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他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余扬
“我的创作形式似乎在坊间流行起来，但那绝非我所愿见。”27岁时，在柏林出版《乡愁》获得好评后，黑塞在给友人的信中便做过这样的表示。然而，无论他愿不愿意，自1966年，这位“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去世以来，每年他的书都可以在德国境内卖出至少3.5万册。他的作品迄今至少已被翻译成60种文字，出版总数达1亿册以上。 尽管西方学界对黑塞的评价并不高于同为诺奖得主的托马斯·曼，及他的兄弟亨利希·曼。但奇怪的是，黑塞的小说每经一次战争便风行一次，一战、二战和上世纪7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都曾先后出现“黑塞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传到日本和美国后，更成了青年一代的精神食粮。继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推出《荒原狼》等代表作品，世纪文景又于近期出版了黑塞中早期创作的《盖特露德》等四部小说，似乎预示着国内新一轮“黑塞热”的到来。 1 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魔术师的童年》中，黑塞描述自己从小成长的屋子里交错着许多世界的光芒。追溯他的一生，之所以拥有包容世界许多民族文化的开阔襟怀，不难从他特殊的成长环境中找到渊源。也正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理解，成了黑塞的作品在东西方流行，并被广为推崇的一个重要原由。 1877年7月2日，黑塞出生于德国南部施瓦本地区一个叫卡尔夫的小城。父亲是德国人，出生于爱沙尼亚。他的母亲是法国籍瑞士人，生于印度，并随作为传教士的父亲，在印度接受教育。出生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家庭，使黑塞身上融合了德国、法国、瑞士等多种血统，同时也让他从小就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和开放的思想。 所以，黑塞生来就不像多数欧洲中心主义者那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作为敏感的思想家，他很早就开始反思欧洲文化的弊端，当他历经种种毁灭性的战争和灾难，自觉欧洲正在日益衰败，且在精神和思想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破产境地时，自然而然把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东方思想，视为个人新生和精神价值的源泉。 创作于1922年的印度故事小说《悉达多》中，讲述了与佛陀同名的一位贵族青年的成长故事。尽管拥有人们羡慕的一切，他却对自己厌倦、鄙弃到极点，并由此开始艰难的求道之旅。当他抛弃所有世俗的一切，来到河边想结束生命时，他突然听到了生命之河永恒的声音。此后，黑塞开始更多转向对中国文化的探寻。他收藏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译本，并撰文研究、阐释中国文化。还经常创作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短篇故事《周幽王》直接取材于中国古代褒姒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在中篇《克林格梭尔的最后一个夏天》中，他以李白、杜甫的绰号为小说的主人公和他的画家朋友命名，直接脱胎于老庄哲学的“双极性”观点更是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 黑塞如是说:每一条真理都是站在某一特定极点上对世界所作的短暂观察，而凡是极点无不存在相对极。从这种思想出发，他的作品中通常会出现两个自成对立面且互为补充的主人公，倘是同一主人公，则表现为两种对立思想的冲撞和激荡，以致最后的顿悟或是毁灭。《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中的两位主人公:纳尔齐斯理性冷静、献身于宗教，歌尔德蒙则放荡不羁、充满梦想。当他困惑于自由的天性与修道院清规戒律时，纳尔齐斯劝说歌尔德蒙“要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去享受爱和人生。 这种“双极性”观点，在黑塞历时13年创作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球游戏》中，达到了另一个极致。小说假托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后的未来世界，主人公克乃希特从小聪明伶俐、刻苦好学，被送到“卡斯塔里恩”的精英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与训练。他汲取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学成集世界文化之大成的玻璃球游戏艺术，最终担任了精神王国的领导重任。他不断探索、超越自我，可内心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开始怀疑这个精神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决心返回现实世界，从事有社会意义的教育工作，最后在与一学生游泳时溺水身亡。 纵观黑塞的一生，他同样摇摆在现实生活和美学世界两个“相对极”之间，一方面，他要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东方旅行者”；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坚守典型的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特征。他一生所寓含的既不是一种理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美学上的清静无为，而是致力于让两种古老的伟大思想互相亲近、和谐交融。他开阔的文化视野，也让他成了继歌德之后，最多论述世界文学前景并提出警告的德语作家。对同时代的文坛做出诊断后，在生命的晚年，他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厂方式生产文章”的“粗制滥造的时代”可能会到来。 2 有一则轶事或许很能说明黑塞生活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对自我的审视和表现。他和第二个妻子，小自己20岁的茹特结婚后，因个性差异太大，很快就分居并起诉离婚。但在当时的德国，离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凑巧的是，他的小说《荒原狼》赶在这时出版，小说中的主人公非常自我，对家人不管不顾。女方认定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黑塞自己，并以此作为离婚的证据，法官居然采信，迅即判决他们离婚。 对此，黑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做出自我评价称:我创作的几乎所有散文作品都是心灵的传记。正因为“他的兴趣过分局限于自我个性的表现”，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早在1931年就开始考虑黑塞，但直到15年后，才最终把奖项颁给了他。让人颇感讶异的是，当一大批局限于表现一己心灵的作家，越来越淡出读者的阅读视野时，黑塞的作品尽管无关国家、民族等宏大话题，却日益受到关注。 倘使深入黑塞的精神层面，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流行”绝非偶然。在早期的艺术家小说如《克林索尔》中，黑塞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的个性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戕害，国家主义和技术等势力所隐含的标准化和组织化，使人越来越趋向非人化。为了彻底地展现自我，必须通过禁欲抑或纵欲这两条途径来躲避中产阶级的整齐划一。由此，我们看到，黑塞的主人公们常常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次精神危机中，不是极端克制自我就是极端张扬自我。 这种精神危机在其充满想象力的小说《荒原狼》中得到了极为动人的体现。此前，黑塞愤而放弃了德国国籍，正处于彷徨无地的困境。小说主人公哈勒尔的经历，正是他这一阶段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哈勒尔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他反对战争，厌恶虚伪，因而受到社会的冷遇。借由这个形象，黑塞凸显了在动荡、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黑塞的每一本书都可说是阶段性的自诉。教育小说《在轮下》，取材于他15岁那年在毛尔布隆重神学院的不愉快经历，正是从这里，这位“从13岁就明白自己就要成为诗人”的作家开始了一生的“自我放逐”；1914年一战爆发后，黑塞挺身而出，发表了《啊，朋友，不要这种腔调》的反战文章，触怒了德国军国主义者，遭到他们御用报刊的围攻，黑塞因此家庭失和，又失去生活来源，几乎精神失常。他随后发表的小说《德米安》，揭示了一个青年人由于反战被视为叛国，产生了心理分裂的痛苦；而《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等爱情、婚姻小说，可以说是黑塞第一次婚姻的变奏。他和大他九岁的瑞士摄影师玛丽亚，生活可谓幸福，但幸福的婚姻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自我的独立性，为了从这种精神的羁绊中走出，他选择离婚。 黑塞特立独行的写作姿态，为一些人称道和追随，同时也是为人诟病的因由。有评论家称:黑塞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年轻人的不求甚解；他作品中充盈的抒情、梦幻、感伤、彷徨、孤独等具有浪漫色彩的元素，固然投合年轻读者的口味，但既非他的独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笔下的人物在经历了心灵磨难与精神炼狱后，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乐园，也更多是他的一厢情愿。 然而，无可疑义的是，黑塞生前所关注的主题，他所担忧的人类精神危机与心灵孤寂，是现代的，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是借由对现代命题的表达，黑塞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使几乎已经绝迹的浪漫主义迸发出了全新的艺术魅力。阅读黑塞，其实可以这样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洁净澄明的地方，获得对爱和美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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