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法国大革命》中译本序
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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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历八年霜月24日（1799年12月15日
）拿破仑向国民介绍共和八年新宪法时宣布 :“大革命结束了”。1 将近两百年后,历史学家弗朗索瓦 ·
傅勒在他的一本书里袭用了这句名言，用来清算法国学院派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正如拿破仑那句名言给历史留下的疑问（“拿破仑拯救了革命,还是绞杀了革命？”
），傅勒1978年发表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也未能避免这种疑问的笼罩,当然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修正主义史学的幽灵闯进了大革命的故乡。
根据保罗 · 利科的一个说法,法国史学完成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的融合是以马鲁所著《论历史认识》 (1954) 一书为标志的2。
此后的整个60年代是一个缓变期,
理论上不定型，但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历史著作。傅勒的起点处于这一时期，主要涉及一个特殊领域：革命史。在这个领域里,
由于他那种触犯“家规”的角色, 他的史家生涯后来几乎是论战的一生。大致可以勾勒这样几个日期 :
50年代英美学派扰乱了巴黎大学革命史讲座的宁静;60年代中期，与布罗代尔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布鲁斯领导的经社史集体研究班子树倒猢狲散;70年代初革命史权威索布尔及其弟子向傅勒发难,
再后来是1982年以后相对平静但苦涩的论争：如何纪念法国大革命？总之，论战持续了25年。直到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祭的盛大庆典气氛里，疑问最终被廓清。
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傅勒代表的“修正主义”史学观点在法国占了上风；“我胜了,”傅勒在一篇访谈中这么说。3
另一件事是诺拉（Pierre Nora ）主编的三卷本法国史巨著《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
）问世；其间还穿插一个不容忽视的插曲：“旺岱史案”重又成为学界论争的焦点。4傅勒后来在一篇谈话中指出：旺岱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军事“恐怖”和大屠杀；革命恐怖“以公安、改造人、暴力不可避免为理由来建立新秩序。如果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和社会之间不允许有半点空间的体制，那末，可以说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已经具有前极权主义的特征”。5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如此明确被指涉与专制政体的当代形式有关，这个结论显然超出历史理解的一般模式。在历史的因果链上，傅勒第一次将阿隆所说的“客体的消失”倒过来：消失的客体以另一种形式返回。它是经验论的，被投注于现实。并非往事以回溯的或然性外观达于我们的当代史，而是某种政治救世主义复活了往事。
傅勒在学术上“扭转乾坤”主要是将概念史批判理论引入大革命史学领域，提出将法国革命事件开创的“民主文化”同革命者的行动方式分开来的解读法。
这一学术流变在1989年获得承认。 它所牵动的人事和创痛,可以用当今在世的雅各宾史学泰斗沃维尔（Michel Vovelle）多少有点苦涩的心情来形容：“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史学论争中，法国和其它地方都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修正主义’胜了‘古典的’或‘雅各宾派的’革命事件史。在法国，这个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联手打造出来的
:电视把弗朗索瓦 ·
傅勒封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6沃氏的忿詈之词许是大师一时失态,但纵观30年来法国学界的革命史论争，那种刀枪见影的雄辩给人以印象，似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还处在1789年的议会大厅里,
所不同的是协和广场（大革命时期称为“革命广场”）已看不到断头台黑戌戌的影子了。
诚如傅勒所言，在战后的法国，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大革命的参照已经从法国政治中消失,
围绕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关系，尽管这份遗产仍在主导着未来的表现。7既然历史论争已经超越了政治现实，那末雅各宾派史学家们的失落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傅勒曾指出，法国的学术机构里“法国大革命还在执政”。对于这派人来说,1989年仿佛是史学界的一次“热月事变”。他们本来要庆祝一种历史叙事,
结果是这种历史叙事被颠覆了,
就像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的形象突然间破碎了一样，雅各宾派的纪念性史学失去了它往日那种迷人的魅力。1989年的学术转向,可以用傅勒的一句话来说明：“每每在这个日期上（热月9日），雅各宾派史学家总感到笔头有一种奇怪的心灰意冷，怎么也不能释怀。其实是大革命终结了。”8
傅勒大概不属于那种他称之为有闲情“把玩学问”的书斋学者。他也不同于萨特年代那种对历史进程中的即时性事物有偏执历史感的“介入知识分子”。他更接近雷蒙
·阿隆那类对历史表象保持警惕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史学家生涯一开始就充满了论战。出于文学兴趣，他从事专业史研究的同时，一直兼任《新观察家》杂志书评栏主笔9；而且他的历史撰述与当代问题的论争紧密相关，这也说明为何他的每一部主要著作问世总要引起一场论战：
1965年其《革命史》遭到共产党史学家的批判；
1978年其史学论著《思考法国大革命》被斥为一个对大革命感到“幻灭”的人的“情感自白”10 ;
1994年《一个幻想的往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出版再次迫使他面对左派知识分子的责难。
在当代生活中，这种个人的特殊经历难免有造就一个“学术明星”的效应，而多少掩盖了一个研究问题的人带来的变化。傅勒（ Fran?ois
Furet,1927-1997 ）
出生于巴黎一个不再恪守天主教传统的共和派资产者家庭；他的祖父是个德雷孚斯派人士；外祖父是共和派参议员；他有一个舅舅是社会党籍国民议员；家族背景对年轻人政治取向的影响，在法国似乎成为由来已久的风俗。
傅勒对基佐的名言
“我乃1789年激情培养的一代”抱有同感，甚至其历史撰述中对教会问题的某种轻视，譬如他认为“非基督教化”只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短暂现象11，
大概来自法国历史中这种相对晚近的家族传统。傅勒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后转修法学；后来的择业方向一度犹豫于文学、哲学和历史学之间。
他最终的个人抉择似乎与一场疾病有关。 1950年
傅勒患结核病中缀学业，此后数年时光大多在阿尔卑斯山中的疗养院度过。这种疾病的胁迫似乎成了个人命运中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四年养病和读闲书的时光使一个游移于文学梦的青年在山中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此期间他必涉猎了一个重大课题：革命史。
在大病初愈的1954年,
傅勒考取历史教师资格。这使得一个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学术机构里获得了一张研究的通行证。50年代末,
傅勒在巴黎大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欧内斯特 ·
拉布鲁斯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与沃维尔同为拉布鲁斯的同门弟子。大概是厌倦了学院派的通史写作风格（他婉转地讥为“博学”写作），或者是没有耐心在老师的戒尺下过学生的刻板生活，傅勒不久就放弃了博士论文。1960年,已经发表一部十八世纪巴黎社会史著作12的傅勒有幸成为被布罗代尔网罗到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一批才子之一
; 从此开始了一个大革命史学家成长的道路。70年代, 傅勒成为该院高级研究员和教授, 并一度出任院长。此后的经历是一个国际学者的声望
:1985年获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并成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1990年以其历史学撰述获法国托克维尔终身成就奖 ; 1996年
获欧洲社会科学奖 , 同年获德国汉娜 · 阿伦特政治思想奖。1997年3月20日
傅勒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但未及学士院为其举行接纳仪式，这位为革命史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学者于四个月后（7月20日）在巴黎溘逝。
1965年傅勒与里歇合著的《法国革命史》（两卷本）出版，在相对平静的法国史学界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按时人的观察，地震未造成破坏。但论战爆发，此书被认为是大革命故乡出现的第一部“修正主义”版本革命史；就像某种外来思潮的入侵，但不可能危及法国的遗产。
的确，当时占学术主导地位的雅各宾派史学内部虽然已经出现了裂痕，但法国的史学家们尚未充分意识到这场危机对学术流向可能带来的变迁。这场地震的后果，至少要等20年后才观察得到。由此可见,
自奥拉尔、马迪厄、勒费弗尔以来奠定的学院派革命史学在法国具有的几近“国家史学”的地位在当时还是不可动摇的。傅勒后来把此书引起的论战称作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但论战本身并不是偶然的。它起因于当时进入学术视野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革命史在法国的学术机构里变成了“国家史学”的一块特殊领地，长期盘据在这块领地上的左翼知识分子把大革命史变成了某种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的纪念史学；二是在大革命起源等问题上,被通称为“修正主义”学派的英美学者从50年代中期起向法国主流史学提出了挑战。13
论战发生在1970年前后。巴黎大学革命史权威索布尔及其弟子马佐里克首先发难，指责傅勒和里歇合著的革命史企图推翻半个多世纪以来卓有建树的法国学院派革命史学术传统。作为对权威责难的反驳，傅勒1971年初在年鉴派刊物Annales
E.S.C.
发表《革命的教理》一文。大致而言，这场论战围绕傅勒和里歇所著革命史第一卷第五章（《革命的失控》）、第六章（《革命浪漫主义》）和第七章（《危难时期》）的主要论点展开。这三个章节分别讨论：（1）1791-1792年革命的激化和失控，包括战争、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恐怖主义专政，导致革命进程偏离了前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初期的宪政方案
;（2） 吉伦特党人和山岳派之间的斗争只是权力斗争，而非阶级利益之争 ;（3）
巴黎的民众（无套裤汉）运动并非如索布尔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的革命时期行使“人民民主”监督作用的政治上最先进的社会集团，而是某种不正常的纠偏力量，很大程度上成了革命恐怖主义的工具。这些论点，就其改写革命史的基本内容而言，当然触怒了巴黎大学革命史讲座四周的左派学者。当今健在的雅各宾史学的最后捍卫者、著名史学家沃维尔把这场震撼称作“大攻势”。他回忆说：“进攻来自多个地点：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学派那里找到了最初的一些重量级人物（柯班的《法国革命的神话》或者大西洋彼岸泰勒的《法国大革命起源无资本主义说》14
）。但这一思潮很快就传到法国来, 由弗朗索瓦 · 傅勒和德尼 · 里歇的《法国革命史》 于1965年点燃了导火索。”15
这里就不详涉论战的具体情形了（读者可参看傅勒本书下篇的相关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傅勒论战文章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封建地租和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陈情表”，似乎表明他接受了英美修正主义学派（尤其泰勒和萨瑟兰）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及社会构成的分析，试图论证革命多元化现象,
进而论证1789年的事件中不存在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命题而言，这部史书尚未摆脱“正统”史学的术语和框架
;不过从方法上讲，这种论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弥补傅氏革命史撰述被批评为“缺乏史料”支持的缺陷。但傅勒的意图是重新提出一种“概念史”的构想，一种有别于通史的，同时又建立在各代人文史档案工作及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念史。这一思路在后来的几篇论文中逐渐清晰，最后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得到完整的阐述。
傅勒指出：“大革命不仅创造了使‘当代’法国能在其中被识读的政治文化，还给这个法国留下了各种合法性之争和围绕一种几乎不明确的可塑性的一摊子政治论争。”16
总括傅勒这个时期的史论工作，主要是廓清后两个问题：历史阐释中的各种身份认同使大革命“生出许多不同的面孔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革命史综合成某种可塑的历史起源说并用它来概说未来的历史形态。傅勒与共产党史学家论战，并非仅仅针对索布尔及其弟子，而是针对继社会党人和激进派之后在法国学术机构里“接管共和国纪念仪式”的所有共产党知识精英。这一声音不像战后来自右翼阵营的批评。虽然那个年代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生活公开化，但傅勒的知识分子肖像有点像孤傲的隐士，像巴黎奥斯曼街区老式路灯下的独行人，不受时髦的结构主义吸引,
也不追随60年代特殊气氛下的毛主义运动。他后来对自己的这种“冷漠”既无辩解，也无自责。以我个人目前所能接触的资料，似乎此一声音来自左翼知识界内部的叛逆思潮，至少出自一个“中间派”学人的知识涵养。
我的判断基于如下观察17：首先，傅勒曾经是拉布鲁斯（傅氏称之为至今仍是革命史起源研究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18）领导的革命史庞大研究班子的成员
; 其次，
傅勒本人自称对马克思经典作品“相当了解”19；而据沃维尔的一个暧昧说法，傅勒是“拉布鲁斯方法培养出来的史学家”,尽管他“最终与他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资源决裂”了，他仍然是一个专长于社会史方法的史学家。20从傅氏历史批评的两大资源（托克维尔和古参）来看，人们可能倾向于将他归入自由主义保守政治学者的行列，但其后期著作（《一个幻想的往事》）在涉及20世纪历史问题时更接近汉娜
·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这种表面上的身份悖谬是不重要的。傅勒言及历史学家古参的性格时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对某个事件或某一历史现象感觉远疏或眷恋，但无论远疏还是眷恋本身都不提供力量来为之起草一种解释。”21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傅勒本人的座右铭。力量来自对事物的一种信念。
我在此举出这些显然有欠明晰的身份资料，无非是想说明在萨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盛行的70年代,
法国左翼知识界确有一些知识分子从左岸的时髦风气中抽身出来捍卫知识的信誉。当代世界使风俗变成政治，乃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在时间流逝30多年后回头去看那一切，可以衡量出知识更新对改变人与事所具有的力量远远超过飘荡在历史之上的政治浮尘。何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历史的喧嚣中抽身而出，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目光。蒙田尝言：“我表达意见，也是为了宣布我的目光的尺度，而非事物的尺度。”22
这也是自启蒙时代以来法国知识人的一个传统：尊重知识超过党派信仰。确如傅勒指出,
从70年代起“批评一切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已经不再是右翼思想界的专利（或准专利 ）， 它也成了左派思考的主题了” ;
“左派文化一旦接受思考事实，也就是说从它自身价值方面去思考20世纪共产主义经验构成的灾难，就不得不批判它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它的阐释，批判它的那些所谓合理化建议。正是在左派的身上建立起了历史与大革命之间的距离，因为它曾经相信全部历史就在大革命承诺的希望里”。23
傅勒提起他个人的“左派”经历时曾坦言“欠了共产党的人情”，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他得以从左派资源的社会学总结中瞥见这样一种距离：偏离保持一个纯洁“源头”的想法反而能够挽救法国大革命的卓越价值。从《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看出，正因为作者对左派资源有足够的研究，任何炫耀马克思经典学识的人都逃不过他的判断。一个自言欠情的人，超越“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乃是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更好地捍卫真理之路。
在傅勒看来，共产党的学子们已经把革命史学变成了一种完全与知
识活动相脱节的纪念式史学。他本人和里歇撰写革命史书的宗旨就是要求“学院派史学与新雅各宾学术传统之间的一贯冲突让位给真正的和公开的学术讨论”。24
在发出这种提请恢复学理秩序的呼声的同时，傅勒也根据勒费弗尔的一项研究成果从阐释层面提出革命史的多元化角度：不赞成将法国大革命思作单一整体，而应根据长时段史料建立多种革命交错或并行的观念，尤其通过重构革命行为方式来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的事件全貌。傅勒甚至对革命的宿命论或必然性提出质疑。他认为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某些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深入研究革命的起源必承认“革命史中包含了部分偶然的事故性因素”。25
这种“事故性”原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导致法国大革命失控，在傅勒之前几乎是主流革命史学的一块禁猎地，尽管托克维尔已经涉足过其中的某些地段。
这个思路大约在10年后成熟。傅勒于1978年发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严格说来, 这本书由四篇论文组成,
分作上下篇。上篇相当于总论性质的导言, 勾画了一种概念史的方法,
其中心观念是在革命史中引入批判理论。下篇是对两份史学文献（托克维尔和古参）的解读；有趣的是，傅勒发现并非在治史方法上“长时段”概念就优于“短时段”概念，两者的优劣取决于对象和经验。这本书提出结束对历史记忆中大革命所包含的虚幻性东西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这不是说，傅勒主张给法国大革命打上日期并收进档案。结束，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进行某种基本的修正，停止在学术上继续把法国大革命作为当下政治辩论的资本投给未来；其次，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清理革命史学中以人物的历史行为方式掩盖“民主悖论”的通史观点。反通史只是一个转换的说法。对傅勒来说，后一个方面才是革命史今后真正的学术方向。因为，迄今为止讨论革命意义的所有法国文献仅仅是把革命作为一个共和纪元的奠基事件并给它一个合法日期而已，没有触及革命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代议制这部失败的历史。
回避大革命的“民主悖论”恰恰是法国人的“历史情结”。这对给革命以一个真实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好处，在傅勒看来是大有疑问的。这不仅仅牵涉到学术论争，甚至就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普适价值”而言，法国史学并没有提供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常年的学院派史学把法国大革命限定在经济社会史的长时段视野中，其结果反而是使那个事件变成一切通史具有的东西，要么使它的暴力（反民主）特征消解或“合理化”，要么使它变成苏俄式二次革命的“双重扳机”。傅勒指出，时至今日法国大革命仍然是一个具有最大不透明性的事件。就像托克维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只想看到革命的人，法国大革命将永远是一片晦暗。”26
按傅勒的看法，长时段只能解决革命的起源问题；要解释法国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必须“重新发掘原原本本的政治分析”。回到概念化，回到短时段的政治史解读，也就是从“民主的悖论”这一现象去分析那个10年史期的实际情形,
才有可能给出一个合理的总结。
在80年代末以前,
这种提请恢复学理秩序的呼声虽然发聋振聩，但似乎产生的论战多于实际效果。身为学院派史学家的傅勒本人就惊异于他在这个场所里常年看到的景象：大革命史学中令人敬畏的嚼舌头更甚于政治意识形态。不过，经历那些论战年代之后，某种变化也预示了一个重大的学术方向：阐释1789年以来的法国代议制演变史,
以期给法国大革命的“普适价值”以一种明晰的、可理解的含义（下面还会谈到这一问题）。诚如傅勒指出,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种普适的“民主文化”,但法国大革命最神秘之处却在于它同时又是民主的一个悖论。27
这不是用行动者的主观愿望和马基雅弗利式的政治行动理论就能一劳永逸地解释的。革命起草了代议制的同时，又经由雅各宾主义而逾越了宪政革命。民主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历史的二元性自身也同时包容了一个反命题的类型,类似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讲的“自由相对于价值的不可逆转的综合症”就是“自由社会”本身28。
按照傅勒的看法，托克维尔早已揣测到这个中心问题：这场革命有它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说革命的整部历史都处在这些原因里。明智的做法是把“作为史案（全部原因与后果）的大革命同作为变革方式（亦即作为集体行动的特殊动力）的大革命”区别开来。29
这条路子的好处在于可以破除作为历史时期的革命特有的不透明性，反映在史学上则是那种“混合体裁”的通史特征的东西。盘点这份遗产，必须在民主观念和历史行为方式之间建立起历史阐释和批评的一切距离。
任何历史批判理论的尝试必然包含知识重建。傅勒身上有一种可能来自他青年时代文学气质的东西，非但没有损害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反而给他带来历史散文写作者通常少有的那种词语智慧。一种激扬文字的个性。这是一个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人的大革命激情：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读《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精于文理章法，尤感叹其文章魅力，就连论敌也承认书中“妙语叠出”30。
风格并非思想的代价，而恰恰是思想的补充。这与作者一贯倡导的史家风范有关：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才是好奇心的真正朋友。
一般认为，自马鲁的著作问世以后，与批判哲学相联系的反事件史已从历史编纂中消灭了叙事。傅勒建议恢复“短时段”的地位，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眼光可以回到事件上来，但不是重建事件史，而是将事件分解：概念化。
历史事件的概念化,这个理论的阐述最初见于保罗 · 梵纳（Paul
Veyne）1971年发表的那本颇为繁杂的方法论著作《怎样写历史》。这里暂不详涉傅勒与梵纳的异同31。傅勒抱怨法国学院派中“那些统称历史学家者，并无从事非叙事性的政治史的习惯，或者是将短时段同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习惯”。32
这种批评指涉显然宽泛了。矛头对准的是60年代以后法国整个学院派的史学风气，包括年鉴派的长时段理论。但更准确地说，傅勒是想用某种概念史去修正他的老师拉布鲁斯和共产党史学家索布尔的经济社会史方法。此时他脑海里已经装着一个三位一体的方案：政治解读，反通史叙事法，重建历史批判理论。这种方法是否过于狭窄和偏激，暂且不论。
与学人追逐时髦理论的姿态相反，傅勒在19世纪的史学资源（
托克维尔、基佐、米什莱）中看到了重建历史批评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傅勒坚信只有保守政治哲学能够建立一种批判尺度。谈到基佐的革命史著作时，傅勒指出正是政治保守主义使基佐得以从奠基性事件的神话中抽身出来。可是,19世纪的批判精神也远逝了。法国大革命成了一个刁蛮的左派“君王”，以致于学界中人一涉及革命史就“惟恐在历史与哲学批评中带上兴师问罪的风格和习气”。
革命既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被冷却了的对象”，也是一个丧失了年代的“热”对象,
尤其在20世纪，乃至今天。对于傅勒来说，这个历史对象还在当代的政治场域中主导着未来的表现，还革命以其与生俱来的政治阐释权利恰恰可以解决一个法国往事经由历史学延入当代史的那种特殊性，因为“大革命有生辰而无卒年”33
;就法国事件所开创的政治文化远未被穷尽而言，这个往事仍然是我们的当代史。尤其在左派史学内部，由于某种既定的知识成因（饶勒斯、马克思），产生于历史阐释的话语往往被用来作为当下时代的解释机制并成为政治场域扩大的依据，结果苏联的例子不可避免地像一支回飞镖那样飞回来击中它的法国“源头”。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初步表述的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他考察当代政治形态（十月革命和极权主义起源）的基础（《一个幻想的往事》）。
在60年代法国学术多中心化的趋势中, 雅各宾“学术班子”34
是一个怪异现象。傅勒致力于推动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个人工作室。最初的念头可能是写一部有个人独创性的史论。 据莫娜 ·
奥祖夫的说法,傅勒在拉布鲁斯的研究班子里感到无所适从 ;后来他转向“政治史”思路，并形成这样一个看法：革命史的最大启示就是
“政治上的唯意志论者必败”，看来得重新思考牵涉到民主社会成败的那部分“政制”问题。35
这个思路一直持续到《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完成和发表。但这部书的主旨不是阐释大革命的“政制”内容，而是清理外围工事的种种错误解释。此书引发了第二次论战。这场论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祭的官方庆典结束之后。论战的主要对手是新史学精神史领域最卓越的建树人之一、巴黎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傅勒师从拉布鲁斯时的同门学兄沃维尔。他指责傅勒这部论著交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是一部“闪闪烁烁的、不真实的、死亡的”历史。36
针对傅勒关于“革命结束了”的说法, 沃维尔1979年发表《大革命结束了吗？》一文37，
针锋相对地反问他昔日的同窗：大革命“对谁结束了？对雅各宾主义的老战士们，还是对傅勒，对我们整个的‘修正主义’一代？”沃维尔承认长时段视野的确导致革命史忽略了“权力、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但他认为傅勒的“概念史”在方法上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史料来支持,
仅按19世纪的某种政治解读法把大革命简化为“观念－力量”斗争史而已。沃维尔还反驳说，既然傅勒以托克维尔和古参为参照，事实上也将大革命置于“连续性”和“中断”这两个时间概念之中，所不同的是傅勒找到了别的“革命史之父”。
这种另辟蹊径恐怕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趣味问题。回到托克维尔或重新发现古参，并非绕道或舍本逐末，而是重拾被当代学人搁置的两个基本难题。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革命》一书远不如他那本论美国民主的著作那么鼓舞人心；究其原因，无非是这本讨论制度与革命的书对1789年法国事件采取了并不亚于柏克的批评态度。一个已经洞察到法国大革命那种“活跃而焦虑的、富有智慧和创新的、雄心勃勃的新社会民主精神”38
的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在雅各宾史学传统下，法国历史学家要么对这个问题茫然不得其解，要么有意无意地绕了过去。就法国文献而言，托克维尔的这种命运无疑是法国思想的半个悲剧。将托克维尔的思想肢解成“美国的”和“法国的”两半，未加解释就绕过或舍弃后半，必然带来阐释方面的不能自圆其说。至少对19世纪一个伟大的民主阐释者来说，他的思想被后人割裂了,并且被安上诸如“历史眼光的局限性”那类毫无意义的说法。
诚如傅勒指出，《旧制度与革命》这部书是近代民主政治史文献中的“可怜的长辈”，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就个人著作的学力和知识特点而言，《旧制度与革命》这部未完成的书无论在制度阐释（尤其公民社会演进过程考察的广度）方面，还是在民主文化成因及其制度化的探讨方面，都远比他那本论美国民主的书要深刻得多。奇怪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却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原因在此就不深涉了。不过指出一点是必要的：至今我们对民主概念的崇拜超过了批判精神。傅勒在历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就是修正这种东西。
这个思路以托克维尔和古参的思想资源为依据。这两种资源相隔半
个多世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革命》一书出版于1856年,
古参短暂的历史学家生涯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按傅勒本人的看法，这两种资源“互补多于悖逆”。古参是一个埋没者被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情形则十分特殊。他那部被广泛征引的伟大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可能掩盖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民主制度化的局限性39。
大致说来,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这样一个晚近事件的思考引向长时段的古典史解释，而古参则是从天主教的保守传统回到一个相对晚近的政治事件。所以这两个人永远不会碰到一起。
可是，傅勒所说的“互补”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不必拘泥于连续性和中断这些史学研究的框架,
托克维尔和古参就会在20世纪走到一起：二人都从同一个事件中预见到了后来延入我们当代史的那种前极权主义性质的东西,
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东西竟包含在18世纪最激进的民主事件之中。这种“民主悖论”的起源是否包含一种来自历史几何学观念的二元论？这个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辩论中尚未成为一个主题，但民主的“二律背反”
( antinomia
)似乎已是学界接受的一个术语。傅勒倾向于将它归入知识和道德范畴。虽然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讨论“革命合法性”是较晚近的事（施米特认为有关革命合法性问题的提出是从霍布斯开始的40
），但这种合法性之争经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仅举这些主要的思想资源）的积累，足以在今天作为一个问题摆到讨论桌上来：民主的自我纠偏在知识的结构内将始终纠缠着制度创新。至少在法国知识界，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41
托克维尔从源头去考察革命，古参从事件的终点反思革命。两者在时间上形成前和后的衔接。托克维尔暂时把法国大革命的事件方式和过程放到括弧里，只从长时段去考察革命的起源。这样他就看到“革命只是规范了和调整了一桩大事业的效果并使之合法化”而已；“革命不过是旧制度社会中各种起作用倾向的结局和圆满完成，而非对法兰西及法国人的一种激进改造”。42
这样一种总体解释必然要借助古典政治哲学关于公民社会构成性划分的尺度：王权、贵族、第三等级，或行政中央集权（古典专制形式下的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说明,
为什么在法国以外，资产阶级无需借助革命就可以登上19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的历史舞台。在傅勒看来，托克维尔的新颖之处在于“更新了王权扩大这一古典主题”，正是行政国家和公共制度的完善得以对公民社会施加影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革命》第二卷第一章的一条附注中写到：在欧洲，自中世末期以降，“罗马法到处使公民社会趋于完善，同时倾向于使政治社会衰落”。43
这个历史悖论的含义就在于，君主制政治上的牢固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必然被削弱。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国，尤其在路易十四之后强大的中央行政国家之下，反而是民主观念逐渐取代自由贵族观念，亦即公权观念取代特权观念。
傅勒认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革命》一书中分析的“民主”指的不是一种“社会状态”，而是“精神状态”
;这个说法显然是欠说服力的。“民主”一词的涵义在托克维尔那里并不单纯指条件平等，它也包含自由; 在他前期讨论美国民主的思路中,
作为政治权利的自由概念甚至高于法的平等状况，而法恰恰是规范这两者的东西
44。托克维尔分析的前革命社会的公民关系正是民主的一种脆弱形构。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 譬如莱奥 ·
斯特劳斯在讨论柏拉图《弥诺斯篇》时分析的“普适协议”45 ),
未成文法恰恰可以规范“正义的事情”。民主最广远的基础在于公民社会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而这种关系在古典时代是由自然法和未成文法来规定的。取消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一切空间，必然产生以国家名义的极权主义专制形态（托克维尔称为主权名义下的“多数人暴政”）。近代保守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以降低（或改良
）政治社会为代价来保障公民社会的空间。16世纪的法国释法者如霍特曼（Fran?ois Hotman）为缓解王权专制而通过解释罗马法来推动民族国家的组建，结果成为欧洲现代行政国家的先河。
托克维尔曾指出，英国革命后的法律制度虽然残留贵族政治的种种弊端，但随着社会状态和政治宪法转向民主，英国的习惯法却能够保障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46；而在法国革命的事件里，共和三年的“行政宪法”较之革命者起草的一切政治宪纲反而能在革命后的法国历史时间中站得住脚。这是因为，民主的奠基性事件远不是对国家和人的一种激进改造，而是通过宪政框架给公民社会以法的地位。法国大革命未能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其结果是以平等名义实践的“人民主权”变成了对自由个人的压迫。当权力与社会的一切距离被取消，维系自由个人关系的那种公民社会空间便不存在了。这就是托克维尔的最终观察：“法国大革命粉碎了这些社会联系，未能代之以政治联系，结果是革命同时准备了平等和奴役。”此结论见于《旧制度与革命》第三章的一个附注。47
从托克维尔我们可以看到傅勒概念史的特点。回到政治解读并非意味着历史方法的单一化。即便我们不强调历史学那种容易感染一切的跨学科并发症，一切历史阐释都可能是政治史。更不用说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对象的那种特殊性了。傅勒解开了一份思想文献的个案。至少他把被悬置的后半个托克维尔的脑袋位置给调整过来了，并且提供了学人可以接受的一种经典解读。这是《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最出色的部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习语，如果不是指某个往事内涵的延伸，那就不会有多大的当代含义，至多是某个历史文本在时间的延续中带上新的阐释者赋予它的美学印记而已。傅勒从一个往事的回溯性幻想中发现了20世纪历史的一个悲剧根源：法国大革命是当代极权主义的母体。认真讲出这事是需要勇气的，尤其当你是一个大革命史学家。傅勒指出：“19世纪相信共和国
;20世纪相信革命。”这是就历史意识相区别的主导倾向而言的。1789年以后,自由主义者们的共同想法是结束革命,
或者说以一种平静的革命来完成业已起草的宪政方案。在欧洲, 可以说19世纪致力于建构现代民主的代议制
;而与此相对立的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它以人类解放的名义继续重复革命的救世论。
法国革命的历史阐释产生了绝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想象。无论对今日的保守自由主义还是左翼知识界，证实这种亲缘性实在是一个感伤和无奈的观察结果。早在傅勒之前，施米特就已提到过“法国大革命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后续形式”,
只不过他从革命的合法性（jus revolutionis ）去追溯根源，倾向于把它看作新教改革的非神学化版本。48
而且施米特从国家理论和法哲学的角度考察过卢梭的“公意”理论。在泛神论的世界图像里，处在世界以外的主权者毕竟还是世界这部“大机器”的一个装配者；而当革命终于使“主权者”（人民）变成“制宪权”之后，此种集一切权力的“公意”也就在一神论的外观下成为唯一的合法性，独裁也随之而来。施米特接着在分析柯特斯（Donoso
Cortès）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指出，对于天主教自由主义者来说,1848年革命再次提供例证：公权理论进步的背后也带着“独裁”的影子。当代思想的这种悖谬的同源性由于极权主义的出现而变得严重了。这就需要思考,
是什么导致20世纪的革命观念转移了19世纪的宪政方案？
傅勒似乎倾向于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政治的或宗教的认同机制。因为哪怕再人格化的独裁制度，其理论上的特征最终都归结为某种转化为政治动力和意识形态的知识性幻想。20世纪的革命理论即是一例
; 它仿照1793年的雅各宾“恐怖政策”,将它纳入某种历史“必要性”的解释机制，应用于古拉格群岛那样前所未有的政治场域,
结果演变成20世纪极权主义特有的肃反、公安专政、改造人的理论。
在当代思想里，这种“范式”的来源长期被历史范畴遮蔽了。傅勒在《1789－1917：往返》一文中指出，法国大革命至少在两种人之中都制造了一种“认同－排异”关系。作为革命“后嗣”的自由主义者不太喜欢人们给他们出具一张来自革命暴力的“出生证”，而社会主义者或左派则因怀疑89年的原则而坚信革命的教理。49
对于后者来说, 这种认同关系之中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将法国大革命全部政治关系综合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单一公式。于是历史必须绕过19世纪。
1917年成了二次革命开创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取代了宪政,
却依然保存1789年往事的最纯粹的来源：人民主权。这个世俗化的“神权”不再给宪政留下任何余地。没有公民社会了，权力等同于社会；“经由公意，王者人民从此神秘地与权力重合；这个信仰成了极权主义之母”。50
这里触及的是“主权”起源的那种前政治自然法的性质（因而也是革命合法性的那种普适性的神权特征）。稍加比较我们会发现，施米特的深刻就在于将此种抽象物的本质放进“政治神学”的法哲学领域来详查；而傅勒的分析过于直接,
缺少一个论证中介。这也可以理解,
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不会把讨论历史哲学作为他分内的主要工作。不过傅勒有句话说得好：社会契约持有人乃是“藏在黑夜里的公意”。这个但丁式的比喻道出了卢梭的悲观主义真理：在法与事实之间，“公意”将永远是落进黑暗的民主；不可能找到能同理论相结合的民主实践。
按卢梭的定义，组成公意的每个公民的权力是不可转让的，因而是不能被代表的，所以任何代议制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可是民主的发明恰恰是人类自由的要求。当1789年的革命者实践卢梭的方案时,
结果是民主的最严谨的表述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民主”。如果从柏克算起，民主在法国经验中的那种近乎古典悲剧的情节在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者之间引起的政治哲学讨论已经持续了两百年。它成了两个版本的来源。至今，有关法国革命和英美革命两个版本的争论远未结束。
卢梭思想引出的歧义超过它的魅力。在人的自由方面，卢梭提出最激进的解决方案，同时又预言了“民主的悖论”：在严酷的民主和完美的霍布斯主义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这个近乎天启的预言迫使西哀士等宪政派政治家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设想一个中项；从容器转向内容；从普适性转向内核：代议制。从理论上讲，政治民主即便没有第三条道路，也不见得就导致“严酷的”革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政治场域出了问题。傅勒把它归咎于革命者过早偏离了宪政方案；既然代议制“已经被作为启蒙哲学的社会学对应物而起草完成了”；它是有来源的，有材料和携带人的，因此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只能归咎于革命者未等工匠搭起房子就“让材料早早发火和点燃携带人的革命计划”。另一层原因：政治不是一个可界定的对象，那种场域性的因素超出了人的想象力。傅勒援引米拉波的话说
: 1789年是没有先例的，“那时的政治家们‘观念超前'，
他们在政治行动的方式上只好临场发挥了”51。这两种理由不管哪一种，都引向显露事件特征的那种历史行为方式。这已经是古参的思路了，也是《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最后章节的内容。
傅勒认为，在革命史学里，古参的著作最有原创性的地方就在于将雅各宾现象揭示为一种由“思想学社”转化而来的社会政治类型。这个推论的资料来源并不新,
它来自保守思想的一个传统论点，即18世纪末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建立“知识分子共和国”的著名说法。古参的创新在于他以新的社会学术语将雅各宾现象放到社会政治层面：雅各宾主义是在“社会公论”名义下的集体意志、学社专政和权力的社会化。这样，古参就触到了“法国大革命最神秘的地方：它的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52
;
这种动力在1793年第一次显露出极权主义的征象：革命恐怖。傅勒是这样概述这一思路的：此种“思想社会一旦上升到其曲线的最高点，就变成一个政党,自命代表社会和国家，处于对等地位”
;“93年秋：正式宣布公安专政, 它成为大革命的真相。在古参的用词里,
公安专政标志着‘社会公论’的胜利，它从此成为社会的唯一代表者，而社会则被重新命名为‘人民’；至于它的工具，即学社专政，则成为雅各宾主义的核心……这不是在文学共和国里统治，也不是在社会里统治，而是对社会实行统治”。53
当革命成为一种超越历史的唯意志论并靠指定假想敌（阴谋论）来建立新秩序时，就会发生傅勒所说的历史主体“消失于政治场域组建”的那种悲剧。1793年如此,
20世纪也是如此 ;政治上：肃反、大清洗、改造人 ;取消投票权 ;
实行公安专政、集体领导制（“雅各宾主义是一种天天靠集体赞同来神秘地推动的制度”54
）;以“人民专政”的名义（雅各宾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取消公共自由，取消公民社会与权力之间的一切距离
;社会层面：“在共识对思想的恐怖主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权力对人和事的恐怖主义 —— 古参称之为：人身社会化，尔后财产社会化”。55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上述现象并不陌生。有趣的是,
巴黎大学革命史教授沃维尔在一篇批评“修正主义史学”的文章中提及他遇到的“中国历史学家”宣称：“我们是热月党人。”56沃维尔这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底。可是从那个日期以来，我并未看到中国“热月派”历史学家的任何文章
（ 但愿是我孤陋寡闻 ）。 回头去看官方史学会编辑出版的革命史论文集57，
人们也许不会惊讶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但对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把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奉为大革命灵魂的热烈文字不会不有所沉思。由此而想到中国版本的革命“事件”，譬如“文革”。这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无论其发动者的意图如何，就它那种权力社会化的方式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实践卢梭“公意”的一个现代版本，伴随着一种改造人和社会的理论。人们甚少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正是权力社会化导致了“群众运动”、红卫兵运动以及公民对公民的大规模迫害。权力社会化是通过指定“专政对象”和“改造对象”来实现的。从社会革命意图出发改造人或再造“新人”是文革真正的社会性悲剧，尽管它也属于毛泽东重塑权力形象的一个政治方案。任何改造人的社会方案都是人的悲剧。它的最终形式就是极权主义。人们不难发现，文革（尤其红卫兵运动）充满了一种新的知识救世激情。直到多年以后，中国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中还保持着这种“救世激情”：徐友渔1999年发表的《自由的言说》一书就是这种文革激情的最暧昧的残余物。此书有一半是炫耀他自己的“造反生涯”，另一半“反思”则是凭他个人的“经验”和某些调查个案来言说红卫兵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一些“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控制头脑”的自由个人,
他们的行为特征只是“偏激和好斗”, 在“对真理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中“勇敢地承受苦难和牺牲”58。 不妨承认徐友渔列举的个案是真实的,
但红卫兵是一个运动, 而不是一部《约翰 · 克利斯朵夫》
;一个运动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政治事件，它耗尽个人的价值世界。在这种权力社会化中, 个人在“自由”中异化并不是不可能的,
其后果恐怕更甚于意识形态。徐友渔可能忘记了，正是在这种自以为创造历史的革命中，有许多人逃进这种历史或由于这种历史而失踪了。这里可以用傅勒本书中的一句话来概说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现象：“直到现时代，知识简单化仍然伴随着行使政治暴力并为之提供理由。”59
在傅勒看来，历史与当代政治“叙事”的混用，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谈到知识分子与历史的那种特殊关系时,
傅勒指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的想象历程比它的实际历史还要长60。譬如透视法国左翼知识界形成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会再次发现那种被称作“知识分子共和国”的东西，它被转嫁给苏俄革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苏俄革命也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范本。走出文革的知识分子一度思考宪政；后邓小平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一种现实：经改击败宪政思考。傅勒指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自恃拥有“革命基础”的社会，尤其拥有相对晚近“革命基础”的社会，谱写它们的当代史总是特别的难。61
1989年,一个政治时代结束。柏林墙倒塌使傅勒得以将这种“观念－现实”的漫长综合作为一个“往事”并为之写史。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被投入时间中的人重新面对一种新的历史命运。中国还是一个幻想的往事。革命还在继续言说，仿佛那是新世界的一道灵光。这里不妨借用保罗
· 利科的一个说法：在思想的庇护下，“事件、年表和伟人重又归来。”62
法国大革命发明了什么？如果我们稍微注意本书上篇第5章结尾那个小小的过渡句，我们会看见作者的一个思路：给古参的大革命划上句号，我们就“从古参走向了托克维尔”。从这里，事件的结束敞开了它自身多种可能性的解释：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倒台，社会收回了它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但法国大革命的普适性并不限于体现在这个日子。它的意义在前，1789年的宣言；也可能往后，下溯到于勒
· 费礼。
傅勒从大革命的“下游”去阐释它的结果。这就是他在《共和国的奠基人于勒 · 费礼》63
一书中所作的尝试。费礼在革命近100年后建立了现代民主制的公共自由，还首次开办公立学校，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是起源性质的东西。所以傅勒最后承认1789年是一个起源的日期：民主文化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大事降临。就像政治上的怪异本身也构成了它的魅力一样，法国事件的普适性就在它自身的悖论之中：“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过渡，而是一个起源和关于起源的幻想。这就是它身上创造了历史价值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正是这种‘独一无二’后来成了普适的价值：民主的初次试验。”64
诚如傅勒指出, 人们只看到柏克对法国的批判,
其实柏克之后欧洲文化分成了两个历史版本。柏克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怪异性”，其实是从英国习惯法 ( common law
)作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柏克看到法国的事件打破了欧洲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欧洲文明的连续性，它其实是由英法历史上共同的公民自由权观念奠定的，即托克维尔在长时段视野中试图把握的那种已经具备普适性的东西，只不过英国人将体现在习惯法中的这些承袭原则放在第一位并铸成神圣的成文法
( statute law )
;法国人则希望一天之内就将它在缓慢的时间流程中必然要显露的内容提前公布于世。这个必然显露的内容就是：人权。法国革命带给世界的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原则：由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其基础不再依照自然的、承袭的、有等级的自由概念，而是依照“人权”这个普遍原则。傅勒甚至认为英美革命的“天赋人权”说未脱古老的“宗教外观”，因为社会进步仍被思作一个自然秩序或造物主的秩序。这个说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施米特等人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过神权与自然法的关系。总之，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1789年的遗产之间的距离一直未能填补。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现代民主还在从柏克对比的这两个版本中汲取资源，却始终未能使两者汇合”65。
如果革命是一种政治想象，那末它也是一种话语。“为什么这种话语要由法国人来发明呢？”傅勒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仰天长啸。也许应该换一种方式：这种话语的本质是什么？1989年,傅勒曾批评法国革命两百年祭官方活动缺少新意，那是因为仪式最后变成了“庆贺民主，忘记革命”。这话当是影射为庆典而准备的学术活动被雅各宾派的纪念性史学垄断了。如果从1982年沃维尔获文化部委托筹组“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学术委员会”算起，法国的两百年祭学术活动前后历时8年，可谓隆重之极。怎样纪念革命，最后变成了怎样透视革命。按傅勒本书中的一个说法，这种话语就是革命时期那些伟大立宪派发明的代议制。如果按他们的方案，“承认人民是可以被代表的，那就朝这种代表制的定义和使之得以诞生的程序敞开了道路：这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由制宪议会首创的制度”66。这样，法国大革命的真谛就不再单纯是人所亲历的一个事件，而是超越了事件亲历者的一个制度性构想。
1989年的学术转向不仅改变了一种历史写作,也使得一种被“历史学”掩盖的东西浮现出来，它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不再是雅各宾主义，而是人权和代议制。这是《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未能完成的一个阐释主题，但作者在书中已经绘出路径。顺便提一句，此书是为已经充分掌握史料的历史学专业人士而写的，译者不得不为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和事件加注。这可能加重了出版商的负担，但对公众阅读这本书想必是有所助益的。凡译者所加注释,
一律以“译注”或“译按”标明, 以免鱼目混珠 ;又，译文中个别地方为避免语义混淆而添加的字句，亦以方括弧标出。
我从坊间注意到，在傅勒之后，一批学人正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普适性。这个动态可能成为革命史学更新的一个机会，也将给现代政治民主制度的阐释带来新的思考。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马塞尔 · 高谢的两本近著：《人权革命》（1989）和《权力革命》(1995) 67 ;
前书是对1789年8月26日《人权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
全部17个条款的分析，后书考察法国大革命在代议制方面的成败与得失。另外我还要提到年轻史学家罗森瓦隆的工作。他近年致力于研究法国代议制的历史沿革68。2002年3月28日，他在法兰西公学（
Collège de France）正式就任现当代史讲座教授暨首堂课开讲仪式上提到一个已经不能来听他讲课的人 ——
“一位大师和朋友”,他作为弟子受过他的帮助,而且他的首讲题目就是循这个人的思路而来的：《阐述一种政制概念史》69。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弗朗索瓦
· 傅勒。
（2004年夏，巴黎）
【注释】
1 拿破仑 · 波拿巴此语见于1799年12月15日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
宣布新宪法时的讲演：“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一般认为，这个日期标志着历时十年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大革命事件的结束。
2 保罗 · 利科（Paul Ricoeur）：《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3 转引自沃维尔（Michel Vovelle）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E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93年，第95页。
4参看 Fran?ois Bédarida主编《法国史学五十年（1945-1995）》（L'Histoire et le
métier d'historien en France 1945-1995），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巴黎，1995年;Jacques Le Goff和Nicolas Roussellier为该书所作序言，第13页。
5 参看《罗伯斯庇尔、革命与恐怖政策》，《历史》（L'Histoire）杂志，第177期，巴黎，1994年5月，第34－53页。
6 沃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修正主义阐释的思考》（ Réflexions sur l'interprétation
révisionn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载《美国法国史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12月27-30日；第16卷,
1990年，第4期。另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93年,
第95页。
7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Editions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corrigée, Paris, 1983年, 第17页。
8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84页。
9 傅勒逝世后，其1958-1997年为《法兰西观察家》（ 后更名《新观察家》）杂志撰写的书评及文章由挚友莫娜 ·
奥祖夫辑录成书《一个人的知识道路》( Un Itinéraire intellectuel ) ,1999年由巴黎Calmann-
Lévy出版社出版。
10 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同上，第93-94页。
11 有关傅勒对革命与天主教的看法,可参看1989年他与巴黎大主教卢斯蒂杰（Jean-Marie Lustiger）的长篇谈话：《教会、革命与人权》;
这篇谈话收于《论争》杂志社编辑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年祭文集《1789 : 纪念》（1789：La Commémoration）, 巴黎,
Editions Gallimard , folio, 1999年, 第130－173页。
12 傅勒1961年发表他同阿德林 · 多马尔合作完成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会结构和联系》（Structure et
relations à Paris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巴黎，Armand
Colin，1961年。
13 1951年勒费弗尔提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降世”的概念之后,
资产阶级革命的论点成了法国学院派革命史的主导思路，并由索布尔（勒费弗尔的弟子）阐发成一种新雅各宾派阐释体系，即建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之上的历史中断说和新时代降世说。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从长时段着眼，在旧制度史的史料发掘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悖谬的是，革命史的阐释反而僵化甚至步入死胡同。自英国学者柯班（Alfred
Cobban）50年代在其《法国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批评法国学者虚构大革命完成了法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神话之后，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修正主义”学派论点既带来新的空气，也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学术界形成敏感的气候。英国学者几乎在革命史的所有重大领域提出了新的论说。萨瑟兰(Donald
M.G. Sutherland )质疑把启蒙思想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来源的论点;泰勒（George Taylor）和卢卡斯（Colin
Lucas）论证革命的社会政治动力主要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占主导地位的贵族（或非贵族）精英;至于柯班，他完全质疑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社会，认为革命后形成的法国社会是大地产主和传统贵族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有关英美修正主义学派的主要论点，可参看Jacques
Solé 的综合著作La Révolutionen questions ,巴黎，Editions du Seuil，1988年。
14 柯班（Alfred Cobban）的《法国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发表于1955年。泰勒（ George V. Taylor ）的《法国大革命起源无资本主义说》（ Non
Capitalist Wealth at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发表于1967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A.H.R，1976，p.469-496.
15 沃维尔：《两百周年前夕的法国革命史学（I）》，载《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AHRF），1988年第一期；
另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 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93年，第64页。
16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9页。
17 这篇译序写完后，我获得莫娜 ·
奥祖夫提供的一份有关傅勒生平的简要资料，其中谈到傅勒早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一段经历：“对于1945年刚满18岁的年轻人，如果我们还记得那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声名狼藉的话，只有两个可考虑的选择：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青年傅勒的眼里，两者都有民族主义狭隘性之嫌，但只有这两者能让人忘记战败的悲剧。对于一个不信救世主的共和派家族传统来说，在这两者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犹豫。所以在1949年冷战全面爆发之时,
傅勒加入了共产党；他后来说，他这样做很不是时候。他曾经多次解释，为什么那时加入法共能够充实资产阶级青年的愿望，因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青年自知是特权者，内心总有一种黯淡的负罪感：加入共产党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保持一种神秘地依附工人阶级的幻觉，而通过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机制，这种归属还给他们提供一种全面解释世界的快慰。”据莫娜
·
奥祖夫说，1953年的柏林事件动摇了傅勒短暂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傅勒就与共产党决裂了。不过傅勒后来多次承认，“他欠了共产党的人情，因为毕竟从共产党那里学了一点东西。总之,自从那种魅力破灭之后,没等制度崩溃暴露出它的灾难性的总结，处于其中的政治文化风景对傅勒来说已经彻底改变了”（Les
historiens，Armand Colin / VUEF，巴黎，2003年，第284－286页）。傅勒涉及他本人这段“共产党员经历”的自述亦见于他所著
《一个幻想的往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
一书序言：“我跟我在此处理的主题有一段生平关系。‘一个幻想的往事’：我只要回到我的青年时代就能找到它；那时，从1949年到1956年，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今天尝试理解的问题与我的经历分不开。我从内部亲历过那种幻想，如今我顺着往事之路回到它最为流行的一个时代。在我为之写史的时候，我应该为那段往事后悔吗？我不这样想。”（Le
Passéd'uneillusion, 巴黎，Robert Laffont / Calmann-Lévy，1995年, 第15页）。
18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32页。
19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67页。
20 沃维尔：《大革命结束了吗？》，载La Nouvelle Critique，1979年2月；
另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同上，第87-88页。
21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221页。
22 蒙田：《随笔集》，?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2，第389页。
23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24 -25页。
24 傅勒和里歇：《法国革命史》（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73年再版前言 ; 巴黎,
Fayard，1973年，第7页。这部史书1965年初版（Hachette版本）主要面向公众，其版式设计成两卷插图本；1973年新版为方便学者使用,将两卷本合为一卷本,同时去掉了所有插图，仅保留资料性的数据图表,
同时在每章前面增加一节提示性引言。
25 同上书，第8页。
2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革命》，?uvresIII（textes présentés par Fran?ois Furet et
Fran?ois Mélonio），巴黎，Edition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4年，第298页。
27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41页。
28 卡尔 · 施米特：《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法译本，巴黎，Editions
Gallimard，1988年，第181页。
29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34页。
30 米歇尔 · 沃维尔语。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同上，第88页。
31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傅勒的史论著作《历史工作室》（L'Atelier de l'histoire）, 巴黎,
Flammarion , 1982年。
32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249页。
33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5-16页。
34 从50年代末起，拉布鲁斯在其执掌的巴黎大学经济 /
社会史讲座四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研究班子,成员多达五六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国学者和正在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傅勒当时在这个班子里承担“18世纪巴黎社会结构和联系”研究课题。
拉布鲁斯的“经济、社会、政治”综合研究方法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汇合是这个时期的法国史学主流。拉布鲁斯那篇1948年有关革命起源问题的著名讲演《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在60年代似乎重又成为一面旗帜。拉布鲁斯有句名言：“每隔十年就有经济危机，但不会每隔十年就有革命。”此说被称为“间周期论”。但拉布鲁斯很快就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1964年罗兰
· 穆尼埃 (Roland Mousnier) 发表《社会结构研究中的方法问题》质疑拉布鲁斯,并重整旗鼓回到古典社会史研究方法
;革命史讲座教授索布尔也批评拉布鲁斯将革命史“社会学化”，势必导致革命史这一独立课题被淹没于计量史的精细方法和连续性的漫长空间。此后拉布鲁斯班子破裂，人员四散,
各有归属，知识更新呼声再起。面对学术流变和新人离叛，拉布鲁斯在1965年的一个史学研讨会上邀请学人转向以“历史人类学”为旗号的后年鉴派史学（又称“新史学”），标志着法国学院式的经济社会史集体研究工程的结束，“个人工作室”时代的开始。
35 参看《历史学家》（Les historiens）,Armand Colin / VUEF，巴黎，2003年，第285-286页。
36 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同上，第93页。
37 沃维尔此文最初是为《历史》（L'Histoire）杂志撰写的，但该杂志编委会收到手稿后拒绝发表
;后来刊登在《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 杂志上。以下引文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 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fran?aise)，同上，第87-94页。
3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革命》 ;?uvres III（textes présentés par Fran?ois Furet et
Fran?ois Mélonio）, 巴黎，Editions 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4年，第301页。
39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乐观地认为民主社会可能发生的“多数人的暴政”可通过个人的“政治独立”来加以纠正 ;参看Leo
Stauss 和 Joseph Cropsey主编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Marvin Zetterbaum撰写的“托克维尔”部分。而在《旧制度与革命》中，上述观点被修改为“人民专政”（dictature
populaire）无法保障“个人反对国家”。参看《旧制度与革命》第三卷第八章有关在民主制度中重复设置“自由制度”（“人民专政”的又一说法）的段落，以及第四章有关英国行政法的注释
;?uvresIII，同上，第297页，第299－300页。
40 参看卡尔 · 施米特《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法译本，巴黎，Editions
Gallimard，1988年，第165－166页。
41
法国学界最近的一个新动向是考察民主观念的社会化从“人民主权”到代议制的演变过程。这部漫长的民主史，其时间跨度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已越过两百年。两个事件都在不同的日期开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但无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问题，还是两百年后东欧的转型和制度重建，民主仍然是历史中一种具有可变量的价值体系。可参看罗森瓦隆（Pierre
Rosanvallon ）的近作《未完成的民主》（La démocratie inachevdée），巴黎，Editions
Gallimard，2000年。
42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76-177页。
4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革命》;?uvres III（textes présentés par Fran?ois Furet et
Fran?ois Mélonio）, 巴黎，Editions 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4年，第244－245页。
44 譬如托克维尔认为, 相对于中央权力的外省自由是很古老的, 与习惯、风俗和回忆混在一起，而专制主义反而是新的东西 ;
只不过当权力取消普遍自由的时候，地方自由将受到限制（参看《旧制度与革命》; 托克维尔：?uvres
III，同上，第340页）。再如谈到18世纪城市的行政管理时，托克维尔认为旧时代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远不是废除一切代表制和居民干预公共事务的权利，而是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权利时而给予，时而收回，时而扩大，时而减少，并且处在法律不断的修改之中
;法国大革命在宣示公民权利的同时却最后摧毁了这些古老的社会权利（同上书，第333-334页）。
45 Leo Strauss :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 法译本, 巴黎,
PUF，1990年
;参看第四篇《论弥诺斯》，第109页。按：《弥诺斯篇》又称《论法》，其真伪学界有争议，通常收入柏拉图全集补篇。按斯特劳斯的意见，《弥诺斯篇》相当于柏拉图《法篇》的导论。
46 托克维尔的这个观察见于《旧制度与革命》第三卷第四章的一个附注。参看托克维尔：?uvres III，同上，第297-300页。
4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革命》;?uvres III，同上，第289页。
48卡尔 · 施米特：《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法译本，巴黎，Editions
Gallimard，1988年，第102页。
49 傅勒：《大革命论争集》（La Révolutionen débat）, 巴黎, Editions Gallimard,
1999年, 第175页。
50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232页。
51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71页。
52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fran?aise ) , 同上, 第221页。
53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fran?aise ) , 同上, 第230-231页。
54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fran?aise ) , 同上, 第228页。
55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fran?aise ) , 同上, 第246-247页。
56 沃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修正主义阐释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interprétation
révisionn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载《美国法国史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12月27-30日
;第16卷，1990年，第4期。另参看沃维尔文集《为法国大革命而战》( Combats po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93年, 第99页。
57 譬如《法国史论文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58 参看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39－168页。
59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37页。
60 傅勒：《一个幻想的往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Le Passé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 巴黎, Robert Laffont / Calmann-Lévy
, 1995年, 第15页。
61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15页。
62 保罗 · 利科（Paul Ricoeur）：《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中译本,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第98页。
63 傅勒：Jules Ferry，fondateur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EHESS, 1995.
64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109页。
65 傅勒：《柏克或欧洲单一历史的终结》，载《大革命论争集》（La Révolution en débat），巴黎，Editions
Gallimard，1999年，第127－154页。
66 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 , 同上, 第255页。
67 马塞尔 · 高谢 ( Marcel Gauchet ) : La Révolu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1989. La Révolution des pouvoirs.
Souveraineté, le peuple et la représentation, 1789-1799,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Bibliotheque des Histoires, 1995.
68 参看罗森瓦隆(Pierre Rosanwallon) 的三本书 : Le Sacre du citoyen,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1992.Le peuple
introuvable,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1998.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Editions Gallimard, 2000.
69 罗森瓦隆(Pierre Rosanwallon) : Pour une histoire conceptuelle du
politique( Le?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janvi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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