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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1963年6月25日在柏林墙位于勃兰登堡门的关口前如此说道。

肯尼迪指的是柏林城里竖起的那堵分割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柏林墙。不过，吊诡的是，今天我们读来却另有一种意味。过去，柏林墙是一堵有形的墙，围住了东德人民的自由和梦想。现在，资本主义则为我们竖起了一面无形的“墙”。在全球化的催化下，这堵“墙”更围住了几乎整个人类世界。

乔纳森·克拉里如此描述这堵“墙”：“21世纪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每时每刻都在操控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陷入无尽的奔忙，让我们注意力涣散，感知力受损，并破坏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命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

在克拉里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并没像其吹嘘的那样，让人们更多获得自由，却反而使我们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以至于在今天，作为人类生理所必需的睡眠时间，都面临着被终结的命运。对此，克拉里提出了“24/7”资本主义的概念。《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简称《24/7》）这本书，正是围绕这个概念的分析。

“24/7”是克拉里对于时间连续性的表述，意思即是连续一周、每天24小时无休止的工作。这个符号，在中国人的习惯中，通常被写成“7*24”。当然，书写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克拉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对人类控制的巨大欲望：那就是占据个体每时每刻的时光。

这种“无休止性”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可说是比比皆是：地铁上、公交车上、火车上、飞机上，这些旅途中本应空闲的时间，借助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如今也已被利用来工作；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商品广告，本应属于休闲的时间却被强迫继续被动地接受消费信息的轰炸；电子设备对人类生活的控制更是无处不在，人们越来越难以摆脱网络和智能手机，这些设备给人带来了海量信息，却从来不告诉我们哪些有用，哪些无用。

更为吊诡的是，我们正在有意识地选择接受“24/7”模式的控制和影响。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卢克·博尔坦斯基和伊芙·夏佩罗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受到各种力量推崇的是那些能在信息环境里持续参与、联络、交流、回应或处理事情的人。”所以，电视节目24小时滚动播出，网络上由个人用户创造的信息流更无时不在更新，人们却上瘾般地追逐这些图像和信息。这种情况导致人们主动地去模糊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工作与消费的边界，“永远都在做着什么，在移动，在改变——这才能给你带来声望，而不是稳定，后者往往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

事实上，人们对于24/7模式的主动探索早就存在，只不过许多案例听上去似乎充满了科幻色彩。克拉里在《24/7》的开卷就讲到美国国防部的“故事”。在过去5年里，美国国防部耗费巨资研究一种动物——白冠雀。白冠雀的特性是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休不眠。美国国防部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白冠雀在长时间无眠状态时的大脑活动，期望可以获得应用在人类身上的知识，以帮助人们实现可以不睡觉地连续工作，并保持高产和高效的状态。

美国还不是这个领域里的“先驱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和欧盟就宣布，计划建造并发射卫星，将太阳光反射回地球。这项方案设想发射一连串卫星，拼接出一个直径达200米的反射器。反射器完全打开时，可以照亮地球10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一计划在最初，是为给高寒地区的工业生产提供照明。后来，计划宣布进一步扩展，以期为整个大都市地区提供夜间照明，以实现“彻夜通明”的目标。

全球各国在这一领域里的努力和设想，无论目前是否得以实现，起码代表了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人类可以生活在永久照明的状态中。于是，克拉里察觉到，人类在主动推动“24/7”模式，并认为这是一种“技术的解放”或“社会的进步”。而克拉里指出，以“24/7”为目标的模式，与此前资本主义的一切技术产品并无不同，都是在引导“使用者更高效地完成它的日常任务和功能”。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数字经济”时代，与19世纪“卢德们”所处的机器控制时代，20世纪流水线被大规模推广时代并无不同。诸如大数据、物联网等被大肆追捧，并得以大规模推广的新技术，其本质上都是在帮助扩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

克拉里引导我们清晰地追逐到一条线索：“过去的150年的历史正是生产方式、流通、交流和成像技术‘革命再革命’的历史”，但这种历史却“令个人的观看行为被无休止地转换成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巩固了控制技术，还变成了市场上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个市场是建立在积累使用者行为的数据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经验也变成可规模化生产的商品，世界从此让“崇尚孤独的人”再也无处安身，这就是“24/7”资本主义的本质。

克拉里对“24/7”资本主义的描述和批评，除去受益于从马克思到让-保罗·萨特这一左翼知识分子谱系树上的知识遗产，大部分都来自于他作为艺术评判家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得他对人类社会的视觉经验格外敏感，并借此寻找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得以侵蚀个人生活的那个难以辨识的切口。

有意思的是，克拉里在《24/7》中的分析常常让我联想到另一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瑞泽尔将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主导下的全球化指称为“麦当劳化”，即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模式化和同一化。这种趋向，事实上正如同克拉里观察到的人类视觉经验的同一化和模式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对私人领域的侵占。两位作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述。他们都提到了“科层制”这个社会学概念。在瑞泽尔那里，科层制被视作“理性控制”的牢笼；在克拉里这里，被称作“监狱连续体”。所以，如果说瑞泽尔是从空间角度观察资本主义的模式化，那么克拉里即是从时间角度剖析资本主义的控制欲。

因此，睡眠作为私人领域的“终极场所”，理所应当地也成为“24/7”资本主义觊觎的最终目标。模糊睡眠与清醒、做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自然就成为今天新技术努力的方向，并最终出现在美、俄、欧等国家那些科幻般的计划中。

不过，对现代社会来说，睡眠不仅是被保卫的“最后的宝藏”，同样也是对抗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克拉里说，睡眠确保了一个有着阶段性和周期性模式的世界的存在，后者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睡眠的这种恢复精力的惰性和“24/7”式资本主义所追崇的范式背道而驰。因此，“睡眠就是一种彻底的打断，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沉重。”

读《24/7》时，我常想起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在那部影片中，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拥趸，单身母亲克里斯蒂娜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夜”忽然昏迷，醒过来时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瓦解。为了不刺激克里斯蒂娜，她的子女用心良苦地在病房里重新营造出了社会主义环境。

多数评论者或许在影片中看到的是一种制度的荒诞，但我却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对异质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导演沃尔夫冈·贝克运用了许多特征鲜明的视觉元素：社会主义特色电视新闻、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色彩鲜艳的西式汽车，列宁雕像的拆除……这些元素用极具视觉冲击的图像，呈现出了东西方曾经的差异。

《再见列宁》中克里斯蒂娜子女的努力，正是在营造一种“梦境”，并在短期获得了成功。就像电影里表现出的那样，这种梦境往往会激发出人们创造异质世界、对抗同质化的强大力量。而克拉里在《24/7》的最后写道，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最平凡无奇的地方，或许真可以上演人类历史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

转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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