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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六零年代电影讲座专文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60年代的狂飙精神与情调 文／陈信行 60年代，多麽深沈的狂喜与愤怒，多麽复杂交错又广阔的希望与失望。对於20世纪後半叶中成长的几代各国人民来说，60年代远远不只是个纪年，而是一个高潮、一个标准。之後的运动、思想、艺术实践与论述总不免要绕著60年代的主题旋转。 对许多社会来说，60年代的最主要标志是青年的反叛。当时的美国桂冠歌手Bob Dylan传唱一时的一首歌准确而坦白地道出当时的青年呼声：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在一个层次上，西欧、北美、日本的60年代是前所未有过的一个革命年代。在物质丰裕的高潮，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与工人走上街头、投身反抗运动。1968年大概是让人记忆最鲜明的一年。五月，巴黎大学索邦校区的罢课，迅速演变成全国总罢工，一时间，法国第五共和俨然风雨飘摇。八月，反战的学生与退伍军人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大会会场外，与镇暴警察战斗了一整周。同一年，美国反战阵线上的名人罗伯甘乃迪与马丁路德金先後被暗杀。在政治风暴中，美国总统詹森退出竞选连任。而无论美国或法国的抗议运动的最前锋，都是生活还算安适的学生。当然，青年反抗运动绝非起於1968年。1960年日本学生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造就了一个抗议世代，而1950年代法国在越南与阿尔及利亚的肮脏的殖民战争也激起国内的蜂起的抗议。当时的主流传统，总认为抗议造反总是生计受到威胁的劳动群众，在黄金岁月中衣食丰足的青年还会如此激越决绝地要与体制对抗，是难以理解的。 对西欧与美国的60年代反抗运动来说，一个重要的主轴是对1930年代以来的反体制运动的反思。30年代的狂飙青年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对抗法西斯、对抗资本主义的战斗。为了理想成千上万各国志愿军投入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国的一边。但是，到了冷战对立的1960年代，这场战斗已经显得疲弱衰老。摆在当时的反抗青年面前的，是丰裕而阶级关系稳定的社会中的各种之前未有充足语汇来描述、批判的压迫，是某种无以名状的牢固统治体制。於是，青年一代把批判与反抗的刀锋转入性别与性、种族、文化等等领域，试图用或投入、或抽离、或狂放、或深思的实践来演出。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当时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反抗运动只是一个世界性的反叛的一角。永远回绕在欧美青年反对运动者心中的，是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比较「古典」的反抗运动——民族解放斗争。越南、古巴、非洲，一个个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不断地提醒人们帝国主义中心国当权集团的道德破产。狂飙的1968年正是起於越南战场上的新年攻势。 而在时序迈入1968的那几年，在世界各地青年反抗运动眼中的最高点，一个经历了1930年代精神所标举的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之中，千万人正轰轰烈烈地试图把革命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1966年开始，在曲折与复杂的过程中，中国的青年举著1871年巴黎公社的旗帜冲向当权派。在他们的旗帜上，写著那个年代最广为流传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那个年代是过去了。在退潮的年代里，犬儒、世故、挫败、无力成为普遍的气氛，而60年代的精神往往被抽离为苍白的象徵，成为「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之类的作品所犀利嘲讽的怀旧情调。但是，不管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是否还在，改变世界的具体需求还是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挑战。
浪漫声影 文／张钊维 六○年代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文化创造的个体跟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脱离不了干系，不管他再怎麽宣称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 这种连带关系当然不是一种像是政宣片那样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一对一对应，而毋宁像是舞台剧一般：文化创造是前景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动作与情节，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是那舞台布景。不论布景是繁复或者简约，总是会在演出当中不断跟演员以及情节产生一种巧妙的互动与化合关系。 这样的启示，让我们在看待音乐时，可以有一些更为深刻的视野，以及更重要的，更为细腻的听觉神经----去听到、摸到歌手与乐手内在的情绪、处境，去获得那对待文化艺术所不可缺少的同理心。 那麽，要了解六○年代迄今，年轻人乐音涌向摇滚乐的怀抱，就不可不去体察到每一不同次文化风格背後的那群年轻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处境----不只看到他们的演出，也看到那舞台背景： 此外，在英美白人的摇滚传统之外，晚近以重金属与硬蕊摇滚重回种族主义与希特勒怀抱的欧陆光头党、作为中美洲黑人政治与社会沟通语言的雷鬼、代表美国基层黑人心声的 rap、拥抱欧美摇滚乐的日本安保世代…还有还有，根据一位大陆朋友的说法，改革开放後失去既有社经优势的共军大院（可能接近本地的「眷村」）文化（代表人物崔健），历经文革等各种斗争而破败的北京胡同族（代表人物窦唯），以及近年随著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而来的各地庞克摇滚小子风潮。 当我问到王墨林，举办这次讲座的动机是什麽，他说，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这个岛屿，缺乏一种浪漫的精神；他想要召回六○年代的幽灵，燃取那当中浪漫的灵魂之火。 但，什麽是浪漫呢？我没有多问他。在学术上，那是一个太过庞大的命题；但在生命情怀上，那却是每个个体要自问的事。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放浪形骸、纵意高歌，外人很容易从这种外在的表现趣说他们「浪漫」，一如我们很容易从六○年代摇滚乐与年轻人恣意狂放的乐音身影去说他们「浪漫」。 然而，毕竟必须先有「形於中」，才有可能「发於外」；如果我们不能进入竹林七贤与六○年代年轻人的内心，又如何能够说他们「浪漫」，并进而反照出自己的「浪漫」？ 约翰．蓝侬这个六○年代的代表人物，在离开披头四、娶了小野洋子定居美国之後，写了「God」这麽一首歌。乍看之下，娶妻生子、刮了胡子、生活安定的蓝侬似乎像是个居家型的前中年期男子，不带有任何「浪漫」的条件。但是在「God」这首歌当中，却像是对自身的主体性基础作了一次从头到脚、彻彻底底的清理一般： 这首歌是对上帝神性、乃至所有信仰最直接的剥除；也是对西方主流社会价值最赤裸裸的挑战。这样的歌从一个居家男子口中唱出，其中的反差造成巨大的张力，震动人心。也因而我觉得蓝侬始终坚守著我以为的，摇滚乐的信念： 摇滚乐，在它的核心里头是一种不满、不爽、不屑、不屌、不顾、不理…等等诸般「不」的姿态的总和；是一股发自某个社群之内心怨灵的集体反抗之声----不管是意识上的，或是潜意识里的；不管是政治正确的，或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管是左翼、右翼或是无政府主义。 那麽，回到我们所处的这个岛屿、这个时代，自问：我们所反对的是什麽？或者反过来问，追求的是什麽？如果我们能够以蓝侬的彻底作为标的，来进行严苛的反思、深刻的探究与热切的创造，也庶几可称之为「浪漫」了。
安那其大路（二） 摩洛托夫哲学 文／郭达年 没有因为一窝左派团体可以把米兰边围小市的一幢小教堂占据成为他们的聚集活动地点而讶异。那太大惊小怪。这是义大利。曾几何时很多小型城镇的全部人口都是安那其者。全体松散自管。 因为小教堂在桥旁，它们也就把同盟以桥名自称（Ponte Della Ghisolfa – Viale Monza, no.255, Milan）。地下和二三楼分别由不同的组织占用，有共产者和马列同盟者。离开米兰前的晚上我与占用地下层的安那其同仁（Circolo Anarchico）聚会，谈起中国的死刑和日鲁华（Genova）的事件。终於演变成摩洛托夫（Molotov “cocktail”）的哲思。 「实在叫人震惊，我们知道每年全球的死刑执行总数有七成是在中国进行！卡路斯（Carlos Guiliani－去年在义大利Genova的反全球化示威中被警察射杀）一个人被牺牲了，在欧洲社会也产生极大的震汤….」 「我们在香港也有要求中国废除死刑的运动，但得到的社会回响之少（甚至在非政府组织的社群间），是叫人沮丧的。在街头的签名活动甚至会面对被市民指骂，说我们不明白中国的“国情”。没有了死刑， 中（去他妈的敏感词）共恐怕即时被颠覆了。这是一种枪干子下胁民为政的国度。当大家都麻木了，就当背後没有一根枪架著….」 酒瓶开始传送．为什麽在谈论政治时酒精永远介入成为一种催化（或淡化？）的作用？ 「我们的印象是中国人是非常的羊群心态的…. 」 「我大概不会赞成这样的讲法，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单元诠释的国家。我在香港长大，没有家族的脉络，我完全不敢说我理解中国。但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大概的种族的类分模型，我想中国早就瓦解了。我们有众多不同的“中国”。几乎每一族群都可以有其自己的“中国”。但如果“中国”只是一个中央军事权力核心的定义，那这个“中国”必须被颠覆，因为把人“执行死刑”算了这作业，不在未来历史的时间表上。」 负责管理组务的Mauro不懂英语，和其它众同志直瞪著负责翻译Pinto，期待著什麽，Pinto却满眼红丝的看著我，张开没有说话的咀巴。 我知一时的意气无意地给了他一个困局。打了一个傻笑，大家喝酒。 破烂的墙上贴满了乐队、剧场和讨论会的同样破烂的旧海报。地下层除了入门通道的小廊，就只有一个很高楼面的大房间。相信也就是演出和集会的场地。这顶多可容一百人的空间，散发著一种底层生活的垢气，过路借宿的同志都穿个睡袋就躺下在地上作息。偌大的木架窗被风吹得格格作响，和半脱落的各式海报诠行即兴演奏。 在房间门口小廊的尽头，他们间开了一个位置，架成一个小酒吧。 「我喜欢那年（Carlos被杀）看到的一条悼念标语（义大利文，翻成中文是“没有记忆的人，是没有未来的”－”Who has no memory; has no future.”），因为七十年代很多Anarcho-punk都爱以“没有未来”（No Future）来确认眼前的现实。撤手全情叛乱。成为一种风景。我觉得反全球化是一个新的催化机缘，叫大家看到一个破口…看到一个可能的未来。」 「但我们在反对阵营间却出现颇大的矛盾。例如Black Block的激烈行为。其实，我们在义大利，是不太多的Black Block的成员。他们在西阿图（Seattle）之役中已经被很多示威者非议，因为暴力色彩的捣毁很容易给传媒染指，也给警察借口行凶，对大围抗争没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 「我在讨论组上也跟进了很长的争辩。我不全然认同Black Block的方式。但既然抗争的目的是反对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生态，我们却要限制个别人的自我和自发的表达方式….」 「可是个别人的行为会改变整个阵营的意味…. 」 「那究竟该不该准备摩洛托夫？甚至该怎样确认个别决定的正确性？」 「不要忘记，我们要争取群众的支持才可以把反全球化的运动拓大。暴力对恃只会叫运动背负负面的色彩 ….」 「Black is the Colour of my true love’s hair…..」我唱。 几秒後，大家哄然大笑。酒樽碰响。一条削瘦的狗跨进来避雨。 「我觉得摩洛托夫是应该有它的哲学的。」 很认真的，大家没以为我在搞笑，让出静态空间，听著。 「我们找一种怎样的瓶子，灌进什麽，怎样拿，怎样掷，什麽时候掷，向谁掷，怎样选择落点，如果那不仅是一个粗莽的愤怒行为，我想它是可以有人文的一面的，如同一个行为艺术…..」 我只听到酒从口腔经过喉咙的咕噜咕噜。他们在等待一点什麽。 「他们（警察）在决定装上塑胶子弹时，就觉得那是一个人道的（Humanitarian）的行为。不把催泪气朝你脸喷是尊重你的表达自由。」 「暴力，本来就是有很多面（dimensional）的。面对暴力的某种形态的“暴力”其实会被相互状态中和，成为一种衡制演进暴力的“和平”因素。例如怎样掷一瓶怎样的摩洛托夫。」 「但当同阵群体间抓不到共识，就会乱了事，造成分裂。」 「没错，所以我强调那不应是一个鲁莽的泄忿本质的行为。」 「我们上街行动都会预先的拿一个共识，因为在大围的阵线上，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比数的参与体。」 「这种个人与群体的矛盾我有过亲历的体验。在澳门回归的晚上，我们一大群人到那边去作街头行演，一个新华社的情报员很嚣张的非常近距离的个别在我们的脸前拍照，我在他拍我的照时以我的相机反拍他，他想不被我反拍而走开，我穷追，引起一班国际传媒追拍，他跑掉了。五分钟後，一架警车冲过来，一大群便衣军警把我们拘捕。警局内，就有人埋怨大家的街演计划给打断了。我却想，对於街上的群众，那是一场更具深长意味，更“具体”的“表演”项目。自此，我的指模留在澳门警局的档案内。」 「有没有暴力对待？」 「拘捕时当然是暴力的。但在警局内他们都懒得理，那是殖民警察最後的一夜。他们本来是要庆祝转老板的吧。反而，我经验了群体行动的矛盾，这也是我对Black Block的大夥比较独立特行的取向同情，亦同时叫我想起一瓶摩洛托夫该有的哲学。」 雨洒在小教堂的窗上沙沙而吟，我记起那年在争议纷纷中的Carlos Guiliani父亲充满慈悲的信，叫大家不要过份仇恨射杀儿子的警察。我相信，当刻，他真的是非常窝囊的害怕，而他也只不过是Genova市中的一个为生活而执勤的警察，一个别人的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我们要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谁。Know Thy Enemy。 我与大家拥抱道别。我说，看什麽时候我带乐队来唱歌，不谈什麽摩洛托夫的哲学！ 深夜，义大利人的笑声好响亮。 <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