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山回家》到《小武》，最后站在谁的《站台》上？周江林
小山回哪儿的家？ 1996年看过贾樟柯的“学生作业”《小山回家》后，没人叫好，说差的人不少。这类有点小火花的片子在北京通常还是能见到的。主要是“火花”还没有成为“花火”。当民工王小山最后在街边一个理发摊上，他把自己一头城里人凌乱的长发留给了北京后，大家心领神会：噢，这是我们中国当下的现状。 故事写一个在北京餐厅打工的河南民工小山，过年关头却被老板开除了，所以特别想回家，因此就找了一串老乡打算同行。所找的人有建筑工人、大学生、票贩子、服务员、妓女等等。小山找老乡的过程带出底层生活的众生相，影片的结尾是没有人跟他回家，最后他只能在街边的一个理发摊上，剪去了一头凌乱的长发。 那时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贾樟柯感觉到了中国电影与当下性失去了联系：上海、广州、北京看起来相当不错，可往这些城市外围一看，或者说即便北京，四环外就和四环内完全不同。“我是从山西的一个小县城考进北京的，我生命的体验在那儿，可在如今的电影中我看不到和我的生命体验发生联系的东西。”因此他就拍一部自己的片子《小山回家》来说话。 这部片子给人留下另一个印象是全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据资料显示，该本获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参赛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在此之前或之后，中国大名鼎鼎的张艺谋的多部作品，启用非职业演员竟好像成为电影中的一个“艺术举动”，博得国内外从内行到外行的阵阵喝彩。其实，只要拥有电影特权的那些电影家弯下腰杆看一看，中国年轻的电影者哪一个作品有多少职业演员的身影在晃动？再说，启用“职业”和“非职业”本身与电影创作还是没有多大的关联，这是由题材的内容和形式决定的，它应该是一个严肃的电影人工作的出发点。而不应该成为一个卖点和谈资。 那是1997年一个夏天，我老和几个热爱电影的朋友在北航附近一家四川人开的露天饭店喝酒谈我们自己想拍的电影。记得人员有王冰，他当时在新影厂，现在在沈阳拍纪录片已经有半年了；李红兵，当时正面临从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毕业关头，如今他在西影厂了；老肖，也刚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分配比较顺利到了上影厂。我们的电影因故没捣固出来，却看到了《小武》这部刚杀青的电影。片子是乌尔善弄来的，在王冰的寝室里放的。当时乌尔善说好。冯晓颖是第二次看的。也不住喝彩。虽然，我和王冰也认为此片不错，但还不至于激动得如此不可名状。 在北京三里屯的法国学校，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为《小武》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观摩，这也是《小武》在国内的首次放映。贾樟柯用一个扩音机为大家“同步翻译”影片中的山西方言。放映之后，影视文化界人士在附近有家酒吧热烈地讨论着。后来，是《精品购物指南》的赵君莉采访了贾樟柯，做了一篇至今也很出色的文章。接下来在中国媒体上贾樟柯和《小武》成为了一道风景，掌声响起来。 原本贾樟柯是拍《月色温柔》，一个恋爱故事，演员都看好了，没想到一回家过春节，家乡的变化强烈地刺激着他，汾阳由县变市被拆得七零八乱，竖起了几座高楼，建了几个宾馆，家乡的朋友们每天忙碌，忙着处理永远都无法处理完的事情，比如离婚，长辈和晚辈的矛盾，钱的问题等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贾樟柯的一个朋友，在当地看守所当警察，两人谈到另外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小偷，被抓起来，就关在这个看守所里，每天都能见面。贾樟柯问你们在里面聊不聊天，他说：聊。他现在可神了，天天跟我聊哲学。他所谓哲学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一个非常宏观、非常形而上的命题。贾樟柯一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的行业是什么，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于是，贾樟柯想到可能用一个小偷作为主角会给片子带来一点戏剧性，他认为自己的电影太生活流了。 107分钟的彩色片《小武》花了三十万，这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片子是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拍的。时间是1997年。故事是这样的：梁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的，他戴着粗黑框眼镜，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很有山西一带典型中国人的特质。他总显示出一种被压抑状：头歪斜着，舌头顶着腮帮子，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子里练习卡拉OK，陪歌女枯燥地轧马路，与从前的“同事”说一些闲言谈语，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有一天，小武得知以前的“同事”要结婚而偏偏“遗忘”了邀请自己，他很生气。原因是“同事”现在是社会上有名的企业家，他觉得再和小武交往下去不合适。在他们“共事”时曾经有过一个协议：结婚的时候，彼此送对方十斤钱（那时的人民币最大面额是十元）于是小武拿着十斤钱去送礼，钱却被退回来。歌厅的领班说：“我们老板说你的钱不干净。”小武气坏了，说：“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他走私贩烟，开歌厅，挣歌女的钱，也不干净。”领班出去了，很快又回来说：“我们老板讲，走私贩烟是做贸易，开歌厅是娱乐业。”最后，小武被一个“相熟”的老民警抓获，老民警因临时有事，将小武拷在街边的电线杆上，他显得那样茫然和无助。 据说《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坐在贾樟柯后面的一个长相粗鲁的男人哭起来了，说他就像角色中的小武，这部片子使他想到了自己。我想这可能会的。 这部片子也争气，不负众望地参赛和获奖：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金热汽球奖、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奖；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大奖；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SKYY奖等。这是谁（包括贾樟柯自己）都没有始料及的，被媒体称为中国电影新一代的崛起。其实，这是必然的趋势，当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片子已失去往日在外国人眼中的新鲜感而呈日落黄花颓势，《小武》就成了取代而之的“新贵”了。只要这个行业存在一天，新旧交替是必然，谁都得作好心理的准备。 国际评委在阐述贾樟柯的获奖理由时说：“我们在同一时间不但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这种发现并非常有的”；“我们相信贾樟柯一定会和莫蕾蒂、阿巴斯、伍迪·艾伦一样，能够成为帮助我们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而且评委们也意味深长地申辩：“在他的电影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用来讨好我们的”；“我们相信他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格都不是故弄玄虚的。在中国的那样小城中，我们和他的人物贴得很近，和他的感情贴得很近。我们认为演员王宏伟的表演也非常出色”；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的评委们对贾樟柯获奖理由阐述更为单纯：”因为他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电影媒介，正确而现实地描绘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和道德的异化”。 《小武》是一部运用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当代中国电影，整个影片很诚实。其中，小武对歌女的爱情显得很感伤，丝毫没有戏剧成份，只有生活的本色：沉重而无望。影片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故事叙述中反讽和柔情的微妙平衡，还在于一种极度克制和约束的悲剧力量。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电影《小武》人文的寓意是：在这个时代，有些人招摇撞骗，投机取巧，生活得如鱼得水，但像小武这样的大多数中国人却无法应付时代的突变，他们为生活奔走呼告却处处碰壁。－－我想这样的观后感或许没有错，但至少有点误读了。另外，这部电影和贾樟柯被期望已久的人们抬得太高了，这是人们通常抬举明星的手法。我认为如果《小武》真有这样的高度，贾樟柯也用不着再拍新电影了。在我们中国历来能够制造神话，这其实对任何创作都是一种伤害。但愿有人是能清醒的。 站在什么台上？ 诗人李笠要回罗马，与中国当代许多著名诗人见面喝酒，遇见了西川，大家问他是否触电了？西川憨笑，说自己扮演一个小文工团团长。他再三强调，没有传闻中的床上戏，只是有诗歌朗诵。他将一些包括郭沫若等大名人的诗句各抽一句，写成了另外一首名诗。大家哄笑。西川正是在为贾樟柯的新片《站台》“添彩”。 《站台》剧本是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一笔奖金，这样电影可以运作了。贾樟柯这次想要这部片子能让中国观众能看到，其用心良酷。可本子送审至今没通过，他已经等了两年。 《站台》故事发生在一个文工团，这是一个比较私人化的东西，里边有很多贾樟柯自传的成份，讲述一个人怎么度过他的青春期：他每天都春心荡漾，而生活却是每天都平平淡淡，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情景很真切，那有浪漫欲望的年龄里却没有浪漫的生活和故事，青春期就这样飞驰而去。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压了十年，从刚想拍电影那天起就想将它拍出来。写剧本的过程也是整理记忆的过程。也许这样的东西只对贾樟柯本人有意义，他却要将他拍出来给大家看。 《站台》是一个通俗的故事，没有采用纪实风格，里面有很多歌舞，有点接近歌舞片。 拍《站台》和以前相比，贾樟柯认为一切从容多了，也许是他对人和社会变得宽容起来，难道真的忽多忽少在妥协？在拍摄技巧上，贾樟柯依旧非常即兴，喜欢依靠现场拍而不靠分镜头剧本。 贾樟柯表示：“我拍摄电影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怎么去推行自己的概念，哪些人在看哪一类电影，我不管。艺术电影只能拥有少量的观众。这是一条很孤独的路，但我走定了。商业电影是不会拍的，‘第五代’向市场倾斜是自行倾斜，而不是环境的逼迫。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很迷恋人，但我就是不喜欢。我特反感‘第五代’拍出的美化得一塌糊涂的东西，特不现实。这不是年龄的问题，应该说是美学上的分歧吧，这种片子即使年老了我也不会喜欢的，更谈不上去拍。” 人其实是很矛盾的。但因此也拥有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