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味超脱的快乐——读《浴室》、《先生》、《照相机》

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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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先生》、《照相机》是让·菲利普·图森的三部曲，它讲述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遭受困境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揭示“生命中所能承受之轻”。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让·菲利普·图森是革新名字。实际上，当我们回顾法国的“新小说”，我们会发现，图森及其年轻的伙伴们（让·埃什诺、马里·雷东内、弗朗索瓦·邦等）已从贝克特和罗勃·格里耶等人手中接过了“新小说”这根接力棒，以一种苦行僧的姿态继续奔跑在“未来小说的道路”上。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她们既没有口号，也不标榜理论，甚至也不关心文学奖和眼前的荣誉；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探索又重新回到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揭示当中。在这样一个总体面目之下，图森以他的简洁文体和异常的才智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成为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
    《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说的是地点、人物和东西。尽管书名表面上看来与图森的三部小说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但内在联系是明显存在的：可以说，它们涉及的是统一个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的故事，只是次序有点颠倒，因为第三本书的主角比前面两个年纪更轻。特别是这三本书在风格和笔调上有着相似之处，叙述者面对生活中的时间以及所有周围的现实，采取的是冷漠、轻率的态度，即使是对与他休戚相关的事情也是漠然处之。它们不是时髦青年，不是绝望者，也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这种置身局外的态度令人迷惑，有时甚至是令人生气。实际上，使读者哑口无言的倒不是主人公的态度，而是小说本身的风格：显然，在流畅而灵巧的语言背后隐藏着熟练的写作技巧。但是，作品的效果虽然明显，作者的动机却令人捉摸不透。或者，可以援引图森小说中它的助教的话来说，“我接近事物的方式表面上看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却能使我面对的现实产生疲劳的效果”（《照相机》）。
    《浴室》和《照相机》都是第一人称的小说。习惯上，我们认为这样的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反省式的，充满一种感性或者理性的主观意识，“自我”会引起思想、回忆、快乐和忧伤、决定或思考……。但在图森的小说里，这些东西毫无踪影：一个“空”的主体，似乎并没有把他头脑中掠过的事物掩盖起来，而仅仅是对于所有处在他位置上的正常构造的人所感受到的事物无动于衷。图森用一种悠然自得、令人吃惊和狡黠的方式撤离了传统的心理分析，这使他的文笔变得无可比拟地轻松，甚至可以说，缺少了这种背离真实的风格，读者就无法感受生活场景变换的快乐。图森用这种手法，在一种极端的、典型的形式下，把当代人感觉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特征，人们称之为“浅薄”，这种说法很可能带点贬义色彩。毫无疑问，图森的成功，特别是在年轻读者中备受青睐，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
    图森的典型人物是个反应迟钝的意志缺乏症患者，在许多的场合下都显得优柔寡断。他常常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哪怕是说出一个任性的理由。“为什么我不会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浴室》）。还有更奇怪的：“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先生》）。至于《照相机》的主角（与其它书中的主角一样，他没有名字，颇有意思的缺损），他的性格特征是对他的两个前身的肖像的补充和完善。他“从不无礼待人”，用经过仔细盘算的愚钝——所谓的——“使现实疲劳”，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流逝的缓慢。这就是他对待生命的战略。他细细地品味着他自己的无所作为，决不激起和发动事端，坚定意志——其他的事情自有别人去担当。
    有时候同一个主角会变得好吹毛求疵，令人讨厌（比如，他和卖罐装煤气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变得懒惰、粗野。驾驶学校的女职员离开办公室去买咖啡的时候，他当时刚认识她，他竟大声地对她说：“你要去的话，带些羊角面包回来。”后来，他又告诉她，要是让他拿空煤气罐，背上一痛起来就没法再背满的了……但是，最能体现他的怀心眼的是那种和他的行为完全矛盾的说法：“我在参加路规考试之前就开始学习开车，可以说那是为了节省时间，你是了解我的。”
    图森的三部小说的另一种共同点是在空间的处理上。地点的利用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第一个共同点：巴黎——意大利的交替出现。《浴室》的中心部分发生在威尼斯：“先生”在法国的菲亚特公司工作；《照相机》的主角在米拦住过一段时间。这种地域上的划分是与文学作品的结构相呼应的，作者可以通过这里和那里、熟悉的环境和异国他乡的对比，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当然，图森并没有掉入陷阱，他的主角在意大利的生活毫无“地方色彩”，这样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使人物行为的日常性和极端的自我中心变得更为突出。
    主角们先后居住的各个地方显示出巧妙的共同之处。例如在《浴室》中，威尼斯的一家饭店、被随意用来作为落脚点的医院病房、奥尔利机场，特别是那只摇篮式的浴缸，主人公长时间地泡在其中，这是一种任性的行为，是向孩提时代的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有点荒唐的享受。至于人物经过的地方，并不是长期居住的场所，往往带有背景的色彩，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典型性，使人物的个性更为突出。“先生”以关紧要的借口赖在他未婚妻的父母亲家里不走，直到他与未婚妻的关系破裂以后还不离开……接着是嘎纳（究竟去干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总会弄明白的。”），后来又搬进一套新的公寓，还有邦斯-罗曼诺夫太太的乡下别墅，勒甘家中的房间，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公寓，并且在屋顶上散步。《照相机》中的主角的流动生活更加频繁，他先后出现在米兰的修脚医生诊所、克莱泰尔的人工湖边、伦敦的一家餐馆，纽黑文至第厄普的船上，又到巴黎，在一架飞机上（究竟去什么地方？），最后是来到光秃秃的田野中孤零零的电话亭子里。
    这种旅行癖原因不明，但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旅途客和环球旅行者所要探索的并非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身。
    作者对昙花一现的追求，是这些小说刻画出一个未成熟的、没有完成的、而且显然也是完成不了的人物。有些人会说，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们忘记了图森的小说几乎是寓意式的这个特点。因为，小说里的三位年轻人都是性格冷淡的愤世嫉俗者，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关系，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扎根社会，以便使自己处于一种温和的、没有结果的、几乎是补充的性质。而他们的行动（人们更喜欢说是他们最小的激动）都带有厌倦、空虚和毫无价值的色彩。《浴室》：“蒙德里安的画，我最欣赏的是它的静止不动。没有一个画家能股这样贴切地表达静止。静止并非没有运动，而是没有任何运动的预兆，它是死的。”《照相机》：“我闭上眼睛，藏起身子，为自己假设着另一种生活（……），从各个方面与现实可以比较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像的伤痕，没有侵害，当然也没有痛苦，一种遥远的、超脱的生活。”
    图森的主角是个绝对缺少激情的人物，那种冷冰冰的程度令人吃惊。他喜好读书，仅仅为一场电视转播的足球赛而“激动”，他玩飞镖，爱说唠唠叨叨的废话，喜欢游手好闲（《浴室》）。他在吊床上一躺就是半天，他在大厅里磨蹭，嘴里嚼着炸土豆片，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他的未婚妻会和他分手”——再加上一句令人不愉快的评论：“其实，他对这件事有点漠不关心”——他搬家后懒得整理和安顿，躺在床上“颇有艺术地”剥着桔子（《先生》）。它的游手好闲还有个似乎富有哲理的解释：“这是最有利于进行思考的时刻……这时，我已经暂时地放弃向永不懈怠的现实进行较量，紧张开始逐步放松……我独自一人在这封闭的小屋里，在一种开始萌发的放松状态之中，让思想流动起来，这时，我就逐渐地从生命的困难向生存的绝望过度”（《照相机》）。
    对孤独、遁世甚至无生命的追求，图森向我们提议的那种不带讽刺意味的乌托邦生存方式只不过是带有自杀色彩的、宁静的我向思考。如果不是作者的天才通过机械方式的倾斜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主题在这里就会很快变得令人厌倦，这种手法我们称之为“沙粒”：不可预测的插曲或者细节，出看起来颇为宁静，它们打破了日常生活隆隆的节奏，破坏了主角原以为和谐的进程。在《浴室》里，有一个打错的电话，有发出噪声的半导体收音机，有打偏的飞镖。特别是那两个来油漆厨房的波兰人，他们笨手笨脚地剥弄章鱼，得了感冒使他们更加手忙脚乱。在《先生》里，则是一连串的不速之客，而且是他无法摆脱的那些讨厌的人：那位老是闯进来的地理学家卡尔茨，他把先生当作他的打字员——但是“先生总是无法拒绝他”……又有他的各个要求他去替他看一个晚上的小孩，年幼随便的鲁道维克来背他的物理定律，或者是老太太来找她的披肩。更有甚者：“当主角在一家咖啡店里坐下来后，两个陌生人竟会过来叫他为他们的谈话作记录！《照相机》也不逊色：“突然空了的煤气罐，汽车抛锚，找不到出租车，伦敦到处停电，在乡村小站上误了火车，帕斯卡尔电话打了一半又重新睡着。不断地有“实在的情况”或者“其他人”插进来，方式很突然，或者令人腻烦，甚至令人气愤，它们使主角无法躲在舒适的壳中休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把他从自我中解救出来。
    图森的小说总体来说是平和的，但有时也会冒出令人担忧的情节。在《浴室》中，关于宰杀章鱼的场景是笨拙的，令人厌恶的，它对主角的缺乏同情心做出如此令人不安的解释：“我对厨房里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会说。后来，主角又在马路上毫无来邮地拿到一张墙上的广告，它“简略地宣告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的死”：这是对突然的镜面效果惊慌失措的反映……特别是飞镖突然击中他的女朋友的前额，这里描写的就是夸、残忍和无意识的混合。从主人公精心装出的冷漠后面透露出一种好斗性，他的整个行为无非是克制自己的一种经常的、使他精疲力尽的尝试。
    最后，我们少不了针对图森作品中经常在起作用的“喜剧性”或者“幽默感”向自己提出问题。很难给这种特色做出确切的定义，它既不是讽刺，也不是诙谐，更不是滑稽。这三部小说的总体风格是有节制的风趣，有时是大胆的讽刺，但总的来说不易察觉。它们的艺术在于：主角从来不让自己完全进入自己的所作所为。除了极少数的几次“真实的时刻”，他总是使自己退避三分，不仅仅是与别人保持距离，同时业余自己分开。这种虚伪的超脱很少会变成藐视，但是，它往往与嘲讽相接近，对主人公所见到的卑鄙与可笑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往往用一句“人嘛，都一样”（《先生》）或者“谢天谢地”（《照相机》）对他的观察做出结论。总之，在这略带酸味的小插曲中，体现出作者魅力的一个方面，他懂得用曲意奉承的巧妙语言，为我们的思维空间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转自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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