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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作为文化之都和艺术之都的地位，在20世纪被纽约承继。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还遭到德军占领，巴黎接纳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精英并为之提供宽容的栖息地的功能被破坏；1968年的“五月风暴”过后，巴黎再未能成为世界性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发源地；20世纪以来，先锋艺术更多在纽约涌现，巴黎失去了过去那种影响包括法国敌对国在内欧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的作用。

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以及其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巴黎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文化艺术、政治、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辐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世人所公认，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和延续性。在法国人、哈佛大学法国历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内看来，巴黎在卢梭、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托克维尔以及马克思等方方面面的权威记述中，被塑造成一个个表象上存在矛盾的神话，甚至是魔幻的：革命之都、欧斯曼的现代性之都、承载着老城区神话的大都会、光明之都、神秘与罪恶之都、自然科学与趣味之都、时尚之都、理性主义之都、宗教精神之都……

这也意味着，巴黎对其他城市、国家和地区就某个领域的影响，很可能是基于以讹传讹的结果。按照帕特里斯·伊戈内的说法，巴黎神话的塑造，实际上搭建起了一种错误吸收静态的、人为的、武断的、商业化符号（信息）的模型，展示的是经歪曲、简化的“真实的虚假画面”。帕特里斯·伊戈内重新梳理了近代以来的巴黎史，依次还原了一个个“巴黎神话”。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知识分子之都，音乐家、文学家、政治思想家、哲人聚集在这里，通过交谈、沙龙、咖啡馆等渠道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舆论法庭、权力来源。栖居于凡尔赛宫的波旁王朝统治者对此茫然无知，注定将在革命风暴面前陷入被动。帕特里斯·伊戈内认为，这也决定了巴黎扮演大革命之都角色的过程中（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始终受到民粹革命和意识形态化两股潮流合流的影响。他以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对巴黎公社所得出的截然相悖的评价为例，对浪漫主义化的巴黎革命精神、巴黎革命神话进行了翔实的祛魅叙述。

法国本土以及居住在巴黎的外国小说家、诗人，作品中常常描绘出两个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巴黎，一个是罪恶的神秘之都，另一个则是充满文化气息的老巴黎。所谓“罪恶的巴黎”，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被描述为疾病蔓延、阴沟堵塞、垃圾恶臭、卖淫嫖娼，这显然是小说家和诗人对现代性作出的否定。拿破仑三世支持欧斯曼开展的巴黎城市改造之前，这座城市无法适应近代化、工业化特别是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带来的发展压力。

但到了1880年，“老巴黎神话”突然性的压过了“罪恶之都”的舆论力量，作家们笔下流露出对改造前巴黎建筑、巴黎居民生活方式的怀念，对欧斯曼大刀阔斧开展的改造直接表达不满。巴尔扎克1861年对巴黎城市改造发表的评论被一再提及“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到处是没有记忆的人，没有眼泪的心、没有爱情的灵魂！一座涌动着背井离乡的流民和人满为患的城市，你可能会扩张，可能会成为世界之都；你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公民……”为什么一个新神话会盖过旧神话？简单来说，这其中既包括法国人、巴黎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城市化、近代全球化弊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因素，也与同期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并伴生了排外思潮）有关。

启蒙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基本要素。已经于17-18世纪成为政治与文化之都的巴黎，也必然成为科学之都。那个时期的法国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大多涉足某个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也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来研判政治和社会形势。帕特里斯·伊戈内指出，巴黎阶段性科学之都神话的更重要支撑因素在于，无论是波旁王朝、拿破仑，还是19世纪内历次革命、政变后上台的法国政府主政者，不仅尊重科学家的学术自由，而且还持续向巴黎的科学研究机构提供经费支持——这个传统开创于路易十四，在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君主政府在财政上最困难”，却仍然向 “（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了慷慨资助。19世纪末，德国很好的从英国、法国学来了政府重金支持科学研究、尊重学术自由的体制，法国、巴黎却丢掉了这方面的传统，在巴黎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百岁老人还在教课，原籍波兰的居里夫人这样一个个例已经无力再支撑巴黎科学神话。

转自 《深圳特区报》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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