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说
肖莎娜.泰勒威芙 这是一种哲学，对吗？或者是一个经济体系？或者是一种艺术？”亨特问。 “根本不是，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状况或一种理论，一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尽管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点，它却塑造了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社会，从我们在艺术和建筑里将不同风格和体裁混合起来的方式中就能看到这一点，但这不仅仅是美学......这是理解世界和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在那些生活已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规范的人中间，或许用一个更好的词——受到其影响的人中，大多数人还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词。” 她停了片刻，好像是在清理思路。 “也许这样说会有助于你理解，”她说，“后现代主义主要思想家之一，晚近法国学者福柯，可以称为预言家。福柯指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人无关、意义自足的现实世界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直从属于人们对它不断变化的解释，对于现象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正像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世界能被解释的方式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观察事物的视角越多，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就越深，这样后现代主义反对对生活和历史仅有单一的、统一的看法，在这方面，它以很微妙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当代意识。” “但它是怎样做的呢？”警官问，“它怎样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意识呢？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有些云遮雾罩，模糊不清。” “你说对了，”泰勒威芙回答说，“一些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有许多不同的概念，以致这个词实际上已毫无意义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情都是建立在他们所看到周围的情况和别人所为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不会深刻地思考哲学或玄学之类的问题。但是假如一种信念体系微妙地成为他们行为的基础而并未让人注意到这信念本身，那么这不等于人们没有受到其影响，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和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相联系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的。而且与社会有着复杂的关系。媒体，既反映出社会的某些方面，同时又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这种关系最终导致一种根本不同的意识，一种拒绝进步观念的意识，一种只爱嘲讽的意识，一种沉迷于虚假表面的意识，一种把各种事物的碎片拼在一起形成大杂烩的意识。想一想小孩用遥控的方法巡视不同的电视网络，用他们看到的节目片段出他们自己的节目，形成一种后现代媒体的大杂烩。另一方面，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中，正如你们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会从头到尾看一个节目，像电视连续剧《我爱露丝》。我们知道，那时候一旦收视者在一个指定的频道上选定一个节目，他们常常整晚地锁住这个频道。在今天的后现代世界里，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或者说有后现代意识的人不会这么做。” 泰勒威芙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她继续说道，“后现代的思想家会告诉你，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社会的人也用同样的方式，用碎片拼贴着他们的生活，就像艺术家拼贴他们的作品一样。再也没有连贯性和线性发展。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实不是一样的，它取决于我们的经历和其他一些因素，诸如我们在哪儿出生长大，我们的性别、种族、宗教及教育等。一切都不再是简单的了。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叙述，随着叙事的消失，我们的生活也失去了意义，就像一件没有向读者指明杀手的神秘谋杀案。” 她又停了一会儿，脸色苍白，似乎意识到了她刚才所说的是什么。 阿伦.费斯 “怎么会是这样？” “普罗普的书，《现代主义的形态学》，可能是有关现代主义的决定性作品——大概是从19世纪中期，以波德莱尔为起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时期。在现代主义中，有一种对传统叙事结构的反叛，这种结构就是我们在各种故事－－童话、神话和小说－－中发现的事件的线性特点，在这些故事中有开始、发展和结果。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现在这种线性结构被一种对似是而非、不合逻辑、不确定性及蒙太奇的迷恋所取代。事件，怎么说呢？” “连缀在一起产生了情感上的反应，但没有传统的对结果和逻辑的关注。现代主义者作品中的人物不再被看成完整的人，而是被看成分裂的、非人性的人。在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中--像在乔伊斯、马西尔、曼、叶芝、福克纳，在毕加索、马蒂斯和布拉克，在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里。例如，想一想超现实主义者。他们拒绝逻辑的线性的叙事，而强调想像的世界，梦幻的世界，无意识的世界。使超现实主义者们感兴趣的是意识流，而不是意识。对于所有现代主义者来说也是这样。” “ 所以，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吗？” “一点不错。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后现代主义的意思是，现代主义‘之后’，其喻意是拒绝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所谓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强调艺术风格的折中主义，对生活的反讽态度，平面代替深度，反对艺术原创的复制的作用......那一类的事。你在劳里.安德森、沃霍尔、品钦、凯奇和斯多克毫森的作品里发现了什么呢？后现代主义者模糊了现实和幻想，或是非现实之间的界限；他们把文学作品的不同类型混在一起，沉迷于嘲讽，模仿和大批量的生产。” “但是，这一切难道不是关于艺术和文学而关于其他什么的吗？”亨特问道。 “不，根本不是，”阿伦.费斯答道，稍稍安静下来，慢慢进入了权威的解说者的角色，“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及哪些艺术家和作家堪称是‘后现代的’意见不一。但所有这些艺术家和作家还有音乐家，就像因碰到有毒的常春藤而得了风疹一样，在表皮下的身体内起了反应。” 斯拉弗默.普罗普 普罗普吐出一些烟圈。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别方面就是叙事。” “叙事!” “但是我提醒你，叙事并不是如我们在书中所读到的，在电影、电视中所看到的那些简单的小故事，从叙事中我们得到有关生活以及死亡的许多东西，并且在美国，这里多数人一天至少看四个小时电视，他们接触到难以计数的叙事，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不像美国人那样看那么多的电视，但他们正在迎头赶上。我们的生活趋向于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把广告、肥皂剧、情景喜剧、动作片等等以难以列举的节目融合在一起，这些叙事，这些模拟的东西对人往往有一种颠覆的作用。我们变得很像鬼魅，像幽灵，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感情。我们过着没有感情的生活，因为我们体验的是通过我们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人物的‘二手感情’。既然男女演员能为你表演，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情感呢？” “我所研究的，”普罗普接着说，“是什么使叙事成为叙事的，以及叙事对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一分子产生什么影响。我是叙事理论家，这很重要，因为正如一些人所说，人们不再接受元叙事——也就是哲学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相反，人们转向他们自己的生活或可以说是他们私人或自己叙事。” “我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你所说的叙事的意思，”亨特答道，他对这在讨论兴趣越来越浓，“但什么是元叙事？我不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以前从没听说过。” “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争论说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放弃了过去常为我们解释事物的那些伟大的哲学信仰体系，如马克思主义，它解释了社会如何形成这种形状，或者弗洛伊德主义，它说明了人的精神活动，或神话，它们解释了人类是如何产生的。这些信仰体系我们称为元叙事，现已不再被接受或者被提出疑问。但问题是，没有它们，我们如何既理解我们自己又理解这个社会呢？” 普罗普停顿了一下，让人考虑这个问题，他又向空中吐了口烟，这使得空气更蓝了。“我们一旦失去叙事，”他接着说，“我们就失去对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也就失去叙事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意义感，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没有叙事活动，生活仅仅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毫无目标。没有开始，没有结尾......仅仅是体验。” “但是如果人们舍弃了这些元叙事，”亨特说，“丢弃那些使得人们能彼此生活在一起，不把时间用于打仗或互相残杀的哲学，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的话，如何避免无政府主义呢？” “一点不错，结果是后现代主义毁掉了我们的英雄，并且现在也在分解我们的叙事，用什么来替代这些英雄和他们的叙事呢？四五十年来，当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在现代社会之中，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处在危机之中。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美国，人们更不相信各种权威，因而出现了合法化的危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感到我们的机构，诸如政府、教育是合法的，或是我们对它们应尽义务。这种传染病在扩展蔓延。德·托克维尔创造了‘个体主义’这个词。就我在什么事上的兴趣而言，个体主义意味着只有个体、本人、私下的叙事是重要的。但当那些使人适应社会和时尚的公开叙事被扔到历史的尘堆之中后，你会得到什么呢？正如霍布斯所主张，你得到的是肮脏、粗野，及短暂的生活或私人的叙事。” “因此后现代社会丢弃了抽象的理论，头上的信念，体系及......”亨特刚说，话就被打断了。 “正如利奥塔所说，后现代主义可被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另一个中心要义来自尼采，意为有许多种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每一个人看待事物都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背景、教育、社会环境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都成为我们自己和个人情感的奴隶。” “相当中肯，”亨特开始怀疑他是否能找出谋杀了艾托尔.格罗奇的凶手。 “是的，但它确实抓住了论点的核心，”普罗普继续说，“充其量我们只对过去几十年中构成我们生活的元叙事或哲学体系表示怀疑。因此，后现代主义反映在今天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折衷主义中，瞬间的念头，不同的时尚、美食、发型，各种音乐，性伴侣的基础之上。拼凑成一种个人风格......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当然，只要你有钱。钱是后现代社会中留下的唯一绝对需要的东西，也是唯一的标准。在所有其他领域内，一切都行。” “爱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亨特问道。 “爱，和爱有什么关系？爱是现代主义的抽象概念。后现代主义者更关心性......当然还有暴力，而我得承认，我对暴力并不陌生。在我成为学者之前，我当了许多年的间谍，在克里姆林宫格别林克乌的K部门工作。那时，我被要求做了一些......可以说......肮脏的事情。我窃取了一些有意思的情报......我也被偷走了一些东西，但我已将它们全都置诸脑后了。” 普罗普发出一声敷衍的笑。 迈拉.普拉尔 “你的论文是关于什么的？” “论文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采纳了F.杰姆逊的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阶级文化的真正名称。它和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这些公司与我们军事工作综合体之间密切相关。” “杰姆逊是谁？”侦探问道，他怀疑这个人也许是这件谋杀案的又一个嫌疑犯。 “一个在杜克大学教比较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写过《语言的囚牢》，以及一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以及许多其他作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只是美学和风格的混杂体，而是文化领域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当然，对这个理论大家争议颇大。和杰姆逊一样，我认为叙事仍然存在......但可以说，叙事已转入地下，置身于你可称之为每一个人的政治无意识中。当然，此地校园中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大为恼火!幸运的是，在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没有他们。” “让我弄清楚，”亨特打断她说，“这位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并不代表历史上的一次突变，对于现代主义的一次突变？这恰恰与我从肖莎娜·泰勒威芙、阿伦·费斯和斯拉佛默·普罗普的谈话中所得到的概念相反。他们让我相信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全然不同的的东西。现在你又告诉我并不是这样，这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阶段？” “是，确乎如此!”迈拉.普拉尔回答道，“当然，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现在已经死亡，而且已经死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处于，最好将它称之为后后现代阶段。其他人，特别是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的那些人，认为我们从没有真正处于一个后现代阶段，而是当代文化其实全都是新现代主义的东西......过去50年中一直如此。” “我不明白所有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亨特说，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争论在我和也许是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无意义的琐事？这种关于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要把我们引向何方？” “告诉我，警察，”普拉尔平静地说，“是不是所有警察在一切事物上都观点一致？难道不是有人想建更多的监狱，难道不是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为了防止处于危险期的年轻人成为罪犯而做些什么？难道不是有一些侦探和别人做得不一样吗？” “当然是。” “好，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也一样。我们都在努力地发现真理，直到有人说这是真理，并且尽我们最大努力把事情弄清楚。如果你认为后现代主义像一种疾病，那我们就像是努力弄清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由什么引起的，以及怎样治愈它。问题是一种具体的疾病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病因，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一种疾病会有许多不同的症状。或者把这个社会当作一次谋杀之謎......那我们就好像你一样，是力图解决它的侦探。” 迈拉·普拉尔与亨特之间的谈话已经使普拉尔平静下来。脸色也恢复正常。她看上去更加轻松，更为悠闲。好靠在椅背上，交叉着极为匀称的双腿。 巴西尔.康斯坦特 “我写了几十本小说。其中有两本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经典。或者谦虚一点说，是次要的经典。一本名为《变色龙》，阐述人们用什么改变自己的个性融入所处的环境，结果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变得令人难以辨认。我书中的主角没有身份，这是在身份必须是终身的这个意义上讲的。他就像伍迪.艾伦的泽里格一样。当泽里格与中国人在一起时，他看上去就是中国人。我的另一本书的名字叫《蟒蛇》，书中的主角与现代国家的制度搏斗，如果你懂得我的比喻的话，这个制度纠缠着我们，让我们窒息而死。我认为能够抵抗，或可以加一句，这是福柯派的观点。蟒蛇当然就是现代科学，各种科学学科和其他种类的学科力图看守着我们，监视着我们和控制着我们的知识。然而有办法颠覆现代国家及其制度，有办法将蟒蛇关在它应该在的笼子里。我的书在英国出版，虽然不畅销，却受到极好的评论。请你原谅我引用记忆中的原话——我的记忆力很好，可以脱口而出——泰晤士报文学版称《蟒蛇》是当然小说的杰作，它让人觉得有希望反抗统治一切的社会制度，也将它看成是一幅当代社会所存在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异化的图景......故事中的主人公帮助克服这种异化。”巴西尔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我的书，确实有一种福柯的倾向。” “福柯是谁？”亨特似乎记起格罗奇留下的寡妇曾有些过分赞美地用那个名字叫过某个人。 “福柯？他是战后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物的秩序》、《疯癲与文明》、《诊所的诞生》、《快乐的功用》这些书的作者。他是一位真正的巨人——一位受尼采影响从而用可称为视角主义观点写作的思想家!” 巴西尔.康斯坦特热烈地谈论起此话题来。“从本质上讲福柯提出的看法是没有现实，只有对世界的不同解释。一切都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思。必须根据现有的许多看待事物的不同方法来理解它们。看待任何事物你的观点越多越好，因为这意味着你对其理解越深。当然我对福柯观点的解释得相当抽象......但我希望你能一个总的看法。” 亨特不敢肯定他有了这个看法。但他问道：“所以你和福柯的看法相同？你的小说使你成为一个‘后现代’作家？” “对。有些人认为我的《变色龙》和詹姆斯.珀迪的《马尔科姆》书里有相同的感觉。你熟悉他吗？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美国当代作家。” “不熟悉，我从未读过他的书，干我这行没有机会读许多小说。” “也许你的生活太令人激动了，警官，以致你用不着读小说。” “也许是。”侦探有点恼火地怀疑巴西尔是故意这么说的。 “好，我来简短地告诉你这一经典著作，珀迪小说的主人公马尔科姆是一位住在佛罗里达一家豪华旅馆的年轻人。他坐在旅馆外的一张长凳上，等候父母亲回来接他。当然他的父亲根本没来。马尔科姆遇见了一个人，他把马尔科姆介绍给一群很不寻常的人物——在他与一个摇滚歌星结婚之前，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自杀了。请原谅我的说法。”康斯坦特苦笑一下接着说。 “你以为格罗奇可能是自杀的吗？”亨特找到了一个话题，“或者可能是他的鬼魂导致了他的死？” “我知道你这话的意思......但我真的说不清。你也许想读读《马尔科姆》。故事很简单......是珀迪的文风，他使用的古怪画面，故事中超现实主义的梦魇一般的环境，以及其非中心的身份，首尾不一致的主角——是这些使小说有了一种后现代的色调。或者你也许喜欢托马斯.品钦的《49批邮票的拍卖》，真是一幅著名的南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存在主义图画，这部作品认为，在美国有一个被某些秘密人群所使用的非官方的秘密邮政系统在运转。认为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隐蔽的现实，这一种秘密的邮政系统，这种看法打击了我们认为清楚一切情况的感觉以及对我们制度合法性的信心。这很后现代化。”康斯坦特挥挥手说。 “要了解这一点，品钦从未被任何人看见过，”他接着说，“他不让人拍照。他是别人看不见的——就像我的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他是一条变色龙，很难被人看见。其实，这是对伪装的研究，它和看不见不是一回事。当然还有那了不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隐身人》，有关一位白人看不见的黑人。你知道实际上有些人认为我是品钦。这种看法虽然荒谬。我是英国人，我对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知之甚少。” 富士宫 “你把美国和日本描绘成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亨特说。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就沮丧有缘故，警官。沮丧也许是一种后现代状况。或者它是一种许多知识分子......容易受其伤害的疾病。有时我想思考得太多对我们并不好——并不是我们有特权思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禅宗师都是些小丑。他们提出的问题显得思想颇有局限性。当他们提问说‘单手拍出什么声音’时，他们的确要我们去怀疑理性的力量。” “但如果你不相信理性，你相信什么？” “这是一个我在东京的学生常问的问题。多少年来它让哲学家们感到困惑。我什么都不信。” “生活毫无意义。”富士宫咬了咬嘴唇，然后沉默下来。 亨特想了一会，然后继续按他的思路询问：“今晚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除了康斯坦特是个作家和费斯是个社会学家外，全都是哲学家，对不对？” “对。普罗普是个语言学家，但语言学和哲学之间并往往没有界限。” “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全体都涉及这一后现代主义的玩意。但就我所知，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及它有什么影响，看法很不一致。”亨特脸上带着迷惑的表情望着富士宫。不知什么缘故她不再看她。 “是这样，”她回答道，“大学里许多事都如此。我们对观点和理论进行争论。我们写文章书籍来证明那些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人是错的，而那些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人是对的。但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在大学里我们用我们的智力，用语言来相互争论。在大学墙外所谓真实世界里，人相互争斗，国家相互打仗。” “人还相互残杀。”亨特突然说。 “对，当然，”富士宫说，“最终自然不是智力而是权力才是大多数关系中的决定因素。” “你对权力感兴趣吗？”亨特一点也不知道他的问题会有什么结果。 “很感兴趣。你知道我正努力把后现代思想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对权力感兴趣，但是她们不想用男性主义、男性中心的方式来使用权力。” “我不清楚你讲的话。”亨特说，脖子有点变红了。 “让我从开始，警官。我们凭语言概念来弄懂世界。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索绪尔解释说，概念，正如他所说，只有在与它们的反面不同时，才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在第一瞬间很快通过在我们心里树立相反的另一极来弄懂事物——快乐与忧愁，富与穷，自然与文化......这一类东西无止无尽。我该加一句说我们并不是有意识这样做。概念因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而有意义......最重要的关系当然就是对立。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就是社会中人们发现的最中心的对立不是建筑在阶级之上而是在性别之上。” “性别比阶级还重要？那么女权主义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些是的——但一个人社会经济的阶级性会变的，对吗？一个人出生于贫穷家庭，发明了什么东西或者找到了石油，结果发了大财。但人的性别是不能变的......我们全都天生地被锁定了性别。当然除了一些男女变性者。因此我们女权主义者的看法是性别冲突、男女之间的冲突比不同社会经济、阶级成员之间的冲突更带有根本性。我们认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隐藏的主题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的压制。” “但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何关系......我看不出来。” “两者最终都是对社会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那些将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分类合法化的传统的叙事，我们中间有些人称之为元叙事，已不再被相信，而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些叙事含蓄地或公开地性别歧视。一般说来由于妇女变成母亲，人们会说她们的身份和她们的自我意识天生就是这种关系。人们可以说女人生下来就要通过和别人，例如她们的孩子及其他女人的关系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她们在性情上也被强迫需要养育其孩子和她们自己会受到保护的社会。在另一方面男人却通过与别人和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分离和疏远来发展自我意识。” “所以对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男女之间的区别的确很大。”亨特警官说。 “是的，既在性别身份方面又在来自区别的政治权力方面。弗洛伊德问女人需要什么。他以为她们需要男人的生殖器......这一回答太简单——妇人需要平等和公正以及社会意识来帮助发展自己和抚养孩子。但在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很难获得这些东西。” “如果我假设，”亨特问道，“你们女权主义思想在某方面与你和艾托尔.格罗奇......也许甚至和阿伦.费斯的关系有关,我的看法对不对?” “当然，”富士宫回答说，“个人经验决定并形成大多数哲学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当然我觉得从哲学上很难认为概括是对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如果不借助逻辑，借助别的信念，借助叙事和元叙事，你怎么能认为任何信念是对的？我们对别人的元叙事的怀疑却并不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元叙事。” “因此，女权主义都想有自己的蛋糕并去吃它。”亨特脱口而出。 “就像两性中的一方的掠夺者。”她神秘地回答说。 艾托尔.格罗奇 亨特从盒子里抽出录像带，放进录像机。他按了一下录像机按钮，把电视机转到第三频道。开始，带上的字幕有些颗粒，但几秒钟后，艾托尔.格罗奇的像就出现在屏幕上。他站在一个坐满学生的很大的礼堂上，大家向他鼓掌。 “真怪，”威姆斯说，“他还未讲话大家就向他鼓掌。” “他已做过许多演讲。虽然学生们喜欢他或喜欢他的演讲，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录像看上去什么人都不一样，”威姆斯说，“就像摄影一样，我们看见自己的照片时，总感到有点吃惊：我们看上去大不一样。不过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后现代主义者们......”格罗奇双手举过头，示意同学们停止拍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果大家能安静下来我就开始了。这是后现代理论课程，我的最后一课......我相信你们会感到这是十分有意思一课......就像其他我讲的课一样，也许甚至更有趣。” “他最后的一课，”亨特说，“他不知道这真是他最后的一课。永远是。” 格罗奇将一个无线话筒夹在他西装的翻领上，开始走来走去。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迷惑的表情——好像他知道世界的每个人开的某种大玩笑，或者是他向室内每个人......和全世界所开的玩笑的答案。 “正如我一再说过的，除了别的之外，我们还是语言的囚徒。记得拉康说过，无意识的结构就像语言一样，而语言则是通过由它建立的与别的东西和社会的关系而自我形成的东西。当我们想到英特网时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在网上人们试验着塑造和重建自己的本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通过语言的作用帮助我们构建了自我。可以说我们全都栖息在给我们语言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离开社会和社会带给我们的语言而生存，这一看法是个幻想。 “同样，我们也是语言基础上用来弄清事物意义的分类系统的囚徒。让我们举个可笑的例子，例如——假设我们有个人没有头发。让我们问个问题：人秃头是因为他们没有头发，还是没有头发这一事实说明我们秃头？秃头是一种状况还是一种描述？还是两者都不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胡说八道啊？”威姆斯问道，“父母花成千上万元学费就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听这个？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伯克利分校？”他反过来抓一抓自己的头，怀疑自己是否秃得太快了。 录像带上，格罗奇继续说：“设想我们看见一个人一头浓发，而他抓住头发拎了起来，露出上面没有一根头发的光头。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露出他戴着的假发，说这个人秃公平吗？还有一个程度问题。什么时候说一个人秃头？在哪一点上我们说他秃头——是在头顶上某一点上头发变稀了？是从头顶上第一个没有头发的地方算起？假设一个从最初开始变秃，要等到多久之后没有头发才算秃？一个人有一头头发却全剃掉了又该如何--有些篮球运动员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头发，但是他们是不是秃头？不是。秃头是指没有能力长出一头头发，而不是因为喜欢这种式样而不留长发。” “还有同一性的问题。我们的同一性与我们有满头头发或者秃头有多少关系？为什么秃头这样要紧？我们有满头头发为了一时时髦剃掉头发成了光头难道不还是同一个人吗？” “设想我们增加了10磅，我们就很不同了吗？20磅又怎么样？人们说‘他体重增加了一点’或者说‘他变胖了’。但我们不还是同一个吗？是不是？” 格罗奇停下来扫视了课堂一眼。 “立刻让学生摆脱这些奥妙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认真探索人的认识的特性，并通过对其力量和才能的精确分析来表明他绝不适合研究遥远而深奥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些有关本体的有趣问题。”亨特说，“从我听到的来看，后现代思想家迷上了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将当代社会看成被事物的影像和仿真所控制。他们中的一位叫鲍德里亚的法国思想家，称之为‘仿真’。” “我觉得他们真是白痴。”威姆斯回答说。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面前我们来保持自己的本体？”格罗奇接着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是正确的话，那么 特别是在一个一切都变成商品化的社会里，我们全都是商品，我们通过我们消费的东西来创造我们的同一性，我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出卖自己给开价最高的人，这反映了我们的异化。” 亨特抓起遥控器，让录像机静止不动。 “我真活见鬼了，”他说，“格罗奇看上去......我弄不明白......不知怎么搞的有些不一样。他看起来没变，但不知怎么搞的，看起来就不一样。” “也许他的额头中央有个枪眼，脸颊上刺着一个飞镖，背上插把刀，他会看上去像我们发现他时的样子？”威姆斯说，“一旦生命的火花离开了一个人，不知怎么搞的，看上去就不一样了。他们成了死尸，他们脸上总带着安详的样子。记得他的脸吗？当他死了躺在那里，头垂在他自己的饭桌上时，他看上去几乎在微笑。我不大懂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玩意，但我觉得全是胡说八道，简直荒谬。难道我们给在伯克利的教授们钱是让他们做这种事——思考没有头发的人是秃子还是他们是秃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头发？我说这简直是胡扯，荒唐可笑。” 亨特又在遥控器上按了一下放像按钮，让录像机又重新放下去。 “那么担心男人秃头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可笑。”格罗奇接着说。 “看起来好像他听见了你说的话，塔尔考特。”亨特咯咯一笑，然后转过身去看电视屏幕。 “这是社会造成的恐慌。我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关心我们变老时会不会有头发，而是我们听来的一些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担心。它们占据了我们许多时间。我们并没有察觉，它们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和感觉系统。 “我们看见无数个将英俊的小伙子和漂亮的姑娘在双成对配在一起的广告，我们很少看见将又老又秃的人——例如像我一样——和靓丽的姑娘配在一起的广告，或者将靓丽的秃头姑娘和长满头发的年纪大一些的男人放在一起的广告。” 班上的学生全笑了，整个礼堂里回荡着笑声。 “性的要求和欲望现在也成了商品，和别的商品相连。我们的生活往往成了空洞虚无的东西，大部分充满了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幸运地有工作的话，那就充满了失业的担心。我们闲暇时常常坐在电视机前浪费时间。伟大的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现在我要将这一看法现代化一下。我说‘存在就是在电视上被人看见’。这样一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后现代世界，就会分裂成两种人：在电视上的、被人看见的、有相当身份的人和其他的、不在电视上的、不被看见的、没有身份的人。这些毫无身份的人好像昏迷在梦中的一样愚蠢地、无止境地两眼盯着那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有身份的人，那些在人们面前闪烁的影像，那些幻影。” “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神秘中心的或者视觉中心的社会，被人看见比存在更重要、比参与社会更重要、比和别人一起做事更重要。我们知道人们往往愿意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如果他们往窗外望去可以亲眼看见的东西。一支游行队伍沿着你住的街道走过，你是看窗外真正的游行还是看电视上的游行？这种仿真，这种构成图像的跳动的小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比真的东西有更大的真实性。如果你看真的游行，你就听不到专家告诉你如何认识这一游行的评论。这些评论向你提供了背景信息，还有各种各样的特写镜头和令人激动的摄像，使游行具有一种足可以乱真的生动活力。真实和影像合而为一，它强迫我们去思考这再现的东西和真实或原有的东西。” 格罗奇停了一会儿，向礼堂内扫视了一眼，用两个食指按摩了一下太阳穴，然后接着说：“生活就像许多电影一样成了一种复制品——我们自己生活，我们对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幻想，或者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过着别人的生活......或者尽可能地模仿别人的生活。生活变成了戏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真实’，它只是表演。” “说到这里他真激动起来了，”威姆斯说，“他走来走去，真的变得非常热烈。虽然我仍然觉得他的思想有点怪，但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是一位受人欢迎的老师。” “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亨特说，“我们是否看见格罗奇所谓的‘真实’在些情况下牵涉到了一般人吗？或者我们是否看见了一伙天才男女演员的非常聪明的表演呢？这很难说。”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格罗奇说，“一切都彻底崩溃，所有的界限都被打破。电视上的歌剧和肥皂剧几乎变成同样的东西——这是两个大众传媒的例子。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为了概括这一点会说在高雅艺术(像歌剧和芭蕾舞)和通俗艺术(像情景剧和广告)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一切都变得模糊了。我们现在重视滑稽剧、讽刺、折衷主义；重视将体裁和其他一切混合起来；我们用五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来建造房屋，我们不是在教堂而是在购物广场一起做礼拜；我们不是在大教堂结婚而是在去拉斯维加斯的路上驱车经过的小教堂里结婚。我们在攻击传统的文学艺术经典的同时，我们却给予调和折中的影像以更高的地位。那就是电视及相伴的通俗音乐形式和电影。它们给了我们关于阶级、关于性行为、关于性别结构、关于种族、关于政治、关于思想意识、关于民族、关于作用与地位——关于一切的‘我们自己的’思想。” 格罗奇教授又停了下来加以强调：“电视和传媒在那些无力过得上我们所看到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所演出的生活的人的心中引起了自我怨恨和异化，这种自我怨恨导致了异化和报复的欲望。人们在沉入水中淹死时就会有想把社会上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都拖下水的一种欲望。我们恨自己(尽管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常常无法将这种感情说出来)，于是我们就将自我怨恨倾泻在别人头上，特别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同性恋者、女人、非洲裔的美国人、犹太人、其他少数人种和民族的成员、外国人。 “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尽管有些理论家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后现代时代而是一个最好称之为‘后期现代主义’的时代，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目前是一个大家都看做是后现代主义胜利的时期。杰姆逊曾说过后现代时代最好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附页，一个由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形成的时代。许多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 “杰姆逊说我们已经超越了市场资本主义这第三阶段，那时现实主义是文化的主宰；现在到了跨国资本主义这第三也是新的阶段——这阶段文化风格的主宰是后现代主义。应该说文化的发展可被看成是形成我们意识，因而形成我们在社会中所创造的体制的经济制度的副 产品。杰 姆逊相信马克思主义这个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元叙事并不是时代不符的应该抛弃的东西。归根结底，马克思的立场是，在所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化形式背后的主题思想是统治阶段的思想控制。 “但究竟资本主义的跨国阶段如何产生了后现代文化，这一点还不清楚。是的，在操纵我们欲望的广告业的怂恿下，文化的商品化产生了购物广场和我们的消费文化。但如何来解释反文化运动和像男女同性恋者及少数民族这样的边缘组织力量的大增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说美国之所以容忍他们是因为这些现象好给人以幻觉：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人人都能自由过自己愿意的生活......以及我们全都能通过努力工作自由地实现成功的美国梦，因为机会到处都是。但是......” 格罗奇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脸变得通红，他开始喘不过气来。他蹒跚地走回讲台，从他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塑料瓶，取出一个药片服下，喝了一口水。 “你认为是怎么一回事？”亨特问道，“格罗奇好像有什么病突然发作。虽然这很难说，但看起来不像心脏病......虽然他有种严重的毛病。也许他的呼吸系统，他的呼吸？看上去可能是哮喘病发作。” “明天我来查一查。我会问他的医生，”威姆斯回答说，“我会看看验尸报告说了些什么。” 一两分钟后，格罗奇似乎恢复了呼吸，又接着讲下去。 “请原谅我，”他对学生说，“近来我不大舒服。不过医生叫我不用担心，我相信他的话。” 亨特按了一下遥控器上的暂停钮，让录像停一会儿。 “他未泄漏出什么，对吗？”威姆斯说。 “没有，”亨特回答说，对这案件有些担心起来，“至少口头上未说。我要把这个录像复录一下，让这个站的医学专家们来看看。医生叫病人不必担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病人身体不错，只有些小问题；第二是病人病情严重，无可救药。” “既然是格罗奇已被杀死......”威姆斯说，他按了一下放像钮，录像继续放下去。 “让我们再多看一下录像，”亨特建议说，他按了一下放像钮，录像继续放下去。 “让我说下去，”格罗奇说，“由从电视节目、电影和其他传媒手段得来的留在我们个人和集体意识里的影像所引导，有些人发狂，变成了我称之为‘终结者’的人。” 格罗奇走到讲台上的一张桌子边，打开了录像机，放进一盘录像带。他放了几分钟的电影《终结者》，画面闪现在装在礼堂各处墙上金属架里六七个大监控器的屏幕上。他放映了终结者用手提机枪扫射警察局的那一幕。几分钟后格罗奇关掉了录像。 “就像《终结者》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一样用手提机枪或别的武器武装起来一样，这些当今的终结者用闪亮的手提机枪摧毁了那些他们所恨的人——或者死后可能引起他们所恨者的悲哀的那些人。他们也毁灭了自己，但即使他们会死，这些疯狂的终结者却设法逃脱了他们被囚禁于其中的默默无闻的状态，因为他们的照片在全国，有时甚至闪现在全世界无数电影上和刊印在报纸上。” “是的，在你抓起自动手枪和手提机枪杀人之前，你是无名小卒，而现在突然你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你在电视能到达的每个城镇，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被大家看见。奇怪的是使用低贱的手段中，恐怖分子和杀人犯变得有名了，以一种反常的方式获得了某种英雄的地位，如果你不能当英雄，他们似乎相信那就是当世界级的反英雄--但是你得让自己成为世界的头条消息，让你的照片出现在全国新闻节目上和在最近的英特网上。你也许会坐牢，甚至被处死刑，你会让人知道你的存在，不会像大多数你认识的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走向坟墓。” “在你死后，”格罗奇教授接着说，“人们企图解释你的行为时会互相争论。有的会说你疯了；也许有人发现你是一人喜欢枪的孤僻的人，最后发生了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事，于是你变疯了。因为你有枪，你就杀人，很简单。别的人会说美国社会和文化出了问题，谴责美国文化有暴力的历史，谴责政府。也许你和某个组织有关系，或者你热烈地信仰某个事业——你也许参加了某个右翼民兵或某个左翼小组，或者也许是正确对待生活运动。不管是什么情况，他们会谴责你的组织使用了像你这样的人，这些很容易受操纵的人，这些相信即使牺牲生命，为了伟大的事业，为了某种元叙事而杀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人。 “然而，三天后当下一个暴力出现你就会被忘记，这第二个人为了反抗疏远、异化和默默无闻的感觉拿起了步枪和手提机枪，寻求就像安迪.沃霍尔所说分派给每个人的他那15分钟的名声。如果每个人得到15分钟的名声，也许那些变成终结者的人就会感到不需要拿起枪来了，或者对那些比较胆怯的人来说不需要用炸弹了。” 格罗奇又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一下夹在翻领上的话筒。“那么我们看见美国社会--目前最后现代的社会(法国理论家们对我们这么说)——现已失去了它的一致性，不再是统一的了。正像使用许多不同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创造的建筑一样，美国社会现在是一个一些微型社会和亚文化构成的怪诞的混合体，在许多方面相互矛盾冲突，导致我们的生活正如霍布斯所说，往往变得‘下流、残暴和短暂’。 “而现在按最好的后现代传统，我变成了放电视光盘的操作者，提供了后现代主义娱乐的又一个例证......由劳里.安德森拍的几分钟音乐片。” 他走到小台子前，又拿了一盒录像带，然后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的座上。 “让我们看一点劳里.安德森的《啊，超人》。”有几个学生拍起手来，然后又止住了自己的冲动。 歌唱完后，他关掉了录像机，又开始讲下去。 “我们不再相信元叙事，不再相信信仰和思想的控制系统。我们不再肯定制度是合法化的。我们不再将影像和现实侵害开来，导致所谓再现的危机。我们无止境地在电影、电视节目、小说和其他作品中寻找意义——寻找形成我们意识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此外，我们把自己看成生存在极端异化的状态中，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商品，我们的生活的特点是风格上的折衷主义和混杂，由媒体形成我们的意识。我们寻找的是抵抗的手段，一种与过去相连却又不受其奴役的手段，一种帮助被剥夺去一切的人获得一点自制和自尊的手段。 “也许我们全都在等超人来救我们——但是你我都知道他不会来，因为没有超人。真的没有。所以是你们年轻的一代，”他指着学生们说，“我们期待的是你们，因为你们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你们这一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你们过分接触传媒而有了免疫力——只有你们这一代能救我们......必须救我们。你们必须抵抗，你们必须帮助我们重建社区，你们必须帮助我们重新赢得社会以及我们一起重新赢得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生活。我希望你们会起来应付这一局势。”格罗奇让他的话音在空中停留一下，然后说：“谢谢你们。”接着他拿下衣领上的话筒，用手帕揩揩额头。 学生们开始鼓掌。大厅前排的几个学生站了起来，其他学生也跟着站起来，直到全体都站起来，响亮地鼓掌欢呼。有几个人开始唱起格罗奇的名字。 “格罗——奇!格罗——奇!格罗——奇!”他们喊道，拍手欢呼。艾格尔.格罗奇向大家飞吻。录像放完了，警察们看的电视静止下来。 “他们真喜欢这个家伙，对吗？”威姆斯不解地说，“我得承认我不懂这些后现代主义玩意，但是他的学生们似乎真的喜欢上了这玩意。还有他。当然，他们上了他一学期的课。我们不知道他的其他课上得怎么样。” “是的，”亨特说，“一次了不起的表演，真了不起。他有一个，我该怎么说呢？......一个鲜明的舞台形象。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花样吗？也许当你深入到这件事的核心，当你掘进表层的下面时，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不就是真正地表现艺术家吗？后现代主义者赞美表面，说真理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偶然的和临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传媒、电脑和技术上。嗯......在格罗奇的演讲与他放的劳里.安德森所拍的电视片之间有多大区别呢？格罗奇虽未使用乐器和合成器，但比起一个平常的教授来他更像我在《旧金山新闻报》上读到的一些别的表演艺术家。”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他说话的那种风格比他说了什么更重要。”威姆斯警官回答说，“格罗奇对我们制度的功能毫无兴趣——看起来似乎对社会中的体制如何与社会相关联以及如何来帮助维持社会毫不关心。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似乎是站在男的人的一种借口。他们不大相信意见的一致......或者似乎是任何事情。尽管他的热情传给了人，他的学生也感觉到了，但我觉得他的思想令人讨厌，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关于不相信元叙事这一点，”威姆斯继续说，“关于不接受任何大理论家或信仰体系，关于多视角的参照框架......我认为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正确。如果一个强盗从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偷了东西，后现代主义者会一眨眼就打电话给警察，就像病人看医生一样：人们抱怨医生......然而当他们生病时......就去看医生了。当然如果他们能预约到的话。” “我不敢很肯定你是对的，”亨特说，“当你有机会像我先前读到格罗奇的一些信件时，你会对后现代主义比现在有一个更深入的看法。相信我，塔尔考特，你不能从格罗奇的演讲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或判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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