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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对年已20岁的人而言，往往是忧心忡忡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他们呱呱坠地起，就不知道什么是“危机社会”。社会继续存在，但其前景永远无法确定。他们的父母在30年前所经历的是一个与现在的形势相反的社会：60年代末，法国百业兴旺，就业充分，青年前途灿烂；然而，在1968年，很大一部分20岁的青年却起来反对这个丰衣足食的社会的空虚与失落。

 今天，这个反常的反叛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年代的激进誓言似已消失。对那些从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虽曾经历，但如今已是放弃的信念的回忆，但是，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时刻，人们试图不惜一切对自己的信念忠贞不渝。而他们的孩子和其间的几代人，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对那个年代无比憧憬，既好奇又激奋，并喜欢加以证实，就像对切?格瓦拉的画像那样顶礼膜拜；另外一些人无疑占了多数，看到的只是“退伍兵”的历史，认为对此唠叨个没完于当今的严酷现实一无用处。

不管对那些怀旧的人还是无动于衷的人，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会带来一种新的视野。因为意见虽有分歧，我和作者都相信，在1968年和以后几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首先，我要谈的是，因为5月的激情，它在今天再次具有意义；其次，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极左运动走向衰落，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已失去魅力的流行时尚，这种认识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在1983年以肯定个人主义作为最高价值，同时赞同左翼的经济自由化，直至“企业的神话”成为了当时的时尚。

如果人们不接受这种时尚和时尚所认可的不公正，那就无法继续揭示“单一思想破坏”实用的意识形态性的原因。要了解其深刻原因，我个人认为要在下列人们很少提出异议的问题中找答案：为什么在被称作“出生率激增年代”，也就是在1945年到1952年出生的大多数人会在1968年5月开始的革命冒险中投入如此多的热情?而在70年代末，这些68分子中的大多数又为何如此突然地默默舍弃他们的诺言呢?

在整个80年代，由于这些问题一直被隐藏，那种吃喝玩乐的乐天思想的胜利就不足为怪了，这是那些改邪归正的68年老兵常常在广告、新闻媒体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一旦这种思想观念衰竭，90年代的那种厚颜无耻的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种隐藏的情况就长期存在下去了。

1968年五月事件已过去30年。时间终于打破了这些忌讳。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在这本书里试图向这种困难的挑战开火。在“管理观念”的社会学著作中，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在仔细分析现代管理技术的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宪章”和引进方式的内容后，发现在这里面可以找到1968年五月运动的某些口号，它们程度不同，有些是十分清楚的词句，有些是要求个人自治和不要中介的民主。对于这种奇特的状况，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同时也对1968年极左派走进死胡同加以阐述、分析。他自己也是其中的成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解释80年代在管理条文中突然大量出现的1968年的某些思想，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描写1968年五月事件和“革命”年代的书已有数百种。但是，除了仅记录1968年五月几个星期的“当代史”书以外，还有一些基本上是涉及部分证据或分析的书；描写该时期全部历史的是帕特里克?罗特曼和埃尔韦?阿蒙的书——《这一代人》。这部书着重记述了那些后来成名的成员的个人经历，其中排在首位的是那些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与上述做法相反，首先感兴趣的是极左派在那个大时代的思想历史，但也没有因此忘记有这种思想的人们。这个工作使他具有对五月事件原始的总体观念，重视了参加该运动成员的观点，同时也是权力机关的观点。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次对五月事件后的年代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此，他分析了数量很可观的材料，特别是《人民事业报》、《信徒》、《红色或争吵起来了》等极左派报刊，引用了发表在杂志或书本上的切实和主题清晰的许多原始材料。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将火热的年代事件的精确历史回顾与标示有关人物主要事实的记录、分析紧密结合，提供了一个总的观念。这一观念会使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惊讶，也会使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感到新鲜。因为，即使我们当时是千千万万人中具有同样期望和幻想的少数人，在某个派别或某个阵线中干事，也很难有本书的整体观念和批判眼光。

有人重视革命战士的思想和证据，但本书的目标并不是评判它，而是首先寻求这个潮流的力量和逻辑，是它造就了最富激情的一代人。此外，我曾说过，正是这一点，即总体的分析，在今天是紧迫的需要。我谈的这种激情，很多参加过1968年运动的人是有过经历的。这种激情难以言喻，只有诗歌和小说才能表达。

 一旦革命的激情消失，尽管某些人对此还试图保持忠诚，但是仍要与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政治运动的荒唐口号决裂。忠诚与决裂的矛盾是难以存活的，有时会导致个人的悲剧。而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书中提到，有些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今天已找到新的战斗方式和“民主的激情”。

但是，很多参加1968年五月运动的成员最终选择抛弃激情，同时他们并没有刻意舍弃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这双重的回避有时会导致参与另一种“打得落花流水”的原则，也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现代管理原则，在那里只有独立于个体、历史和记忆之外的个人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但是，在本书中，我预测了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一个主要论点，他根据我的意思做了卓绝的阐明，而我是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我要指出的是，在回忆每个人人生中“不可言状”的事实时，我相信这本书所阐述的正是不可言状的那些事实。这并不是谴责，也不是一代人的坟墓，其错误可能在于把激情看得太认真了，不管个人的经历如何，对其个人的行为，也不止于做一种评判。

让一皮埃尔?勒?戈夫想做的，至少就我所看过的文章看来，正是要帮助“后68分子”的战斗。五月运动令人眩晕，维护真实面貌很困难，甚至可能办不到，同样，无论从最好方面或最坏方面考虑，本书要帮助了解这些年来所体现的世纪末的特点。

在80年代和90年代，标志着共同生活的破坏的事物都是出现于此时，无疑，这是异乎寻常，至少是无视传统观念的。但是，让一皮埃尔?勒?戈夫对这些年代的描绘所采纳的证据，在我看来是很有力的。至于我，我认为这么严酷的现状，这个“从思想极端走到没有前途观念，缺乏计划，特别是没有期望”的世界(就像利奥内尔?若斯潘在1991年所说的那样)，只要在1968年后那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孩子还在，还没有把那年代送进坟墓，这种世界就无法超越。而且五月“无奈的遗产”也不可能被承受。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我出版这本书并支持作者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得做一些解释，为自己编辑出版的书作序并不是寻常的事。自1981年投入这个行业来，这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重视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个人的承诺。1983年，探求出版社取代马斯佩罗出版社，在1968年5月以后，人们将在本书中看到马斯佩罗出版社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自1959年起，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创建的出版公司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首先是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然后是尽快让人们听到第三世界中为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声音；同时让人们认识全世界的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以及这个时期最具有创新思想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15年来，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我试图用它来指导探求出版社的工作。在出版本书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五月运动后的思想批评方法与很多当时在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思想并不冲突。但是我相信，这种通过反思进行的评价是必需的，这样就可以忠实于他们的承诺。总之，我希望让一皮埃尔?勒?戈夫的这本书能够超越它可能挑起的争论，有利于调和那些与蛊惑人的时尚不协调的人们，探求超越它的艰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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