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明显矛盾的是，道德因素对于试图在某个等级制中得到提升的人越是重要，那个等级制选拔的高层领导人相对来说就越是可能不在乎道德因素。
在美国的实践中，官僚小集团涉及的人员极少超过五六人，20人以上的小集团则更为罕见。但在中国则不同，少于20个人的小集团会同样罕见。
没有与专制权力打过交道的人会认为，政治人要想知道其上级的真实愿望，可以去问嘛。有两方面的考虑常常会阻碍下级利用这种应急手段：首先，领导可能不予回答；其次，仅仅因提出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毁掉这位下级前程。
西方社会中唯一重要的类似于中国都察院作用的例子是审计。雇用外界的审计事务所，或在大型等级组织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审计部门，每年由独立会计事务所代表股东检查低层雇员的监守自盗，所有这些做法在形式上都相当像都察院。
Overview
First published in 1965, the book
analyzed political governmental processes in an environment increasingly
defined by collectivization. It clarifies not only the limits of
bureaucratic activity, but also the importance of spontaneous orders for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outside those limits and generating the ve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which liberal democracy can evolve and sustain.
About Gordon Tullock
Born: Feb 13, 1922
Died: Nov 03, 2014
An economist and a sociologist who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on public choice theory. He wa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Service from 1947 until 1956, serving in China,
Hong Kong, and Korea.
内容简介
《官僚体制的政治》内容简介：“我们每天的饭食，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得自他们自利的算计。”这恐怕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最有名的说法了。自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的恰当作用，就是他们一直在论证，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市场体制如何能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做到了，把个人的私利引导到除了满足个人自己的愿望外，还能满足多种愿望。到目前为止，由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已经能够驾驭人们对获取和自我保存的天生本能，依赖于高贵者的美德、恩惠和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已经降到了最低程度。恰如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非常雄辩地提醒我们的，这个事实给了经济学家一个存在的理由，而他的“大声警告”也必定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那些人还没意识到节制“爱心”的必要。
尽管有这类大声警告的存在（有些这类警告听起来就好像是赞扬的呼喊，令人感到奇怪），在上个世纪，出于若干原因，政界人士还是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负担加之于政治过程和政府运作过程。由于要求由政府来做的重要事情越来越多，大众对于单独的公共决策或政府决策的民主控制程度已经被逐渐削弱。实际上，西方社会只是在大众民主已经消失之后才获得了普选权。选民，即最高领导，必须在民主哲学家未曾梦想到的程度上，仅仅满足于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府的日常决策出自官僚体制中不断增加的维度。非政府和准政府的官僚体制一直与政府官僚体制相伴成长。
——转自豆瓣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