫座 《知识分子论》获《中国时报》1997年度开卷十大好书,《联合报》读书人1997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2001年5月翻译工作坊推荐之特别好译书;《东方主义》获《联合报》读书人1999年度最佳书奖(非文学类),《中国时报》开卷版一周好书榜,2001年5月翻译工作坊推荐之特别好译书;《乡关何处》获《联合报》读书人2000年度十大好书(非文学类),《中央日报》出版与阅读版2000年度十大好书榜(翻译类),《明日报》阅读版2000年度 十大翻译书奖 、 最佳翻译奖 (译者为彭淮栋),2001年5月翻译工作坊推荐之特别好译书;《文化与帝国主义》获《联合报》读书人2001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在台湾地区的出版界,不管就创作或翻译而言,单一作者如此密集得奖的情况甚为罕见。。《报道伊斯兰》一书中译的出版,至少有下列几层意义: 使中文读者进一步了解萨义德的中东研究三部曲;因为内容是有关新闻媒体,可以让读者省思日常生活中暴露其中的情况及应对之道;由于他的深入分析,使我们更留意媒体、学术、官方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讨论的内容是国人甚为陌生的伊斯兰,可以提供我们有别于透过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传送的伊斯兰形象或刻板印象;尤其在 9?11 事件和随后激烈的以巴冲突以及媒体的报道,此书适时地提供了另类的看法。

至于本中译的特色则有二,一在于译者,一在于附录。译者本身在报社从事外电编译,对于新闻的生产、传送、迻译、再传递,有更深切的体会。其次,当 9?11 事件发生时,刊登于中文报章的萨义德两篇文章都出自他的译笔,可谓追随了事件的进展,并参与了相关新闻及评论的传播。两篇附录的文章虽然距离本书初版有20年之久,然而不仅可以见出萨义德一贯的主张,更由于晚近的时事及新闻报道,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悲观地说,世界近20年来在观念及作为上没有长进)。因此,当出版社要附录该二文时,笔者很乐于代为接洽萨义德,萨义德回的电子邮件很简短,全文如下: 当然你们能刊登这两篇文章。当前的确是我们悲惨的时刻(指的是在以色列挥军入侵下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可惜的是,对于后来我邀他为中文版略撰数语的请求,没有回应。

《报道伊斯兰》中译的问世虽然比原书初版晚了21年,但借由萨义德对于惊骇世人的 9?11 事件的评论,使人对他的见解之历久弥新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并希望借由本书的出版,进一步 揭露 新闻 采访 中的 报道/掩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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