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明灯抑或幻象
2004年是联合国宣布的所谓“改革之年”，安理会的扩大成为本届联大的焦点。在对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中，巴西以其“来自拉美地区的声音”显得颇为引人注目。 作为世界第五大国和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现有的人口超过175亿，其中，白人占552%，黑白混血种人占382%，黑人占6%，黄种人占04%，印第安人占02%。巴西也是该地区的经济第一大国，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在拉美地区首屈一指。 就像它复杂的人种成分一样，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也呈现为纠结不清的状态：社会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而且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林立的摩天大楼旁边紧邻着用白铁皮、纸板之类的东西搭建起来的贫民窟窝棚；黑皮肤的少年在街头游荡，兜售毒品，炫耀暴力；私立学校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却质量低劣。贫富分化、失业高居不下、犯罪猖獗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由阿根廷引起的拉美经济危机中，巴西也未能幸免：2002年，该国货币雷亚尔狂跌，其债务达到了GDP的60%，国际投资者纷纷撤离资金。这一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南美洲，引发了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动荡。 时任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像90年代的大多数南美领导人一样，在8年的任期内推行自由市场，放开汇率管制，使巴西的经济政策更符合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但持续性的金融动荡使公众对他的政策表示了普遍性的怀疑。出身无产阶级、代表巴西“劳工党”和“无地农民运动”利益的LD席尔瓦高举“改革新自由主义现行政策”的大旗，最终以61%的多数票上台。 左派总统上台，反映了巴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度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在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占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即使在比较发达的巴西等国，贫困人口也超过或接近50%。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巴西问题专家张宝宇不久前称，巴西现有的中产阶级数量为3900万人。相比该国的175亿人口，这个数字还不足总人口的1/4，远远比不上西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 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财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的，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100万美元的群体都包括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之中， 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而且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成为文化概念，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乃至总统选举导致法律纠纷，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日本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即在12亿人口中“1亿总中流”（其时，客观分层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新中间层”占劳动人口的34%）。倪力亚：《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1页。这样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36页。 日本学者描绘日本中产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就是：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生活倾向。资料引自网页http://wwwzgjjxxnetcn/X203_10/t2html。相比之下，在代表着“拉美模式”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国，虽然人均GDP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其中产阶级不但得不到很好发育，基本利益还不断遭到侵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中低层民众的利益，导致这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发展反而孕育了社会危机，反过来又使得经济无法持续、稳定发展。在巴西这个经济颇为发达的国家里，中产阶级始终不能成为“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自欧美地区移植而来的中产阶级理论，在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83年，巴西废奴主义思想家乔科姆·纳布科曾经在批评自己的祖国时说：“中产阶级——国家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无处可寻。”Nabuco, Joaquim，Abolitionism: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Struggle,Robert Conrad, Tran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7)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 Intimate Iron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他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产阶级的缺席。与他的意见相左，70年后，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在调查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后则声称：“新巴西之所以和旧巴西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Lambert, Jacques, “Le Brésil: Structure Sociale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ab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44(Paris, 1950)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op cit, p3 他认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军人、职员，以及其他如兰伯特所谓的“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正在毫无保留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他们抛弃了旧有的等级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代、更为流动、既不赞同也不接受委任制度的个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国内政治中高调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角色。 在70年中与这些评论——尽管它们所持的观点往往相去甚远——相呼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中产阶级代表了巴西历史性变革的关键。这种呼应不是偶然的。纳布科与兰伯特所在的时代相距70年，但他们都同样关注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而且也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传奇”。 中产阶级的传奇来源已久。早在18世纪已经崛起的英国商业阶层在击败了濒死的贵族阶级，将19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富有、自信的中产阶级就很快成为社会稳定的象征。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进步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极力试图复制英国的成功模式。到了世纪末，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抽象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20世纪里，“中产阶级”一词时常被用于对于一个国家的前景的判断。例如，在1907年，英国历史学家AF泼拉德宣称，“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之后现代化成功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历史文献来看，中产阶级很容易倾向于捍卫私有财产、公共伦理等理念，而这些对于现代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是极端必要的。几乎没有20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概念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如此富有魅力。 这也就是兰伯特在1953年为巴西中产阶级所作出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假设，中产阶级是可复制的、全球性技术化的进程的创造者。 兰伯特是现代化理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成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以更现代的某些文化价值——个人主义、绩效考核制度、平等等来取代传统社会中某些旧有的文化价值——等级制度、委任制度等等。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理论试图寻求能够适用于传统的落后国家，使其变成现代、富有以及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实际上，北美洲和北欧成熟的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代表了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的顶点，当它扩展至其他国家时，将会是对其发展过程的严峻考验。现代化理论学者时常将中产阶级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依靠反对委任制度、等级制度和对个人主义和绩效考核制度的拥护，现代化理论看上去也许能够将拉美国家从“落后”中拯救出来。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者们都期望拉美中产阶级可以遏制或彻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社会混乱。作为在拉美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巴西也不例外。 但是，无视巴西的本土历史，将巴西中产阶级置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套用作为坐标的“欧美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吗？对于巴西来说，“中产阶级促进现代化进程”的理想，究竟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还是尽管美好却难以企及的幻象？ 一 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 中产阶级的产生巴西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巴西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奴隶制度和庄园制度。等级观念是如此深入巴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人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日常生活与政治关系都是依据奴隶制度残酷的旧习以及令社会极度紧张的委任制度来运作。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出口在直到1930年之前的时期之内都掌控着整个巴西的经济命脉，即使在商业已经开始发展的时期依然如此。 19世纪的最后25年，由庄园经济和奴隶制度所界定的社会文化被彻底融合，咖啡工业迅速发展，咖啡的出口大大增加。圣保罗的工厂由200个迅速跃升至超过4000个，其中大部分由移民所拥有。为了满足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政府积极从欧洲、日本等地引进外国移民。在1870～1889年之间，超过10000名自由雇工进入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数百家新建工厂。圣保罗成了巴西新的经济中心，里约热内卢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它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进口商品的集散，这里成了巴西最大的消费市场。Ibid,p27 城市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非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前景是颇为被看好的。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会计、银行雇员、书店店主、专业顾问等的需求大为增加。在1872年前的里约热内卢，外来移民占据了商业雇员职位的1/3。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可能从擦地板开始，成为某商行驻外地的销售代表，最终成为该商行的一名合伙人。 商业雇员们非常重视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们把自己明确地与体力劳动者区分开来。为了使两者的身份不致混同，1880年，43个商业雇员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协会，以其代表整个城市的15000～20000名商业雇员。这个协会的出现很明确地反映出他们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商业雇员们要为自己寻求与欧洲商业雇员类似的声望和地位。这样一批人首先为与土地和奴隶所有制没有直接关联的社会身份认定形成了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将美国社会中的“白领”界定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他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84页。 在巴西，商业雇员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正是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了。从1900年开始的20年里，1500万移民进入巴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或咖啡厂里工作。圣保罗从一个1890年只有65000人的小镇转型为1920年拥有约60万人的大型城市。其中24万人在拥有超过500名工人的大工厂里工作。圣保罗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充满了活力。一名政府官员声称，圣保罗正在成长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就好像是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结合体。Brian P Owensby,op cit, pp15～25 1913年，圣保罗已经拥有46家电影院，一家滚轴溜冰场，以及数不胜数的进口商品。在绚丽的市中心有着大型百货公司、高级宾馆和华丽的店铺，与工人阶级街区里简陋的小店、咖啡屋和路边小酒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被成片推倒，建成为宽阔的大路，为了建立巨大的市中心，数千贫民被迫迁居。摩天大楼、俱乐部、艺术画廊充斥市中心，但被迁走的穷人依然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无改变。 竞争性社会秩序开始形成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文明出现的关键是文化教育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在这两个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887年低于50%的比例上升到了1920年的75%，而在这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则为25%。这一不可思议的进步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00～1920年，整个巴西从事办公室文职、商业贸易、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总数超过80万人。1920年里约热内卢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士构成了50万雇员阶层的20%～30%，圣保罗的白领阶层相对略少些，但同样也可能达到了20%。 巴西社会的巨大变化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小庄园主陷入破产的泥淖，被迫到城市里谋生；随着奴隶的解放，大量奴隶前往城市；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也涌入里约热内卢寻求机会，这些都使巴西城市居民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遍布城市的流民逐渐成为“正在滋长的危险”。Ibid,p19 巴西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在所有的社会等级里和社会个体之间都有着体现——竞争的内容包括工作、地位以及物质和整个市场经济。当然，市场在当时的巴西并非新生事物，但的确是在奴隶制度被废黜之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才变成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 一个“等级+庄园”的社会不可能简单地让位给“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巴西，市场体制一直无法摆脱奴隶制和委任制度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延续直接影响了巴西20世纪的社会秩序。对新生活怀有热切希望的年轻人而言，委任制度仍然有着巨大的力量。无论是应聘还是擢升，他们都需要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的庇护人，尤其是那些有着深厚关系网的富有亲戚。依靠这一方式，富有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甚至一些混血儿（往往是富人与黑奴的私生子）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并为未来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友谊。无法寻找到庇护人的年轻人在完成教育后则很难寻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日益扩张的州及联邦政府机构，但缺乏政治关系和家庭背景，或是不精于谄媚之道者，很少能够得到在国家机构任职的机会。 不过，还是有人依靠顽强的进取精神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例如，在铁路出现之前，马帮主就是从被上层人物视为流浪汉的人群中出现的。19世纪50~60年代期间，马帮主多明戈斯就依靠通往各大种植园的马帮获得了两个贵族封号。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类似多明戈斯的高度，但这一事实的确说明，在这一社会秩序中，变动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并被普遍认可的。可以肯定的是，多明戈斯们在确立社会等级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体都能够重新界定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社会位置。 竞争观念在巴西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新型的绩效考核制度与传统委任制度之间的拉锯战就体现出这一点。1930年之后，被广泛宣传的绩效考核制度的理念被上层白领们所普遍接受，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则不得不与委任制度相妥协。中产阶级渴望平等，但又非常明了，自己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之内，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成功取决于能否得到庇护人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出现了一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混乱状态：建立在以绩效为标准的市场经济观念之上的、对于平等的认同，与依靠趋炎附势以确保自身地位的切身经验混杂在一起。这种状态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中产阶级对于阶级不平等、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明确地从属于“生存，并且成为强者”的个人需要。中产阶级明确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并为之感到不平，但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则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尽量利用这种不平等为自身谋取利益。 纳布科曾经着力研究过流动的社会秩序中中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他指出，信用的缺乏以及巴西经济的原始结构，仅仅为人们的阶层流动留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Ibid,p21 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尽管在没有庇护人的情况下要想稳保一个政府的职位依然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雇佣、擢升与工作的实绩挂钩的观念日渐牢固，换言之，崭新的社会竞争的形式已经开始形成。不过，这种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充满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日后的巴西中产阶级生活确立了基调。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拥有可以随意使用的收入，使他们得以享受和追求许多直到不久之前还仅仅是富豪们才能够获得的消费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市中心充斥着豪华商店和餐馆，吸引人们尽情消费。超前消费和及时行乐成了巴西文化的一部分，少数人由于过度消费而导致入不敷出，最终宣告破产。即便有着类似的种种反面例子，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沉迷于相互攀比物质享受的快感之中。 向上，还是向下 在物质消费中，中产阶级发现了许多可以使他们与社会下层相区分的方式。物质的刺激以及他们所描绘的源起于北美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不可遏止地成为巴西人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讲求等级差异的文化里，对消费的畸形关注代表的实际上是对于社会地位的极度敏感。这就促使很多人去追求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生活标准。在战争期间，收入减少了，但消费的需求依旧强烈，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紧张。身处于贫困和富裕的两极之间，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极为强烈。 与相对富有的人群相比，中产阶级中更为广泛的中间层很容易把自己视为穷人，在极力远离贫困的同时，时刻担心贫困会夺走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和地位。相对富有的人们则对于下层的人们嗤之以鼻，非常重视尊卑之分。 对中产阶级人士而言，上升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可能与跃居社会高层的期望并无太大关系，倒是更多的与一种流行的态度，即在道德上与上层人物平起平坐的感受有关。 绩效制度允许人们想象自己和上层人物处于同一道德水准，甚至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开拓自己的事业的。对于没有成功的人来说，委任制度也提供了一个最为便利的理由：如果其他人“爬上去”了，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庇护人的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作出了更多的成绩。 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及价值”一文中，蒂托·普雷茨·达·丰塞卡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是一个成分多样的群体，掺杂了植根于其社会地位的进取野心，以尽力使自己不致落入社会的下层。中产阶级避免下落的愿望要远远强于向上爬的动力。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愿望。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无论是从底层升上来的，还是从上层落下来的——都有充分的理由去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比升入“更高的阶级”要更为重要。毕竟，在受人尊重和遭到鄙视之间，是一条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产阶级可能会梦想华服豪宅，但梦醒时分，攫住他们的则是落入底层的恐惧。因为，在生活的奋斗过程中，他们了解，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自己有一天不落入社会底层。 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走向：向上，或者向下。 一直到今天，这种紧张的情绪仍是现代巴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项“全国中产阶级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在1940～1950年之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都市圈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的态度和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的居民们非常接近。通过对数百次访谈和数千份问卷进行分析，调查者总结说，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中产阶级的共同特点是“收入不定，资源匮乏”。研究表明，一直以来被鼓励不断上进的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的巴西政治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阶级是核心所在。无论是新近的成功人士，还是从更受尊崇的位置跌下的，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不无惊恐地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自己会一路滑落至一个通常由深肤色人种组成的文盲们组成的下层社会。如果可以说，中产阶级过高地估计了1920～1950年间的有组织的劳工们所带来的危险，并且把这些拥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工人与那些更为贫困、更为弱势的群体划归为一类，那么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化理解是巴西中产阶级在建构自己生活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协会坚持，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之上的一个部分，“体力劳动者”在这里意味着从不识一个大字、无法加入协会的泥瓦匠到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属于某个协会的工厂技工。他们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每一个体都可使自己逐渐由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到较高的阶层。通过差别化的消费，中产阶级明确提出，他们应当拥有比工人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阶层不是稳定不变的，竞争中同样也隐含着失败的可能性，来自旧时代的传统委任制仍然可使一些人无需依靠成绩就平步青云，加之收入常常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由于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感，向往安定恬适生活的中产阶级往往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 二 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 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的言辞则似乎大大减轻了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快。这时期的小说、随笔、家庭读物以及白领期刊都显示，这些言辞并不是政客们为取胜而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是与中产阶级的切身经历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道德主义的语言常常过多地被充满火药味的声音所代替，因此，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作社会安定——一种以沉默为前提的安定——的象征，以此来取代政治盟约，参与阶级的政治事务。Ibid,pp159～168 正是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和精英阶层的威权这两极之间，中产阶级脆弱的道德主义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对下，他们坚持阶级差别生而有之，对上，则时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公器图一己之私利。工人们要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精英阶层则要维持其权力，但中产阶级对于道德优越感的主张使人相信，这两者都不是正当的。在一个危机重重、支离破碎、反应迟钝的政治体系里，中产阶级天真地幻想，这种方式可使他们摆脱要么作壁上观，要么同流合污的命运。 尽管如此，这种摆脱却使得中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怪圈。根据巴西经济、政治和社会学会（IBESP）——一个时常为中产阶级大声疾呼的圣保罗研究群体——的研究，植根于“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任何政治及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一观念的道德主义使中产阶级不再直接表达其观点，而是倾向于隐忍，这使他们很容易受人操纵。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议取而代之——中产阶级始终强调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特定的不满状态。根据1954年IBESP的研究者们所言，只有在危机时期，通过与其有着传统联系的军队，中产阶级才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中产阶级由此而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个体，中产阶级的卡里雷欧卡希和鲍利斯坦诺等组织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曾经寄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在，用中产阶级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关注“民粹主义”。他们不再信任政治精英，也不再指望被人民接纳为“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群体截然不同，而作为明确的一个阶级的代表大规模地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原因。中产阶级从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务市场、不断增长的教育机会、上升的收入和多种消费渠道中大大受益，但这些并非来自他们过去采取的行动，而是来自现代化本身。因此，其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秉权者的压力一直无形中存在。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中产阶级的感觉是，现代化其实永远无法达到其承诺的目标，而自己则是该过程的牺牲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就业、收入、地位和希望的来源所在——就无需去怀疑中产阶级对国家事务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心态。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欧巴关系的、几乎可视为狂想的预测中，中产阶级对于未来依然还怀有希望，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未来的国度”。同时，蔑视政治交易的道德优越感确实显示出高尚的姿态。假如中产阶级不能使世界按自己的道德观运转，至少也能够在想象中自我放逐于这个不理想的世界之外。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20世纪50年代阶级对立更为尖锐，经济增长也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势头时，中产阶级要么选择某一立场，要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中产阶级的壮丽史诗之下，潜藏着更多不为人觉察的细节。不信任政治斗争却陷身于双方对立的局面，巴西中产阶级无法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曾大胆断言的那样：“在国内政坛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律师路易·德·艾兹维多·索德雷于1952年所言，他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被“赶到了第二趟航班上”，按照这一观点，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愿表现得像个制造麻烦的群体，中产阶级为其日常生活赋予了这样的含义：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自身的地位很适于追求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在变动迅疾的社会里，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反现代化”，而表现了现代性中活跃的保守主义的一面，受到了秉权者的鼓励。中产阶级普遍感受到，舒适的、或者说至少被视为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通过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断努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个别人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或加入某一党派的方式，但在1950年之前，中产阶级并未普遍参与到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民主主义或其他任何左派思潮之中。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讶。政治纷争能够在日常生活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富有意味的表达，这和它能够在事先计划周详的政治策略中得到表现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并不会如意识形态和党派所愿，从政治事务中被消解于无形。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已经消逝的现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仍是现代生活中核心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由于对形势感到不安，某些人可能通过谴责意识形态的罪恶来进行自我平衡。这些行为时常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换言之，挫败感、冷漠、顺从、畏惧、满足、放任以及犹豫不决，是20世纪大多数人对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 对于20世纪30年代集体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及其在40年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点获得解释。民粹主义通常被理解为“被动的大众”，其根本特性就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激进的工人阶级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之间、在他们产生的激烈冲突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上述这些公式化表述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解释实际生活中民粹主义的许多小的经验，例如：它们不能说明为什么本来迥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言辞之间会相互产生关联，也无法很好地解答“人民”一词的文辞与现实的联系是如何通过不同阶级之间脆弱而短暂的相互妥协建立起来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一解释未能考量社会中分散的、未经组织和完全组织的元素，即大众，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产阶级两面性对于巴西政治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政治两面性直接对选举政治造成了冲击。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民粹主义者和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为1945年之前的巴西国内政治作出了解释。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变动的方式，中产阶级并没有对竞选政治的合法性形成清晰一致的舆论。在对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各种各样的怀疑中，在对于阶级冲突的恐惧中，一大批中产阶级看上去颇为乐于接受这样的政治放逐，甚至当他们落入陷阱时——需要说明，这个陷阱并不完全是由中产阶级自己挖掘的——也依然如此。作为选举中一个并不情愿的角色，中产阶级颇有不适之感，这在他们在选举中所持的民粹主义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中充分地得到了展现。在远离活跃的政治交易的同时，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完全避开政治事务。对他们来说，唯有技术的进步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能够令他们应对这一无法解决的困惑。 因此，兰伯特和索德雷之间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前景的这一分歧不仅仅是一次知情者与旁观者之间不成功的交流。从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从传统的委任制到论功升迁，从关系至上到利己主义，兰伯特相信，这些转变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而索德雷则隐约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由所谓“传统”自然过渡到所谓“现代”的过程，转变实际上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反复较量中形成的。 这一结论牵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不能仅仅归因于它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中间状态——这一结构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但中产阶级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团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反民粹主义？甚至，它真的具有政治色彩吗？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考察中产阶级时，仍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在巴西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秩序中，出现了等级制度与平等思想的矛盾、传统委任制与论绩升迁制的摩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变动……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政治斗争中的这些两难处境和日常生活对于形成政治敏感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通常而言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是理解政治行动的基础，但在这里，它们却无法左右上述因素所隐含的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 使得中产阶级理念在20世纪如此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所承诺的、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推进作用，是一种不具侵略性的、非党派政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语义含混的理念，它在无序的社会中很容易被探索普遍真理的学者和追问生活真谛的普通大众作为全球性的模式来接受。离它本来的出处越远，时间越长，其理想与信徒们的实际经验间的差异也就越明显。 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留下的，究竟是难以言喻的困惑，还是史诗式的华丽篇章？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较早获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令中产阶级能够接受在等级制度的压迫和要求生而平等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在所有的阶级形态里，这一紧张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关系。在确立个人追求与合作精神之间的脆弱关系这一对于现代政治文化极为关键的问题之时，向上攀附的渴望和落入下层的恐惧共同塑造了中产阶级的主要角色形象。权力交易、疯狂消费、关注广告诸如此类都被视为是成功的理念，它们对于巴西制定经济政策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也为被标榜为“现代性”的巴西城市文化勾勒出了基本轮廓。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民粹主义实验的失败，为建构未来左右两方面的中产阶级批评确立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国内政治框架的形成，重新构筑了1945年之后的政治体系。中上层中产阶级组织与大批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活动的中下层中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合作，其相互间产生的影响使政府能够腾出手来镇压更为激进的劳工运动。 依靠对科技进步和家庭伦理的热爱，中产阶级试图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州联与社会加强的联系之间以及国家与其自身的关联之间找出一条折衷的道路，即使在质疑“政治斗争本身即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这一论调的时候也依然如此。通过折衷的方式，中产阶级协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尝试过各种鼓励的方法，但所设想的和悦有礼的政治气氛并未产生。中产阶级的生活最终证实，市场的力量制约着社会和政治体制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无论中产阶级如何行动，他们始终受制于市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三 幻灭：威权统治之下的理性与奴性 从高歌到厌倦1950年之后，中产阶级不再遏制自身对政治参与的渴望。在1951～1954年为创立国内石油工业而进行的激动人心的斗争中，中产阶级确确实实为巴西经济即将摆脱欧美附庸的地位而深受震动。利用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也深知这一话题可使报纸销量大涨），里约热内卢最畅销的媒体提供了大量版面，鼓励读者写信，声言“石油属于我们”。整个巴西，尤其是在大城市，市政机构、街坊邻里、工厂企业、专业人士、妇女、学生以及协会成员全都在宣传民族主义的观点。中产阶级在此次事件中特别踊跃，因为，该事件不存在阶级间的观点分歧，他们可以再次将自己视作帮助国家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航者。 但是，就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充满忧虑地目睹了发生在1953年3～4月之间的30万人大罢工。持有国家主义立场的总统韦戈斯或许有能力鼓动人们宣称，巴西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而独立，但这位“穷人的上帝”、工人的领袖看来却无法成功地对工人群体进行组织，因为其中的激进分子从来都不受约束。因此，当低级军官在1954年2月公布其“上校备忘录”，要求获得更高的“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工资”，并且谴责“党派争斗的灵魂就是冲突和矛盾”、“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暴力”时，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被这些一语中的语言深深打动。如“备忘录”所指出的，政府计划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将使得一个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工资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致相等。从这一点看，接下来的事件成了韦戈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54年，韦戈斯宣布，他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捍卫者”，并劝说工人们在次年的大选中采取果断行动：“作为一个市民，你们的意见在民意测验中举足轻重，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巨大力量。你们是人民的大多数。今天你们和政府站在一起，明天你们将成为政府本身。”这句话再明确不过地体现出了阶级冲突的威胁。 随着韦戈斯在1954年自杀，巴西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中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蔑视也日益明显。直到军队进驻以确保加斯利诺·库比切克担任总统，选战中亚图里斯塔和反亚图里斯塔两派的权力斗争才告终止。接下来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成就感的几年。库比切克遵守了他的誓言，一直致力于加快巴西的现代化进程。在1957～1961年之间，工业增长每年接近13%，中产阶级的就业和受教育的计划都大为增加，即时消费的文化也渐渐形成。 但是，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并未完全消除。马塞多·但塔斯于1959年写作的小说《中产人士乔》（Joe Middle Class）是关于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感的象征。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小公务员的日记来结构的，这个小公务员意识到，他的薪水永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为了弥补不足的部分，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兼职。兼职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他从受人尊敬的正式工作中赚取的收入，而成为他养家的主要来源。最后，他被迫从事不道德的交易，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而这正是一名富有道德优越感的中产阶级人士所蔑视的。在故事的结尾，他付清了妻子渴望已久的一台冰箱的货款，并为家里买了一台新的电视机。他的女儿们在学校里表现良好，而妻子的牙齿也很健康——家庭的经济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个故事来自于作者但塔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见的隐藏在中产阶级生活背后的活生生的事实。需要的比能够得到的多，始终是中产阶级无法摆脱的困境。在缺乏全面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状态下，巴西经济的增长始终处于跌跌撞撞的状态。对中产阶级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是一次痛切的揭露，提醒他们正视自身的尴尬处境。乔确实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准：冰箱、电视——但却是通过牺牲名誉和道德而获得的。为了准确表达这一思想，但塔斯没有让这个反英雄式的小人物陷入绝望境地，相反，乔语带讥诮地嘲讽说：“中产阶级的‘快乐’是可能的——在想象之中”。 或许，1960年中产阶级对于以道德化为竞选口号的总统竞选人杰尼奥·科德罗斯的广泛支持，正是对《中产人士乔》所代表的困惑和顺从情绪的一种回应。作为一名拒绝与他所谓的“老油条”政客们保持一致，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政策的教师，科德罗斯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这使得他在那些感觉自己在斗争中既非民粹主义者又非非民粹主义者的广大公众中颇具亲和力。他在1960年的选举中承诺，要让中产阶级不再疏离于政治事务之外，但随着他在1961年的突然辞职，这一希望也破灭了。 政变，以及中产阶级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危机时期，副总统乔·高拉特接任了总统职位，但并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的军人政变。1962年，经济衰退，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高拉特发现无法使脆弱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顺从自己的统治。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在高拉特开始站到劳工组织一边时开始感到焦虑。1964年3月13日，焦虑变成了恐慌，在一次现场直播的户外演讲中，全巴西的中产阶级都通过家中的电视机和收音机耳闻目睹高拉特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将与工人阶级结盟反对剥削者。不到一个星期，在3月19日，在教会、商界和军队领袖的鼓动下，女性团体和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发动50万人走上圣保罗街头，抗议高拉特的背叛。他们要求军队进驻以维持社会秩序。3月31日，军方领袖同意了，他们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驱逐了高拉特。 中产阶级在这次政变中所扮演中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唯利是图，或是从属于精英阶层的奴性使然。利益纠葛与奴性确实存在，但还有其他的理由使中产阶级畏惧高拉特1964年的政策。高拉特的激进路线并不是唯一应该为中产阶级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或多或少，中产阶级人士都感受到，他们的身份本身已濒临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容忍政变，或至少不去有意反对它的想法，就像另一种厌倦的感觉——对诸如坚定的原则或明确的局部利益等都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厌倦之感——一样，广泛地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 在老共和时代被滥用的民主进程，1930年之后建立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失败尝试，埃斯塔多·诺沃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的姿态，以及1945年之后选举中出现的冷漠和喧嚣——这就是所谓“反民主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代替了此前的种种思潮，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里出现的原因。 假如了解到，作为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途径之一，竞选政治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信任，那就不难理解，很多人并不会因1964事件而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在萨拉·里安德罗·杜普雷1949年发表的小说《多娜·劳拉》(Dona Lola)里，一个中产阶级主人公反讽说：“民主是伟大的。”高拉特的“民主政策”使底层的贩夫走卒都成了富裕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在这场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反对剥削者”运动中失去了很多。从这一点而言，认为中产阶级并非天生的权力崇拜者，而是处于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这并不奇怪。Ibid,pp244～246 军人威权政治的稳定 1964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恪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1964年的919%开始下降，至1970年以后已降至20%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1968～1984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功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1971～1984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1984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1971年下降了50%。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外，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二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四 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
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1960、1970年代的军人统治似乎并没能解决中产阶级的迷惑。1964年之后，一些电影制片人开始在影片中讨论这一问题，并从中产阶级的视角讨论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影片讨论了中产阶级人士对待理想、道德以及梦想的不同方式，并将其视为他们对巴西现代化的困惑及阶级斗争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回应——即使它们并非确切的答案。一切似乎都表明，中产阶级对巴西的现代性的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困惑：如何面对发展理论所预言但从未实现过的安全和稳定？应该以何种态度去看待民主？以及如何面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
当经济蹒跚不前时，有些人开始求助于行业协会。在1975～1981年的艰难时期，经济增长由1968～1974年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跌至6%以下，通货膨胀变成了经济泡沫，大批的医生、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工程师、新闻工作者等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多次走上街头，举行罢工。 即便如此，在中产阶级中也只有少数的相关者曾经参与到类似的活动中。大部分中产阶级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原有生活，政治问题则被置于私人圈子内讨论。类似的阴郁情绪贯穿了整个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1979年，一篇发表在刊物《圣保罗—福尔巴》上的文章问道：“中产阶级将走向何方？”暗示其前途并不光明。80年代发表在圣保罗报纸上的一系列专栏则成为时局的风向标。权威们纷纷质疑“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哀叹“中产阶级的艰苦历史”，为中产阶级“迷失于自身的错综复杂”而悲伤不已。 拉丁美洲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已经成为巴西未来现代化迷局的一个象征。一份时政杂志把中产阶级“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分析这个强调个人奋斗又重视外在表象的社会群体在地位渐趋下降之时，是如何陷入被欺骗的境地的。或许是为了理性解析在富有的职业精英、商界领袖与地位下降或最多停滞不前的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这份杂志还评选出了他们定义的“英雄”：那些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奋斗不懈的中产阶级人士——例如在路边兜售小商品的失业白领。不过，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按照该杂志的说法，这些人似乎都仍然无法在政治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上述模式，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不断更新，即使在同期条件下，中产阶级这个沿用已久的特定概念被不断质疑时也仍然如此。 代议制民主的回归和贫富分裂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巴西政治重新回归于代议制民主轨道的模式。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不过，经历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拉丁美洲国家并没能解决贫困问题。一位巴西经济学家曾经将巴西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比利时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结合体。他说，在巴西，有钱人像比利时的人口一样多；而穷人，则像印度的人口一样多。吴鑫：《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北京：《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21期，引自网页http://wwwlifeweekcomcn/2002-10-30/000162399html。1980年以来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人均收入却仅仅增长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时间中，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干预，人均收入增长了75%。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而拉丁美洲在这一方面尤其严重。 由于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拉丁美洲的部分知识分子早就开始对其利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股反思的浪潮影响之下，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诞生了。不过，最初它仅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近年来则迅速壮大执掌政权。例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19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杨斌：《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经济学家杨斌访谈录》，引自网页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4。 《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 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工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 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地区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加入街头抗议的包括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 2002年1月31日～2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出席了会议。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吴鑫，同前所引网页。 拉丁美洲的愤怒其来有自。作为他们现代化进程的范本，美国人曾经向他们许诺说，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就能够得到经济增长和更多的收入。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他们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只仅仅与1980年持平，而且，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一些人甚至更穷了，就像他们一直以来所担忧的那样——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从以前的体面生活中跌入到赤贫阶层。 中产阶级：现实还是幻象? 在时评《发展及其幻象》中，奥克塔维欧·帕茨精确地表述了他所谓的如墨西哥所遭遇的“现代性的困扰”，但这一表述直到1972年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所感受到的，是拉美人民一直以来经历的、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狂想”之中的冒险传统。这种“现代性的狂想”是欧美地区的舶来品，它从未与巴西人乃至拉美人民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但却很像是生活中真实而具体的碎片的折射。正是这种错觉导致巴西人将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但最终，他们的“现代性的狂想”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巴西的现代化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斯瓦尔德·安德雷德试图确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利用巴西根据欧美经验所产生的“异邦的想象”，他宣称，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巴西人民不得不拼凑和塑造“非我之我”，随之而来的是矛盾丛生。他认识到，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不必强行割裂国外与国内、内部与外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巴西一部著名的小说《中产阶级》中的主人公托库托说过：“中产阶级将始终存在，因为它必须存在，并且永不消亡。”对于巴西中产阶级来说，“理想终将实现”的信念来自于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依赖它继续生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巴西中产阶级与欧美地区的同类别无二致。中产阶级的神话一直以来就代表着20世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从它在巴西出现开始，由于缺少所有制、权力以及系统性组织而被贬抑的巴西中产阶级，一直不曾完全认同和接受它，这种矛盾的情感里既有着深深的期望，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假如直到现在巴西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彻底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理论在拉美地区和巴西本国所遭遇的困境，那或许是因为，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以及他们一直以来所认同和遵从的伦理规范提供了缓和和化解的途径，依靠它们，中产阶级才得以在沧桑巨变的严酷考验中辗转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