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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作为一种美学，是可能的吗？
　　
　　这是我翻看蒋勋新著《孤独六讲》前内心最迫切的犹疑。孤独，当下好似流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染过。吊诡之处在于，最害怕孤独的现代人其实最孤独。很简单，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即是，个体意识的明确。随之而来的既有所谓独立人格的确立，也有此前意想不到的困境，譬如说孤独。更有趣的是，当人们意识到陷入孤独之境时，第一反应则是回避孤独，这是群居动物的本性，却于解脱孤独无益无用。更深在的问题是，当孤独作为一种群体性症候，我们能否给予孤独多一重维度的探勘，并赋予美学上的意义，使得孤独不再只是一个现代人口中熟滥的词语，心中单一错误的观念呢？
　　
　　这回，听蒋勋谈孤独，总算能将上述所言一一落实了。书分六辑，分别讲述残酷青春里野兽般奔突的“情欲孤独”，众声喧哗却无人聆听的“语言孤独”，始于踌躇满志终于落寞寂寥的“革命孤独”，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不可思不可议的“思维孤独”，以爱之名捆缚与被捆缚的“伦理孤独”，几乎将关于“孤独”的话题论述得题无剩义。蒋勋是美的善述者，知性而动情，于是这给他关于孤独的议论添了一层难得美学观照，因为孤独难谈，谈得不好，读者越发忧悒孤独。
　　
　　每天看一章，舍不得快快读完。最喜欢“革命孤独”那一章。中国好革命，但似乎至今未有对革命美学的深度透视，历来谈革命者多是嚣骚空论，催生的不是对于革命的切实了解，反倒激发出不自知的群体盲目。至于由革命而言及孤独，更是少见。在蒋勋看来，“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革命者并非仅是不满现状，毋宁说对现状的不满只是革命者内心孤独的一种外在表现，巨大的孤独感迫使革命者通过革命来消解或完成自己的孤独。好像书中提到的托尔斯泰，抛弃爵位、土地、财产，毅然出走。若是仅从表面所谓对农奴的关切来理解，未免现实功利了点，在这里，托尔斯泰想要进行的是一场关于内心的革命，自我的革命。爵位、土地、财产不仅是他所拥有的物质，同时这些物质是与整个阶级体制紧密联系的。当他决然舍弃这些时，他是在与这背后的阶级体制作战，同时更是在与内心的不安作战。这种内心的革命其实是越出世俗藩篱的，而但凡超越世俗所能容纳之定则之人，必定要饱受讥嘲，因为世俗本身不容许这样。常识告诉我们，这些革命者注定是失败者。
　　
　　有深意的是，失败者才能获致美学意义。在蒋勋眼里，《史记》就是司马迁为无数失败者所进行的美学书写，他“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进而动问“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这是我读见的对《史记》最好最美的一种解读。
　　
　　我们今天读《史记》，照样会喜欢那个失败的项羽，而不怎么喜欢那个最终成功的刘邦。理性的读者也许会猜测彼时情形是否果真如此，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这里有颜容憔悴跳水自沉的屈原，有易水畔的荆轲，有不为俗世所容的游侠。所以“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
　　
　　因此再度思考“什么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们会把革命者视为一个怀抱梦想却最终无法实现梦想的人。因为怀抱梦想，所以有诗与美的可能；因为终其世无法实现，也就不可能为任何体制虽捆缚。这种现实意义上的失败造就出强大的美学力量，进而拷问世俗——我们到底能不能容纳他们？
　　
　　而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应该拥有足够多的面向与可能。
　　
　　那么，现代人如此惧怕孤独，是不是正是因为我们太过单一，社会面向不够丰富呢？
　　
　　在这个意义上，我歆服蒋勋所言“这本书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昆德拉在评析弗朗西斯•培根时如此说道：“画家的强暴之手以‘突兀暴烈的手势’放在肖像主人的脸上，试图在某个深处，找出肖像主人逃逸的‘我’。”如果借用这个诠释，我愿说，对“孤独”的探讨与珍惜，本质上也正是基于找寻那个逃逸的“我”的企图。在与自己相处之时，我们质问自己，一个人会在何等情形下变得不可辨识自己？又会在何等情形下歪斜到仍然是自己？换言之，一个人之所以为自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转自 2009年12月17日《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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