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年代唐宋元明清
★早在“全球化”成为自由市场的政治文化时髦用语之前，1968年全球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已经迈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所有的年轻人都处在反叛之中，他们眼中的愤怒让统治集团骇然，“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吗？” ★1968年的政治、文化和性别动荡在每一个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身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如果你要阅读传记，就不要去看传奇，“某某先生和他的时代”。而要去寻找这样的传记，在它的扉页上印着，“一个反抗自己时代的斗士”。——尼采：《历史的作用和弊病》 本书仅仅是1968年的政治日历，它一五一十地报道和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几乎每一天，都有震撼人心的事件爆发。 罗纳德．里根：一个硬派小生的强硬政策 1968年11月5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的消息传到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的时候，罗纳德．里根多少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在这位前好莱坞硬派小生看来，这是一次属于共和党人的胜利。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罗伯特．肯尼迪6月6日就在里根任州长的加州遇刺。也许，这两件事对他日后当选美国总统并没有直接影响，但1968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罗伯特．肯尼迪作为一名白人政治家，对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始终念念不忘，这使他在大选中一路领先。他的遇刺使人想起同年早先时候，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兰汽车旅馆客房的阳台上被一颗子弹洞穿了脖子。在那个怡人的夜晚，年轻的黑人们极其愤怒地走上街头，烧、砸、抢并与派来阻止他们的警察交火。 正如种族平等协会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所说：“金博士是非暴力运动最后的巨擘。非暴力已是一个死亡了的哲学。使之死亡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和反对它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10月16日墨西哥奥运会会场上，美国黑人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举起了拳头向黑人权利运动致礼，摄影师将这一瞬间凝固成了永恒的历史。 1968年，整个年轻的一代似乎都处在反叛之中。长长的头发，奇装异服，嘈杂的音乐，放荡的性行为，吸毒，印度宗教，……5月23日，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校园长达8天；在加州特拉哥夫市，6月28日开始的暴力冲突整整持续了6天，8月，芝加哥警察殴打参与游行的学生和记者；当11月6日旧金山州立学院的学生宣布罢课，州长里根新任命了强硬的早川博士担任院长，向罢课学生全面宣战。然而，赤裸裸的镇压政策却促成了加利福尼亚街头多种族的联合，黑人、墨西哥裔、拉美人、中国人和他们的白人朋友一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最终，学生的罢课被镇压，450名学生受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然而关于1968年12月那些日子的记忆在美国人的心中永远没有褪色。 胡志民：格瓦拉之后的新偶像 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然而约翰逊总统却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年初，越南战场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向白宫索要更多的部队、炸弹、坦克、战舰和飞机，声称能一劳永逸地摆平越南的战事。然而，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小国，一些装备很差的贫穷农民顽强地让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丢尽了颜面。 从北纬17度一直到最南端的金瓯半岛长达六百多英里的前线上，民族解放阵线向140个城镇发起了“春节攻势”。1月31日是越南的民族新年，那天清晨，整个世界被南越上空遍地开花的枪声惊醒。位于西贡、号称固若金汤的美国使馆大院被一支20人的游击队攻占，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三色彩旗居然在美国使馆的上空光荣地飘扬了几个小时。 整个世界为之躁动起来，全世界的反战者上街游行，西柏林约有二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呼“胡，胡，胡志明”；巴黎、罗马发生了盛大的游行，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在伦敦，2.5万人组成的巨大人流涌向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使馆。而在美国国内，约翰逊的政府遭受了猛烈抨击；美国最强壮的人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服兵役，“我和越共素来无怨。”他这样告诉新闻界。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开始说“不”，“无畏”号航空母舰上的水兵逃到瑞典寻求政治避难；一些上过战场的老兵们利用1968年全年的时间来筹划1969年的华盛顿大游行…… 玻利维亚云雾弥漫的山谷里，切．格瓦拉的尸体正在慢慢腐烂，他的照片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圣物，死去的格瓦拉成了没有任何国界的最纯粹的国际主义的象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枪声又将另一个名字嵌入了年轻人的记忆里，78岁的胡志民成为全世界的新偶像。 戴高乐：他才是臭狗屎 1968年5月11日，戴高乐从巴黎的大街小巷上看见了画着自己大鼻子的侧面像海报，海报上的标语是：“La chienlit c’est lui!（他才是臭狗屎）。”这位统治了法国10年的老将军一定后悔之前曾对参与学潮的青年学生出言不逊：“Cette chienlit（这群臭狗屎）。”两天后，也就是5月13日是戴高乐就职10周年，法国的两大工会联盟举行了有100万人参加了声讨政府的游行。接下去的日子里，整个法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到了5月29日，戴高乐对局势产生了恐慌，他在夜色的掩护下，秘密飞往设在德国的法国陆军基地，以确认能否获得军方的支持。第二年4月，戴高乐宣布退休，将总统的宝座让给了总理乔治．蓬皮杜。 亚历山大．杜布契克：布拉格不相信眼泪 1968年整个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契克都是在紧张和焦虑不安中度过的。自从7月份蒂纳河畔的谈判归来，杜布契克几乎天天都能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催问关于捷克究竟准备何时执行苏联政治局提出的要求：限制舆论自由；取缔政治团体；与华约组织保持完全一致…… 自从杜布契克被推到捷共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莫斯科方面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布拉格的挑战。杜布契克和他的同志们主张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一种保护大多数但又不排斥那些个人开设自己的小店、餐馆或企业的社会主义；取消新闻审查，要求言论自由。捷共在人民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这一切令华约组织其他一些成员“深感不安”，他们向杜布契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双方于蒂纳河畔的谈判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不欢而散。为了应付莫斯科方面的不断施压，捷共主席团成员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召开会议，当会议进行到半夜11:30分的时候，杜布契克得到了一个让他崩溃的消息：华约组织的部队已从北部、东部等多个方向侵入捷克境内，匈牙利军队则从南面入境。凌晨6点钟的时候，捷克将被完全占领。 在蒂纳河畔谈判时，面对华约组织的挑衅，捷共领导人曾向勃列日涅夫发出邀请：“希望您能来我们的国家亲眼看看。您可以选择任何您想去的地方，您将会看见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支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联盟。”于是勃列日涅夫接受了他的盟友的邀请，1968年8月21日，他派来了坦克和军队。 既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已经开始讲话，那么只有毫不留情的镇压才能重新堵住他们的嘴。捷克人陶醉在尝试“第三条道路”的空气里，以期建立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集权统治的社会体制，这样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在莫斯科看来绝对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如果眼睁睁看着捷克人“为所欲为”的话，他们就无法再阻止其他国家人民的类似要求。 在布拉格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大门前停着苏联人的坦克，漆黑的炮口对准了这栋象征国家权利中心的建筑。杜布契克等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驱赶着走过漆黑的走廊，塞进一辆装甲车，然后分别被飞机送往不同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样写到：“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像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当苏联红军的坦克驶过布拉格古老的街道时，士兵们遭受到了与1945年完全不同的礼遇。当年捷克人民满怀热望地欢迎摧毁了德国法西斯的红军战士，今天的士兵们面对的是愤怒的人群、“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 其实捷共的高层领导人都被强行带到了莫斯科，他们被最后警告：“你们现在不签字，一周后也要签；一周后不签，两周后也要签；两周后不签，一个月后还是要签。”杜布契克此时被胃痛和心脏病折磨着，头部甚至缠上了绷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在浴室不小心滑倒了。他最终在俄国人的文件上签了字。“……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契克在电台做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话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杜布契克在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流下了眼泪，他说：“我请求你们能够审时度势……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我们必须权衡轻重。”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捷克斯洛伐克与它众多邻国的对抗无异于蚍蜉撼树。正如昆德拉在书中所说，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以求可以苟延残喘。 1968年10月28日是捷克斯洛伐克50周年国庆纪念日，当晚，杜布契克来到布拉格国家剧院观看爱国歌剧《里布舍》（Libuse）。数千人的游行队伍穿过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蜂拥而至，将领袖的汽车团团围住，他们举着旗帜，高呼反对侵略军的口号，为他们的领袖欢呼，杜布契克最后只能下车走完最后100码的路程，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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