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导演对话”之四 何建军：邮差总按两次铃苏七七
印象 两个月前，王府井书店，我在现象工作室的“与导演对话”活动中第一次见到何建军。——看完《邮差》后，他到台上去坐下。穿件黑外套，头发不整齐，看上去有点累。他不直接看台下，略略有几分局促。观众问了些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几乎是把问题与回答都简单化。当观众问某个情节某个细节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含义时，他总是说：没有吧，就是这样的。于是我发现，在对话中他有退缩与回避的地方。宁可放弃表达，放弃表达可能带来的理解，他也要保护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不是那种在台上清晰响亮地陈述自己的人，正如他电影的风格，也有一种隐忍的气息。 而两个月后，我成了他的新片剧组的场记。台下台下十米的距离一下子拉到了身边，于是，何建军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他还是那件黑外套（好象一直没有换过），头发还是不整齐（好象一直没有梳过），却是一个最经累的人。——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不怎么吃饭，抽很多烟，喝些酒。改剧本，安排拍戏，各种事情层出不穷。我发现他脸色一般都不太好，眼睛却总是比较亮。思考的时候，常常有一个狡黠的微笑挂着，很好看。其实他的表达一点问题也没有，调侃打趣更是行家里手，能够从一个严肃的讨论立马过渡到一句笑话，落差之大让人啼笑皆非。我们的摄影师说：波普。但在一个随意的外表下，何建军又有他坚持与认真的地方，——不是以一种强烈的方法表达，而是以一种近乎顽强的耐心来说服。有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元旦前一天晚上，剧组商量着去哪里吃饭，何建军想到一家水煮鱼，北京的饭店生意总是好得匪夷所思——没有座，我们领到了196号。大家在他的率领下，等了一个半小时，吃了鱼。他实在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 剧组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十二个小时。虽然一整天在一起，却没有时间做一个安静的访谈。于是我对他的采访，是约好了夜里十二点的电话采访。他刚刚回到家，等下还要写剧本。电话里的声音又与白天不同。听上去低沉，清楚，有想法有条理。我们一个个问题地往下走，他慢慢说来，一句玩笑话也没有，很认真，且诚恳公允。这个深夜里的，关于电影的对话，让我几乎有一种感动。 拍《邮差》的何建军，让人想起另外一个电影名来——《邮差总按两次铃》，讲述不可逃脱的命运。有些事情，是偶然，却如此强大，近乎宿命。电影之于何建军，也许正是如此。 对话 问：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电影是你从小的爱好吗？在您22岁加入黄建中《如意》剧组，正式接触到这个行当时，你都做些什么工作？ 答：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电影是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娱乐方式。当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这一行，有时一步的接触后，渐渐电影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做电影又做什么呢？只有电影。在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导演当助手，什么事情都做，接触拍电影的每个环节与细节。 问：在您进入电影的最初10年里，你给中国当代电影第五代的几个重要人物，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都做过副导演，请问这一段经历对你，第五代导演对你，可能有什么影响？
问：从做副导演到自己开始拍片，其中的动因是什么，一种理想与热情的趋动吗？
问：你最早的两个影片，86年的《一个朋友》与91年的《自画像》，都是完全脱离当时的电影体制进行拍片的实验与实践的，请问当时你是自觉地在走一条今天被命名为“独立制片”的道路吗？对于“独立制片”，你是如何理解的？ 答：当时没有那么多想法和概念。一个朋友，画画的，出了国，当时对出国，有着非常大的热情与渴望的。这件事情让我有了感触，于是我就自己掏钱，花了七八百块钱，来拍这个片子，把它记录下来。心中的想法化作切实的影像，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至于“独立制片”，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电影长期以来就好比是定额供应，每人一月28斤，我觉得这个定量不够，就自己想别的办法去。因此，它是一种个人爱好。不谈什么地上地下，体制内外，找到钱，自己去拍，就可以了。——一句话说的：“找到钱去拍电影就是导演。”主流有主流的问题要应付，独立有独立的问题要面对，喜欢做的去做就是，做得好就好。总而言之，电影应当是多态的，而不是只有一种几种。 问：您早期的两个短片都是关于画家的，这种题材选择是不是有当时一定的思想与审美倾向背景？ 答：我喜欢绘画，也有很多画画的朋友。第二个片子《自画像》是一个老画家请我去拍的，他给鲁迅小说画插图，在退休前办了个画展。这是一个时间的转折点吧，影片中穿插着他的经历与画作，是个视觉实验性很强的作品。 问：从《一个朋友》、《自画像》到《悬恋》、《邮差》，你从拍摄纪录片转向了剧情片，这是你创作中一个大的转型，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推动力？ 答：在我看来，剧情片就是必须要拍的。这里不是一种推动力，是在一步步走的过程中，必定就产生了爆发。经过一段积累之后，转折是自然的。 问：这两个剧情片的内容都是切实的生活景象，但又提供了一种非常态的视角和视域，请问你是如何理解“生活真实”的？ 答：我认为，给了我触动的，就是真实的。这两个故事最早的来源都是真实的，我体验它认识它，形成了剧本，其中也加进了自己的思考与想象，这也是真实。而如果我的影像进一步影响到别人，那么这里也一样是真实的存在。——这一系列的触动，都是真实。 问：《邮差》是你创作至今的一部重要作品，请问你自己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问：《邮差》这部作品的风格相当晦涩暧昧，有很多隐忍压抑之处，当你选择了用电影来表达时，你为什么还选择了这样一种几乎是欲言又止的表达方式呢？
问：你的这几部电影都未公映，而这几部电影也都是相当个人化的创作，那么请问，观众对于你来说重要吗？你将创作主流的院线电影吗？ 答：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创作者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我看来，一开始就从观众出发，立意迎合，很可能结果恰恰相反。一个电影工作者认真地去工作了，有可能在打动自己的同时，也就打动了别人。——当然不可能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个故事：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到巴黎，一个女孩认出了他，对他说：“看了你的《爱情短片》，我和母亲说话了。我们有十几年不曾说话。”基斯洛夫斯基当时说：“我就为了这一个女孩拍电影，也是值得的。”对我而言，一个东西打动了我，我去拍，想来也是会打动别人的，至于这个比例是多少，无法预知。 问：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你曾受到谁的比较大的影响吗？ 答：很难明确地说我受到哪个导演的影响，——电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等，都可能影响了我，而我只能说自己受到一种大的整体的影响性的影响。 问：对于中国当代电影，例如第五代导演与青年导演的近期创作，你有何看法？你是如何定位自己在当代电影中的地位的？ 答：第五代的电影，今年我看了田壮壮的《小城之春》与张艺谋的《英雄》。我对壮壮有一种敬意。他十年不拍，十年后拍小城，——对电影他是有敬意的。在我们这个动荡浮躁的时期他拍一个宁静的小城，这里头有着内在的勇气。我写了个文章说他，题目叫作《黑暗中的舞者》。而艺谋的《英雄》现在已经是一个热点了。至少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电影，从电影上看，他的分寸感与控制力都非常好。从市场上看，真正的中国电影做到这样的市场，本身也是一种贡献，中国市场上也正缺少这样的电影。拿《英雄》与《卧虎藏龙》相比，我更喜欢《英难》，它有种一气呵成的气势，一剑封喉。 电影可能是一种补给，也可以是一种享受。《英难》是非常舒服与痛快的享受。现在的电影处在低谷之中，正应当有这样的电影，让人首先愿意走到电影院里去，然后再让观众慢慢了解，电影是有各种各样型态的。在今天，电影实际上是渐渐地失去了它在人们的生活中的位置，得让这种位置重新明确起来。 青年导演的片子我看得不多，而一个人也挺难给自己定位的。我的生活经历与第五代、第六代都不同，经历也最后决定了我拍片的状态。因此，我以我独立的观点与态度，去理解生活，看待周围的人事。 影片·《邮差》 北京。某所不大不小的邮局，青年小豆是属于设置各类信筒的外线人员，一天邮局突然将他调回，第五区路段的邮差因违章偷拆人家信而被收审，邮局让他负责接管送信手续。于是小豆拿到不知传了多少人的发旧的路段图及骑起来直响的自行车，往来胡同楼群内送信了。在送信中，他越过了自己的身份与职责，介入了信，也介入了别人的生活。他偷窥，更改，甚至找个门去。于是生活也象一叠信一样被拆开，露出了不同于日常的面目。所有的故事都只有展开，没有结尾，小豆与姐姐的故事也是如此。导演想要提供的，不是一个纵深维度的思想可能，他停留在生活的感性细节上，而这些细节，提供了感受与观照生活的，新的视角与视域。影片的结尾是一片崭新的住宅区，大雪沉沉的天气。一个男人将脚手架铁链拉得哗哗直响，原来他是小豆，他又在将一个崭新的信筒埋在地上…… 导演 何建军（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 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86年，拍摄纪录片《一个朋友》，片长20分钟。 1991年，拍摄彩色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 两片均于1994年2月应邀去荷兰参加第23届鹿特丹影节。 其中，《悬恋》获国际影评人奖，去过十几个电影节展映。 1993年，拍摄黑白故事片《悬恋》（又名《红豆》、《世纪末的对话》）。 1994年元月至95年2月拍摄《邮差》。 该片去过20多个电影节参展。 在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虎奖（青年导演奖）。 在95年5月新加坡电影节上获GOLD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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