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创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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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时代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的第五部电影,拍的是台湾的五O年代: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这么多不一样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在那样一个物质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中生存成长,人性遭受的考验远超过其它很多时代,这种奇特的环境,更凸显了许多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问题。
  杨德昌导演在《恐怖分子》之前,就已对五O年代的两桩社会事件深感兴趣,并作了完整的资料搜集。其一是民国五十五年一名法国女孩来台寻找一有妇之夫的“丹尼尔事件”,另一就是民国五十年六月发生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者的主题正是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所以令人怀念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幸福回忆,而是由于其独特的复杂性。

为什么杀人

为什么选择一个杀人事件来呈现那个时代?杨德昌将杀人视为人的行为之一种极端,带来的是一种警示作用,而非悲观、负面、或是残暴的效果。当年轰传一时的真实事件,并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是提供了对抗那个压抑时代的浪漫情操,本片的重点,也是在于检视那个特殊的周遭环境如何造成一个悲剧。创作者的生命经验与反省心得,已经使这部影片越过了原始事件的幅度,成为客观检验、主动关怀中国人困境的临床报告。

完全的创作与制作

在当今台湾,电影的投资与制作环境几乎全面瓦解的状况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制作可说全无可资支援的客观条件:包括全片所需九十二个场景的重建,大批十三、四岁的主要演员的寻找,所有的难题都成为必须平地起高楼的刺激与挑战。本片从民国七十七年开始筹划,次年找到主要的两名男女少年演员,再依据演员重新发展故事,七十八年八月杨德昌电影公司成立后,即全力从事演员及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至七十九年八月八日在淡江中学开拍,现今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初涉电影工作,因而可将传统电影制作因袭的必定减到最低,就长期投资与工作效率的观点来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试图开发出新的可能。在整体环境的不良条件下,使得创作与制作过程都可以独立选择、重新创造;正由于无所依附,反利于通盘创造。

台湾电影完了?

本片在杨德昌的电影创作经历中,前所未有地动用了大批少年演员,又充满省思地回顾了他个人成长的那个年代,在风格上是否有什么转变?杨德昌表示:“这部片是我在风格上最没有企图的一部影片。真正的‘风格’,应当完全受内容所‘要求’。当内容最经济有效地传达时,风格自然形成了。”
  在电影景气低迷之时,纷传“台湾电影完了”的断言。杨德昌却在此时出手制作筹划了四年的新作,他的信念在哪里?
  “只要拍出一部好看电影,电影就不会完。电影业再蓬勃,拍不出好看的电影,一样完蛋。我的工作态度很简单,就是拍好看的电影。好电影有很多种方法,我只是实验其中的一种,给大家参考。”
  “好电影就像一个好看的女人,不够好看才会去隆鼻、打针、割双眼皮、化妆、做些假动作;真正好看,各方面都美的女人,没有一个人不想看,就这么简单。”

 

  转自 中国电影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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