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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实上，那也是作者雨果自己在沉思。在他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雨果提出了一个问题：人道主义（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问题是有着某种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过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读者的沉思。由于读者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看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关于这本书一直有着一些争论。

《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法国的封建社会彻底崩溃，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九三年》指的是一七九三年。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年的一月，挣脱了封建枷锁的法国人民，愤怒地将路易十六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抛掷在全欧洲君主的脚下，向专制政体和贵族政治挑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封建王朝结成了反法同盟，派出几路大军向法国逼近，想将不满一岁的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在国内，反动分子与国外的敌人相呼应、相勾结，阴谋活动日益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也更加深化。在这种情势下，共和国确立了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是著名的“恐怖时期”。

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在海边，交通闭塞，城镇很少。在广漠的大地上散布着贫穷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森林、丛林。它像是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法国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它的岸边激荡。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是贵族和神甫。长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响下的农民，保卫着压迫、剥削他们的主子，而与要解放他们的共和国军血战。——在反革命分子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

有三个主要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朗德纳克。他是一个随着皇族流亡在英国的侯爵，现在受命潜回旺岱领导叛乱。他从前是一个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体健壮。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叛军领袖所肩负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而且富有军事才能，反动集团挑选他担当这一重任是有眼光的。而且，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需具备的两个因素：他的领地在旺岱，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当他冒险从海上登陆的当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残暴的。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的仇恨。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他的侄孙。郭文在一个有着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现在，这两个贵族：祖父和侄孙，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在惨烈的斗争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

但公安委员会对郭文还是不太信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又与叛军领袖有着这样的亲属关系，而且，他是过于温情、手软的。在公安委员会的领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敌人的宽大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因而，指派了西穆尔登作为他的政治委员，帮助他同时也监视他。

公安委员会的这一指派是正确的。西穆尔登早年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甫，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属于激进派。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员会不知道西穆尔登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家庭，将全部爱情倾注在他的学生郭文身上，将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他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他没有想到革命的浪潮会又将他们涌在一起。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了共和军的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满怀忧心地注意到郭文对敌人过分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宽大。他明确地对郭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郑重地提出过警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这是三个强烈的性格的对比。这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在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

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关系着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九三年》是以描写这三个小孩作为序曲的。

一个纯良而又几乎是愚昧无知的农妇带着三个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的丈夫是一个已阵亡的叛军。她的家园毁于炮火。共和军的一支联队在发现他们时，他们由于饥饿已濒于死亡。联队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后来，在一次叛军的袭击中，农妇连同三个小孩与一些士兵一齐被俘。朗德纳克下令枪决俘虏，农妇也包括在内。三个小孩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通过几次大的战斗，溃不成军的叛军只剩下朗德纳克和十九个人被围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进行绝望的顽抗。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朗德纳克和残存的几个叛军得以通过一条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个小孩却被留在叛军放火焚烧的城堡里面。那个曾被枪决的农妇侥幸只是受了重伤，死里逃生。当她能够走动时，她疯狂地到处寻找小孩。她来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围中的孩子，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惨叫，而孩子们也用弱小的声音在呼唤妈妈。在场的共和军用尽了他们当时能够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坚固的，铁门是紧锁的，眼望着三个无辜的幼儿，三个可爱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这紧急、绝望的关头，出现了奇迹：已经逃向旷野的侯爵，那个叛军领袖，竟又从地道中折返，出人意外地在共和军的面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并且奋不顾身地穿过烈火，将三个小孩救了出来。他自己因而被俘。

当夜，郭文因朗德纳克的行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临着一个使他不胜苦恼的问题：是处决朗德纳克，还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样的深沉。从良心来说，他认为应该放走舍身救那三个小孩的老人。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神圣的光辉”。如果处死这个老人就是“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这是革命的弱点，这对共和国是一个贬值”。从革命的责任来说，他认为应该处决那个叛军的首领，因为他曾经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今后也还将是共和国的凶恶的敌人。——在激动、痛苦的心情中，他反复深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强大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严重的缺点和后果。每一个选择都似乎是对的，而每一个选择对他都是深渊。人道主义的良心和革命的责任感在交战。最后，他终于服从了人道主义的良心。像那个老人救那三个小孩一样，去救那个老人；像那个老人毫未考虑后果一样，他决定坦然地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深夜走进了土牢，让朗德纳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他自己来代替那个敌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尔登十分震惊地发现了这件事，当即由革命法庭对郭文进行审判。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为政治委员，他亲自监斩。在晨光中，郭文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最后高呼：“共和国万岁！”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用一顾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一八三○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他从一八六二年就开始搜集《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变。然而，那应该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一个“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我们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悲哀。但我们想象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

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雨果再三强调了他的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不肯将一整队狂热的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为他们是老人；如果可能，他还要把王太子从碉堡里释放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当一个手执刀枪的俘虏冲过来时，他命令他的士兵闪开一条路，因为他不愿用一千五百人去对付一个人，如果不是西穆尔登的挽救，他几乎因而送了命。在他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郭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朗德纳克的善行震动了他，使“他的最坚定的决心，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纳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郭文就刑前的两次谈话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审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认“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屠杀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完全亮了出来，我们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说这样一些话（另外只需加上一点：那个祖国的凶手将继续作恶，给祖国和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在郭文决定救朗德纳克前的沉思中，也考虑到这一点）。他是光明磊落的，勇于承担罪行，主动请求给自己判处死刑。

另一次是当夜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在雨果笔下的郭文是太高贵了，他决不会欺骗。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的交谈时就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郭文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

不过，使我们困惑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这种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一个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去继续作恶、造成更多无辜者流血的人道主义，算是怎样的人道主义呢？

无论郭文用了怎样动人的美丽的言辞，他并没有能说明这一点。

那个孤身一人，几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乞丐退尔马克，曾经营救刚刚从海上登陆的朗德纳克，因为朗德纳克过去对他作过施舍，他觉得应该回报；也因为在他看来朗德纳克是一个“人”，出于同情，他应该予以帮助。但是当他后来看到朗德纳克杀人放火的行为，曾两次痛心地疾呼过：“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朴素的感情和真诚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为了救朗德纳克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正如孤立地看，朗德纳克为了救那三个小孩而情愿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我们早已看到郭文是一个那样纯洁、善良的人，那样可爱可敬的人。看到他因而被判处死刑，看到他从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郭文救朗德纳克和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重大的教训，然而却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样的教训。

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常常引起讨论的题目，特别是在一场大革命进行的当中和那以后，这个问题就常常被提了出来。不但是敌人用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攻击，就连某些善良的，甚至为我们所尊敬的人，也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了批评，乃至否定。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认为人道主义与革命不能两全，他将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指出了它们的矛盾，宣扬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可以放弃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义。在《悲惨世界》中，他借一个老共和党人的口说过“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前进了。”在《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尔登的口说过：“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郭文在临死前也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它所担负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这些话说明了革命的意义，采用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也说明了革命的成果“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然而，雨果没有从这一点深入下去得出应有的结论。看到革命有那么多的流血和牺牲，他的良心总还是有些不安，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过火的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假借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一些罪恶（这是应该避免的，但历史的错误有时也会重复），使他有些不满。于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唤醒人们的良心，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代替暴力。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矛盾，他并不是那样雄辩的。从艺术上看，他编了一个多少有些牵强因而也就是不够真实的故事，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主题思想上也是无力的，经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胜利了么？否！英雄郭文的高贵的灵魂连同他的神圣的理想，在他的教师的灵魂的陪伴下面，飞升到无极的天上去了，在还充满着苦难的尘世的大地上，让他们过去的战友（他们已损失了两个优秀的领袖）去同敌人（其中有被救的朗德纳克）进行血与火的斗争。郭文不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郭文的死连同西穆尔登的死，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对我们的教训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一超过某一种限度，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但是，对于雨果这种浅薄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在给予必要的批评的同时，也须作出具体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认识这种人道主义的浅薄，有时还是虚伪和反动的实质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对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和对暴政压迫的不满。雨果用仁慈、博爱、道德这样一些药方来改革旧社会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但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批判旧社会的罪恶，还是应该加以肯定。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在那些作品中，他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旧社会，而在《九三年》中，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的却是革命，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就大大减弱了它的光芒，而显出了更浓重的暗影。

雨果的一生几乎占据了整个十九世纪。在他的晚年，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已广为传播，无产阶级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雨果却还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思想上还有着很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不过，他终究还是一个有着进步理想的政治斗士，他对受难者和被压迫者怀着深厚的同情，对人类的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着人类前进的道路。他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进步的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它还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那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在于，我们对它所宣扬的那种人道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

摘自《曾卓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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