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 . 萨伊德:真正的知识分子（前言）王逢振
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 1935 - )的名字对我国的广大读者已经相当熟悉。作为当代美国重要的批评家，他的著作卓傲不群，富于独创性，善于将表现理论和文化实践联系起来。他不仅认识到欧洲大陆的哲学和跨学科研究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而且付诸实践，将它们吸收到自己的批评著作当中。在美国，他是最早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探讨法国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之一。最近一些年来，他注重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及整个艺术）研究的关系，发展了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批评——后殖民批评,论述文化生产的政治活力，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１９９８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疆界２》出版了一期评论萨伊德的专号，２０００年作为专著由杜克大学出版，题名《爱德华·萨伊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critic: speaking truth to power）。文章的作者多为美国著名学者，如汤姆·米彻尔、斯皮瓦克、乔纳森·阿拉克等，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一次反思。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翻译出来，列入“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 受该书的启发，我想对萨伊德体现知识分子或批评家作用的三本著作略加评述。这三本著作是一个小的系列，即《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 《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在这部著作里，萨伊德集中探讨了文化权力的作用以及社会语言对意图和生产的影响。这源于他对话语调动政治权力的兴趣。萨伊德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以为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在《东方主义》里，虽然萨伊德 的方法包括仔细研究个人对东方主义话语贡献的决定性影响，但个人意图性的范畴却被东方主义话语大大地压缩了。意图性——至少普遍的、主导的意图性——以前一般被假定是人的生产意义的努力，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似乎成了对通过知识生产而获取权力的一种强制的、集体的兴趣。作为这种怀疑论的意图性观点的后果， 萨伊德在《东方主义》里所讨论的个体作家便被认为生产一种静止而顽固的话语，诱使这种话语的其他使用者陷入一种大的集体的误解。 萨伊德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主要论点是，尽管过去二百年来这种话语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从本质上说它并未得到发展，因为它关于东方的中心神话并为改变：东方文化本身是一种发展受到阻止的文化。萨伊德认为， 这种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倒退有助于形成某种西方的身份，也有助于形成某种东方的身份，因为它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 萨伊德从他的观点中排除了关于东方“现实”的任何争论， 强调东方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简言之， 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原作第3页，以下凡引自原作处均只注页码）因此应该借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来确定东方主义，“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考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支配东方的庞大的、系统的戒律， 正是通过这种戒律，欧洲文化才得以在启蒙运动以后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 科学上、以及想象上控制——甚至创造——东方。”（3）换句话说，东方主义的话语构成并制造出东方。萨伊德指出，这种话语的功能就是打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通道。他论证说，大量政治统治的事实依赖于合法化的话语，这种话语决不是装饰性的，也不是无能的上层建筑的话语。相反，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领域的基本特征，它产生出一系列进行干预的戒律，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管理、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 萨伊德有意将东方主义历史化，以此说明话语本身如何通过不同的事件发生了改变，例如哲学的发展确立了一种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套同族的组合，具有内在的种族特点，而不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系谱。然而他确实辨析出整个历史上一些复杂的与遏制发展相关的倾向。在这些倾向当中，最重要的包含着一种优劣的对立，萨伊德指出，在十九世纪日益发展的文化比较主义科学的核心，很容易发现这种对立。 这种评价性的对立后来在科学主张的修辞中披上了盔甲，因为文化知识日益变成了职业化的，西方帝国主义也逐渐把东方主义从文本和思考的话语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和政治的话语。萨伊德在许多模式化的判断中辨识出这种基本的对立，但提出这些判断的人却各不相同，从古斯塔夫·福楼拜到汉密尔顿·吉勃，从厄尼斯特·里南到亨利·基辛格，各类人物无所不有。例如，福楼拜与一个埃及妓女的遭遇产生出一个颇有影响的东方妇女的典型：她从不谈自己，从不表现自己的感情、存在和历史； 谈她和表现她的是福楼拜，福楼拜是个西方的外国人，是个男人，相对而言还是个富人，这些都是“优越” 的 事实，而这种优越不仅使他在肉体上占有库查克·哈内姆，而且还代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为什么她是典型的东方女人。萨伊德认为，这种优劣的对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它代表着东西方力量关系的一种模式，也表明了实现这种关系所用的话语。 其他关于东方主义的一致的设想包括：关于一切东方事物的假定的代表性，强加给东方人的集体性身份，与东方文化相一致的稳定的共时性，以及东方人不能表达自己、必须由其他人表达的设想。 这种种族主义和明显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话语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不过，萨伊德的关键论点是：这种话语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战斗性；相反，它是那种假想的关于东方的“客观”认识 的堡垒，甚至在学术上确立了所谓的东方研究。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客观”认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基础。因此，萨伊德除了论证它们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破产”之外，还宣称那些学术领域也因其静止的话语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已经落后，它们相对地脱离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也脱离了世界事态的发展。虽然萨伊德的作品常常受到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专家的批评，但《东方主义》却受到许多相关领域专家的欢迎，也受到许多对表现理论、新历史主义和帝国主义感兴趣的批评家的欢迎。 萨伊德对如何替代东方主义显得模棱两可，至少在《东方主义》里是如此。他常常说，东方主义包含对真正东方的根本错误的理解；然而有时他又说不存在真正的、特殊的东方，所谓东方的概念纯系西方的虚构，是他所称的想象的地理的一个实例。他说，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是，人类经验在种族和宗教范畴中的组合不是最重要的知识途径；然而他又不时为比较文化的认识指出某种希望，援用无东方主义之嫌的伊斯兰研究的作者，如阿布德·马勒克、克利福德·格兹等。虽然《东方主义》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毒害性非常清楚，但对一些普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作出回答，如真正文化知识的前景，个体作家如何反对文化霸权等。不过，萨伊德确实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还论证说，一种非统治的、非强制性的知识方式至少应该在方法论上是自我批判的，应该对其它学科的观点开放，应该与它所表现的民族对话，而不能把他们视为一 种沉默的、无能的客体。 从总体上看，《东方主义》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历史和学术的活力，政治道德的深刻基础。这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至关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将不再成为知识分子，而只能成为具有特殊兴趣和职业追求的职员或专业人员。 《东方主义》虽然已经涉及到知识分子或批评家的作用的问题，但因与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令人感到还不够十分明确。不过，在随后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１９７９）里，他就明确地把自己置于对抗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体现了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在阐述这种立场时，我主要依靠那种我认为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之为巴勒斯坦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是一种自觉的经验。”（ix）在这部著作里，萨伊德的意图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向受媒体操纵的美国公众描述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因为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真相一无所知；二是再现巴勒斯坦的政治抱负，因为这种抱负在西方再现时从根本上被歪曲了。他明确宣称：他写的东西直接对抗东方主义传统，因为那种传统诽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掩盖了事实真相，袒护以色列。于是他追溯了巴勒斯坦自我意识发展的漫长过程，证明早在１８８０年代犹太人大移民之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就已经确立——他们把自己视为不同于阿拉伯世界其他人的群体，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萨伊德还通过论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利用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在过去一百年来，如何接受东方主义的战略，采取权威的姿态，把巴勒斯坦再现为一个荒凉、落后的地方，命中注定由西方占有和开发。犹太复国主义潜在的种族主义设想，基本上与东方主义一样，认为西方的理念优于东方的理念，而这种文化上自以为是的力量，掩盖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多数人的真实存在，掩盖了以色列野蛮地强占土地，掩盖了被逐的巴勒斯坦人蒙受苦难，也掩盖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抱负。萨伊德指出，自由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是一种话语种族主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以色列的余地，而以色列又不能以反犹太主义来取消。 针对这种不公正的背景，萨伊德肯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尤其是他们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联合。对萨伊德而言，巴勒斯坦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使命。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成的观念，至少包括三项统一巴勒斯坦意识的原则：一、巴勒斯坦人不像以色列人，他们应认识到他们的他者身份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现实，他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现实；二、巴勒斯坦问题涉及到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而不只是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三、为强化巴勒斯坦历史和提高它的人民的意识，恢复家园是绝对必要的工作。萨伊德认为，巴勒斯坦达成一致的目标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在西方并不受人欣赏，但西方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理想是要彻底打破引进的意识形态——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还是阿拉伯的意识形态。毫不奇怪，萨伊德严厉批判美国的政策，它一向以自己的短期利益代替有效的地区合作。在萨伊德看来，戴维营协议是一种歪曲，它甚至没有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实际上，在推进以色列的意见时牺牲了阿拉伯的利益。一般说，美国媒体以东方主义的方式运作，试图使巴勒斯坦的现实消失。萨伊德认为，美国政策在这一地区的失败直接产生于它无视真相的态度，它试图按照美国的偏见改变中东的问题，或者倾向于那些能够把自己当作第三世界“美国人”的领导人的意见。 在《巴勒斯坦问题》里，萨伊德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姿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我的书称为政治文章……作为从政治方面考虑的问题。”“我们被长期排除在历史之外，当然也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本书力图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讨论和政治理解的主题。我希望读者会很快发现，我在这本书里所论述的，不是一个‘专家’的看法，因此也不是个人的表白。相反，它是一系列实际经历的现实，以人权考虑为基础，以社会经验中的矛盾为基础，并尽可能把它们包含在日常现实的语言之中。”(xv)
《报道伊斯兰》是萨伊德对《东方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扩展，探讨东方主义话语影响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伊斯兰的具体方式。它把萨伊德关于文化再现的观念，转移到了实际政治的世界。萨伊德认为，美国对伊斯兰的报道极不确切，常常令人哭笑不得，其主要根源是东方主义思想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憎恨。萨伊德并不否认伊斯兰世界令人不快的现实，而是重点说明美国的新闻媒体如何把复杂的中东事件，变成了一般化的或无知的陈词滥调，如何把伊斯兰变成了当今世界上美国不喜欢的一切事物的替罪羊。通过考察一些关键的事件，如伊朗的人质危机或在电视上播放纪实剧《公主之死》，萨伊德有力地表明了美国媒体对伊斯兰采取一种狭隘的观点，因而不能区分宗教的情感，为正义事业的斗争，普通人的弱点，政治派别，特定社会的复杂历史，伊斯兰各种不同类型，以及当前对伊斯兰正统派的争论。萨伊德强烈抱怨西方记者片面地对伊斯兰复兴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对伊斯兰的看法总是受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制约，他们考虑的唯一重要的问题是伊斯兰是否反对美国。 萨伊德清楚地知道产生这些设想根源，而且不相信有什么媒体的合谋来强化它们。他认为，媒体只是推进美国共同身份的一批公司，它们倾向于呈现一致的观点，这就严格限制了它们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排除那些可能使舆论复杂化或影响舆论的报道。萨伊德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学术机构，由于把市场压力和政府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批中东问题“专家”，他们通过漠视事实或个人兴趣，推进那些潜在的一致舆论观的设想。无论如何，美国媒体提供一种非常无知乏味的对伊斯兰的看法，同时又急于谴责在伊斯兰里被忽视而在以色列和美国被肯定的东西。在这种情况里，最具反讽意味并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新闻机制是支配形式，伊斯兰民族从中可以了解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份感也因此受到西方生产的意识形态形象的严重污染。 在《伊斯兰报道》的结尾，萨伊德重申了《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而知识的生产总是主动地强加一种意志。但萨伊德在这里仍然希望达到他所称的“对立统一”的知识。萨伊德认为，通过坚持自己的方法和兴趣，通过承认自己的文化与他者的文化的距离和差异，任何一个善于阅读的读者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正统观点的局限。虽然他承认不可能最终摆脱将知识与“真实”世界分开的解释的循环，但他强调“常识”和“批评判断”是能够产生真正对立统一知识的力量。 总起来说，《东方主义》具有一般性，它追溯东方（阿拉伯）与西方关系的各个阶段，从拿破伦入侵埃及，经过十九世纪主要的殖民时期，欧洲现代东方主义学术研究的兴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在东方霸权结束，美国在东方霸权形成。《东方主义》的基本主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巴勒斯坦问题》研究的是历史的个案，即阿拉伯人（主要指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斗争史，在这一历史里，描写“东方”巴勒斯坦现实的方法基本上是西方的。在《巴勒斯坦问题》里，萨伊德比在《东方主义》里更清楚地表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在西方对东方看法的表面之下被隐蔽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巴勒斯坦为民族自决而进行的斗争。《报道伊斯兰》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本，它主要探讨东西方在现代和当代的关系，即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与法国、英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西方关注伊斯兰国家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中东的石油直接涉及到西方的经济。这种关系在西方的报道中明显失真。萨伊德正是从这些失真的报道中，揭露了西方文化再现的内在问题。 萨伊德著作甚多，这里列举的三本，旨在说明他在实践中表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本色。作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者，萨伊德是公众知识分子作用的一个杰出的典范。他在《知识分子的特征》里对公众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限定：知识分子是个体的人，他被赋予一种向公众并为公众描写、体现和论述某种信息的能力……其地位是公开提出困难的问题，勇敢地面对教条和正统（而不是制造它们）……他不能轻易地被政府或公司同化，其存在的理由是再现所有那些日常被遗忘或被掩盖的人和问题。 在向公众或为公众再现看法中，在提出困惑或困难的问题中，或者在给予没有自己声音的那些人以声音当中，萨伊德无疑实现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描述。 应该说，萨伊德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困难而少为人知的关于巴勒斯坦的信息，这部分是因为他个人的诚实，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感，以及他的投入和开放的个性。所有这些特点都随时在他的为人、演说和讲课中表现出来。他的这种风格吸引了听众和读者，促使人们以开放的思想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思考。 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萨伊德把自己的学术著作与社会现实和政治联系起来，从文化方面干预现实问题，显然是十分值得借鉴的做法。毕竟，知识分子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发展。那种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整日关心经典的解释，虽然会无意识地联系到社会现实问题（因为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其行为和思想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但较之萨伊德这种主动地关注社会和政治的知识分子，无疑要显得逊色。当人们强调学术的独立性时，是否潜意识里有逃避政治之嫌？也许人们头脑里的“政治”仍然是“反右”时期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概念，但读了萨伊德的著作之后，我想我们应该恢复政治的真正含义。政治是意识形态，贯穿于一切文化之中。当前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就是从意识形态切入，分析各种社会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因而对揭示社会问题，启发人们思考，提高人们的认识，促进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将学术与政治彻底分开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有辱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翻译出版《爱德华·萨伊德和批评家的工作：向权力讲真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读者从中得到启发，强化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本书导言和第三、四、九、十、十一、十三篇由王逢振翻译，第一、二、五、六、七、八、十二篇由王丽亚翻译。由于本书涉及到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绘画和音乐等多种领域，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虽然二人多方请教并互相进行校阅，但仍难免有疏误或不妥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各方面的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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