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隐喻的两种读法
当我慕名去书店找这套书的时候，颇费了一些周折：本以为它会被列在中东文化/伊朗政治、或者是自传性文学的书架上——结果在店里电脑检索系统的帮忙下，才在漫画类的书籍中找到它。但漫画仅仅是这本书的形式和体裁，实际上它的内容，未必是一个爱看漫画的孩子所喜欢和理解的。这的确是一本不容易被归类的书。 对伊朗有兴趣而又不够了解的人，当然适合读一下此书；但它并不仅仅如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在极端时刻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困境——一个处在深刻危机中的、前途未定的国家，所有人都同时受到绝望和希望的双重折磨，而政治冲突的结果，却是严厉的警察国家和持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作者自身从痛苦到自觉的选择，也是她的国家、以及其他同类国家命运的缩影和隐喻。 作为自传 读这本书时，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很难无动于衷：书中的主角无时无刻地处于两场战争之下：一是现实战争中的国家和个人，其次是朝向内部的、她自己“一个人的战争”——在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的痛苦摇摆。 作者出生于1969年，此时距离伊朗伊斯兰教革命爆发还有十年。她懂事的时候，这个国家恰好进入了一个动荡、危险的时刻：国王的暴政和社会的激烈反抗、随后又是1979年的革命，王朝被推翻，全国急速向后转，还没喘口气，1980年两伊战争又爆发，并持续了八年之久——她的不少亲友、同学都死于这次漫长的战争。 如果我们信任作者的自述，那么她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事物的惊人早熟的看法。但对一个孩子来说，早熟往往未必是一件幸运的事。她童年时国内政局危难，她甚至也曾上街游行反对国王——然而那在一个孩子的意识中，不过相当于花车巡游。对她来说，真正艰难的时刻，恰恰是她父母为了她的前途，希望躲避这种混乱政局而将她送到国外。这被证实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尽管她在伊朗深受西方生活的影响（她很喜欢欧美流行文化，尤其是迈克•杰克逊，还在家自唱“我们是美国少年”），但这个14岁的孩子在奥地利立刻像叶公看到真龙时一样震惊。她毕竟来自一个“当众接吻都被当作性行为”的东方国家，当深入到一些西方同龄人的生活时，经历了一阵难以排遣的苦闷——而她的解决方式首先是否定自己，加入他们。为此她也开始谈恋爱（尽管那时她还只有15岁）、希望有性生活、吸烟，甚至抽大麻，最后为了爱情甚至一度成了毒品贩子。然而自我否定无法带来愉悦（因为“我什么也不是”了），最终她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幻灭，精神崩溃，以至于寒冬的三个月里流落街头，几乎病死异国——她18岁的生日，就在街头的长椅上度过了。 她于是回国。不幸，这又使她意识到，自己在西方是伊朗人，而在伊朗是西方人——正如相似处境的萨义德的自传书名那样，她在两边都是“格格不入”。“文明冲突”至少在她身上是正确的。直到她终于有了自己自觉的选择。 这一自传中不乏对自己无情的剖析——无情到使人感到作者是那种过早看到生活残忍一面的人，以至于一个年轻女子竟说出许多与她年龄不相符的饱经沧桑的词句。例如“那天，我懂得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当灾难还能承受时我们才会自怨自艾。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一笑置之。”——就像尼采说的，人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被迫发明了笑。 尽管青春期都是残忍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这样，要为自己的叛逆付出这样精神上的动荡，以至于演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战争。这个故事对中国父母来说，最现成的教训之一是不要送自己的孩子过早出国独立生活，否则可以预想他也会遭受到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而且将有两次。 书中多处流露出她的优越家庭背景：外公是前代王朝的末代王子，不少亲戚去了荷兰、美国、德国，家住在德黑兰北部的高档住宅区，有女仆。自幼在法语双语学校读书，15岁在奥地利，虽然已经三年没练习法语，她仍能和人用法语“无所不谈”。1982年，她还和父母一起去意大利、西班牙旅行三个月。后来父母要去土耳其，她反问：那是菜鸟地方，要旅游干吗不去欧洲或美国？以上这些也足以映衬她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处于一个中产阶层甚至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中。通常也正是这样的孩子，才会有机会面对这类文化冲突的痛苦。 对她来说，在精神危机的时刻，成为她支柱力量的永远来自家庭：父母和外婆，书中反复提到这三个家庭人物对她精神和人格塑造的影响。在这个贵族家庭中，家教严厉又不失开明，作为一个独生女儿，她随时可以无条件享受到父母的亲情，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又有超越于这个国家的开明价值观（例如其父坚持她应有离婚的权利），其他的东西证明都远不如此可靠。就此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东方”的自传。 作为政治读本 在中东地区一场新的“比大胆”游戏——伊朗核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刻，读一读这本书，也会有一些令人感慨的发现。这个国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本来曾是中东除了以色列之外最亲美的国家，现在则一跃成为最反美的急先锋。在西风东渐前，伊朗在给中国文化输入外来因子仅次于印度，而现在国人对它的印象，往往也仅限于妇女的黑色面纱、清真寺、甚至恐怖分子。 书中常常流露，作者童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西化的——她对西方价值观的第一次怀疑，是在奥地利遭受严重挫折时才幻灭的。的确，1953年英国势力退出后，美国成为它的主要保护人，因而也成为该国一部分人憧憬的对象，以及更多下层百姓仇恨的对象。当时伊朗依靠着巨额的石油收入，一度雄心勃勃想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不幸实现的方式却得罪了多数人民：中产阶级不满于对生活水平的企求无法满足，而对宗教虔诚者则以畏惧的目光看到西化的入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王的以粗暴的手段对付所有这几类反对他的人，结果竟使这些本来决不可能联合的政治力量一起反对他了。 当时伊朗国王决心效仿的对象是土耳其的凯末尔：他以几乎是专断的手段把土耳其与过去一刀两断，削弱宗教权威，采取亲西方的姿态，来实现他认为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这种方式，用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说法就是“我们掐着他们的脖子说：跟我们一块儿到20世纪去！他们走过来了，就会高兴的”。 这一理念的前提是无论多大的苦难，转变都是有道理的、必不可免的，但这却是以未来的合理性来忽略现在一代人所经受的痛苦，尤其对于伊朗这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甚至有过长达一千多年冲突的国家来说，领导人越期望这种转变尽快完成，则这种转变就越是令人民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而近代伊朗王权和教权的冲突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她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在于：她的家庭所属的政治集团本来是国王西化政策的受益者，在生活上他们也享受这一点，但他们却又站在宗教界和人民一边，强烈反对国王的粗暴镇压措施。最后，国王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伊斯兰教统治，在这个新的警察国家里，酒精、扑克、磁带、牛仔裤都被严厉禁止，违者被处以鞭刑以至枪决。这种反差看来使人诧异，实际上历史上却反复出现：一个正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国家，结果下一步却是革命的火山爆发。1789年前夕的法国、1910前的墨西哥、民国时的中国、1950年代的古巴，都是如此。 这其中的一个痛苦的基本现实就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体制内的变革已无法进行，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而像作者的家庭这样西化的阶层正是属于这一部分。几乎所有的革命局面都和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分不开的，当这群人起而以暴力反抗现政权后，最终的结局通常总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实现广泛政治控制的政权。书中写到她父亲对国王下台后出现的竟是伊斯兰教的神权统治大惑不解，其实如果情形不如此，那倒反而怪了。 伊斯兰教的严厉统治对一个西化的阶层来说，当然是极难忍受的，但不久后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却使这种统治得到了巩固。书中到处可见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及对个人的噩梦般经历，但也谈到她和父亲，无论对当局又多么不满，多么警惕本国“两千五百年的专制”，但相比起来，他们更痛恨阿拉伯人的再次入侵。对待这次战争他们都显得高度爱国，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在外患面前，人人都热泪盈眶，“百倍警惕”。历史上法国、苏联、古巴的革命都是由于流亡分子不成功的入侵而得到巩固的。这正如萨特1961年在谈到古巴时说的，他“发现一切革命都有那种看不见的一面，它们的被遮蔽着的一面：痛苦地感到有外国威胁。” 作者并不掩饰对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些荒谬现象的反感：一个下人仅因信仰虔诚成了医院院长；无所不在的道德警察；原教旨狂热式的形式主义（戴面纱等）——她把一个扬弃这些形式的毛拉称为“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也可见她虽然西化，但并不反对传统信仰，只是反感于僵硬的强制性措施。不可否认，这种过激革命通常总是全盘否定、彻底破坏式的，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容许任何“公共空间”甚至私人空间的存在。不过这正是对1979年前国王亲美西化的粗暴措施的强大后坐力——历史通常总是如此，进两步，退一步。 历史当然没有假设，但假如当初国王的西化措施以温和的手段得到实现，那却仍然未必就是故事的幸运结局了——更可能出现的，是全国都像作者在奥地利那样，忍受身份认同的精神分裂带来的痛苦。当初中东西化的楷模土耳其，现在被亨廷顿批评为“无所适从”的失败国家。在一个神权统治的伊朗，面纱下的年轻一代兴奋而不安地向往着西方，希望摘掉自己的面纱；而经历了对西方失望和幻灭的土耳其，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却开始自愿地戴上面纱。 不管她怎样谈论这个自己生长的国家，她其实仍是深爱着它的。1970年代，一些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或西方，结果却发现自己与那里的生活完全不能适应，有人评述说：这些人“离开俄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去寻找以色列或者西方，而是去寻找一个没有警察国家的俄国。”对作者及许多去西方的伊朗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只是去寻找一个没有警察国家的伊朗。 转自 2006年5月2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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