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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火在烧

　　与国内已出版的有关法国“五月运动”的两本书（即笔者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赵刚译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不同，《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并不是写完1968年5月便戛然而止，而是延续到法国的七十甚至八十年代，使读者感受到五月运动对法国此后的社会走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谁也没料到1968年5月的法国会星火燎原。5月3日，几百名极左派大学生举行集会，警察相当粗暴地进入大学抓走学生。最初广大学生群众并不理睬极左派及其集会，是警方的暴行使他们成千上万地自发走上街头。暴力代替了节日，冲突极其残酷。局势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罢工，学生和工人纷纷占领学校和工厂，法国陷入内战的边缘。5月29日至30日，总统戴高乐经24小时的神秘失踪后，镇定思绪，积聚勇气和支持者，取缔镇压极左派组织，使局势得以扭转。紧接着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和当时的总理蓬皮杜辞职，戴高乐总统至1969年4月辞职。在五月运动中，仅巴黎有2000人受伤，其中200人重伤；全国有6人死亡。这一事件史称“五月运动”或“五月风暴”。

　　戴高乐在1968年5月之前曾吐露：“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觉得没劲。”到5月24日，全国都陷入瘫痪状态时，戴高乐总统发表第一次讲话，但丝毫未能扭转局势，他惊呼道：“这是一股激流，我无力掌握它。激流不可能握在人的手中。我无能为力。”书中引用戴高乐在运动前后判若两人的话语，使人感触良多。

　　法国大地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震动呢？

　　青年的空虚和失落

　　五月运动的发生是历史上的一个“神奇的意外”。六十年代末，法国百业兴旺，就业充分，青年前途灿烂；然而，在1968年，大部分青年却起来反对这个丰衣足食的社会的空虚和失落。

　　是什么样的空虚和失落？那时的法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快速变化的同时，却仍然沿袭十九世纪的伦理道德和家长式统治。政权查禁一切有伤风败俗的东西，培植道德秩序。有这样几个意味深长的花絮：电视台解雇了一名露出膝盖的播音员；狂热的天主教徒戴高乐夫人不能忍受与离婚的人同桌野餐；戴高乐在1965年初的电视讲话企图在秩序与现代化之间进行调和，“要进步，不要混乱。”那时法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原始的家长式教育，教学使人厌倦继而反感，大学变成“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

　　1968年初，新任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宣布他的大学管理计划，其中“不准男生去女生房间”的规定几乎成了“五月运动”的实际导火线。而那个时代又给了法国“激增的一代”大学生（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许多发泄的借口，如来自美国影响的流行歌曲和摇摆舞，尤其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法西斯恐怖及警察的暴行”往往是大学生集会的主题。

　　为什么能度过危机

　　当时法国总人口约5000万，有1000万工人卷入罢工，全国瘫痪，戴高乐政府何以能扭转局势，度过危机？

　　“五月运动”的主要代表不是法国共产党，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各极左派组织。此类组织小而繁多，似乎围绕着三大极而组合：一是绝对自由文化极，因意图掀起一场“文化革命”而得名，他们声称要过另类生活，偏爱性解放、否定传统教育、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特立独行和叛逆行为；二是新列宁主义极，因颇像按列宁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雏形而得名，它规划的前景是用革命的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与同盟军领导的新社会，要适当按十月革命的模式组成必要的先锋队，以领导革命进程；三是工人自治极，主要代表是统一社会党，其社会改造计划是将开展人民斗争，要求劳动者在斗争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它左翼政党结成选举联盟相结合。这三极几乎都认同“五月运动”打出的“建立一个新社会”旗帜。

　　如果法共积极支持，一夜之间推翻戴高乐政府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书中第二部所言：“‘五月运动’失败的原因看上去很简单，法共和（法共所领导的）总工会竭尽全力阻挠运动，阻止它进行到底。他们要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负责，他们在工人身上压上沉重的翅膀，使他们不能充分表达反抗的意志。只要毁掉这对沉重的翅膀，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五月运动”证明，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可能的。在此前，马克思所期望的这种转变还只是朦胧不确定的前景，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才有可能落实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但法共自二战以来就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走议会道路，相信“权力在票箱里而不是在大街上”。法共绝大多数党员赞成赫鲁晓夫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当全国瘫痪时，绝大多数官员担心法共有振臂一呼、采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危险，但当时的总理蓬皮杜却认为法共不会“违反规划”，只是在增加谈判筹码。果然，法共竭力阻止学生和工人接触，积极与政府谈判，动员工人复工。

　　1968年5月27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伟大的风暴》，赞扬法国学生和工人的“革命斗争”，严厉谴责法共继承多列士的衣钵，继续扮演法国人民的“叛徒、内奸、工贼”角色，继二战胜利时又一次贩卖法国人民，失去法国大革命机会。5月21日至25日，除台湾和西藏外，全国各省市都组织举行了20万人至1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集会，以声援法国人民。现今60岁左右的人，应该还依稀记得一点。那种中西遥相呼应的“革命”奇观恐是再难见到了。

　　告别“梦幻时代”

　　学者将法国的六十年代称为“梦幻时代”或“暴力时代”，将七十年代称为“退火时代”或“持不同政见者时代”，将八十年代称为“空虚时代”。书中第三部和第四部对此描述得很详尽。

　　“五月运动”之后，1971年提出“无学校社会”，同年拉尔扎克农民反对修建军营和土地被占；1971年至1972年反精神病学，反实用人文主义；1973年《解放报》诞生并提出“反文化”的主题；1974年利普手表厂工人罢工；1973年至1974年持不同政见者大汇合；1975年至1976年反核运动；1971年至1975年女权主义泛滥，左派分裂；1977年马尔维尔市生态主义者示威……这些运动虽然都具有一定的新价值，但在深度、广度和影响方面都不可与“五月运动”相比。这些五花八门的主张，实际上都来源于“五月运动”，“女权派、工人自治主张、地方主义、生态学、反传统精神病法、同性恋的合法斗争、近赤化主张的夫妻财产共有制、麻醉探测嗜好、迷恋旅游、追求享乐的自恋癖、性自由、奇装异服、亲美和厌美的混合、团体狂想、主观主义偏向、不分昼夜地泛滥，这一切现象都是在五月里萌芽的。”

　　1988年，在纪念“五月运动”二十周年之际，那一代人得以平反，这是因为沾了“五月运动”的光的密特朗主义得势，法国左翼社会党上台执政。但除了一小部分人进行自我庆祝外，法国大学生和青年工人并不关心。这也是“五月运动”无奈的遗产、“非政治化”的表象之一。2005年冬，巴黎郊区骚乱，与“五月运动”相比，那只是一个等而下之的骚乱。2005年5月31日，法国公民投票否决了自己的前总统德斯坦主持制定的欧盟宪法。他们因为担心失去福利社会的各种好处，担心东欧廉价劳动力涌入抢了自己的饭碗，而否决了从拿破仑起就有的欧盟理想。法国人一点亏也不吃。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战斗和牺牲精神，到1968年“五月运动”为新社会而战斗的勇气，在当今法国人心中几乎荡然无存。有人把这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福利社会，也有人归咎于现代化。

　　但是，“历史就是一部小说，尤其在法兰西”。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五月运动”会不会有一天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法国会不会再一次充当“世界的灯塔”？谁又料得到呢？在那一年的五月，不就是谁也没料到吗？

转自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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