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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从这本厚书的导读中找出的，导读就叫“重读克拉考尔”，但是对于中文读者，这本姗姗来迟的书籍哪能用上“重读”二字？《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这本书名响亮的经典只是我们的初相识，虽然作者的《电影的本性》在1980年代开始就是学习电影者的必读书了。我简单引用书中的概括，算是对这本“旧新人”的引见，“克拉考尔通过分析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德国影片，检视了从1918至1933年的德国历史，借以展现‘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景。”《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副标题是“德国电影心理史”，从中我们会发现作者的野心，试图对一段电影的分析，完成德国在现代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段演出。这段演出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并且整个西方世界战后人文思想的变化完全可以看成是对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反思成果。正是由于要从这么看似轻飘的文化遗存中去求证如此沉重的心理结构，这种方式本身肯定引发赞叹和严厉批判的双重效应。

　　在面对这部著作时，我们完全可以撇开克拉考尔所论及的德国电影与德国集体心理和德国历史之间的关联。当我们一方面试图坚持将电影作为“视觉传播文本”进行必要的考察，或者说坚持“看”是“研究和分析”的必要前提，坚持“视觉信息”是电影文本的特质。毋庸置疑，我们无论在中文的学术媒体或者大众媒体上都可以不断发现那些不需要“看”影像就能生产出的评论和研究文字。而且这种状况甚至被认为是文化人对粗浅的电影的反击。难道不把电影当作电影看，成为文化人的标志？其实，你可以不把电影仅仅当作电影看，但是一切真正讨论电影的具有严肃精神的文字都必须坚持把电影当作“影像”看作为前提；另一方面在我们坚持将“看电影”作为前提之下，完全可以不把电影当作艺术看，而是当作一个必须以所谓美学体系或者艺术语言为中介的，去接触艺术家灵魂的过程。

　　这本书在另外一个侧面也提供了一种理论写作或者史学研究的范例。这就是任何一个历史写作或者理论判断都寻求其客观和冷静，这种追寻迫使作者不断拉开与观察对象的距离。作为研究德国电影和纳粹史的关联，对于彼时彼刻的克拉考尔自然有着一种对自己进行解剖的焦虑和烦躁，所以克拉考尔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这本书最初作者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德语，而使用英文进行写作就带有这种意味，否则这种对德国电影的病理研究，真是一种切肤的煎熬。但是，一切理论的书写必然是有诗意的或者说充满情感的，克拉考尔正是在这些磅礴的资料梳理、史实描述以及影片内容的纪录过程中，不断流露出一种睿智和深情的修辞和文风。

　　在这本书中，有关论述“卡里加利”的关键章节是后来很多学者不断寻找证据试图推翻克拉考尔的判断的重点战场。但是，对我而言无论最初的剧本是否存在者一种模式性的封闭叙事结构，亦即这本书中所言的“框形故事”，都无法遮蔽着一章节最后结尾，最后一句话带出的深情。当《卡里加利》上演六年之后，雅诺维支在法国见一位老伯爵，此翁倾慕此片，便说：“先生，法国精神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在大革命中发表过意见了，您一直没有开口……现在我们正等着听听您有什么要向我们也向这个世界透露呢。”克拉考尔在后面淡淡写了一句，“伯爵没有等太久。”这种行文处理难道不是一种超越一般刻板理论的绝妙好词吗？

　　在最初，克拉考尔想将此书命名为“德国电影与德国思维”，一个影像的图景和一个思维图景的并置是所有严肃对待电影的人的渴望。当然，在我们不断引入这种早已存在的陌生经典的时刻，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电影图景将诞生，一个关于电影的思维世界也将不断更新。此后，或许我们拥有勇气说，《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应该被再读！

转自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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