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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作为著名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强调了黑格尔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着意从黑格尔那里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这固然使卢卡奇具有了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嫌疑，但是它也构成了卢卡奇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上的一个鲜明特色。

由于卢卡奇强调黑格尔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所以他非常注重研究黑格尔思想特别是其辩证法。卢卡奇的最著名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卢卡奇说：“但是这个问题无异于研究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卢卡奇承认自己是借助了黑格尔这副眼镜来看马克思的（《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正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率先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重新评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的学术传统。1937年，卢卡奇写成了专门研究青年黑格尔思想的著作《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1948年苏黎世首次出版），即现在通常所称的《青年黑格尔》一书。这本书成了他研究黑格尔思想的一个总结。它表明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告诫，的确没有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而是“试图把黑格尔思想中的方法上的硕果当作服务于现实的有生气的精神力量拯救出来。”当然，卢卡奇研究青年黑格尔思想的根本目的，还是要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一方面，通过追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可以展示马克思的思想渊源及其思想主题；另一方面，通过研究青年黑格尔，卢卡奇发现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正是这种内在关联性成为青年黑格尔及后来的青年马克思实现各自重大的思想变革的方法论奥秘。因此，卢卡奇认为，这种内在关联性既是推进思想变革的重要生长点，也是可以用来考察哲学发展史的新视角和一般方法论，意义十分巨大。

1.建立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立体形象。

卢卡奇在其颇有影响的《青年黑格尔》等著作中，力图从黑格尔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及社会历史背景中重新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反对把黑格尔哲学当作所谓的“反理性主义”的典型，反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歪曲的反动，希望重建黑格尔思想的立体形象，以弥补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研究中的空缺。

(1)卢卡奇首先否定了所谓青年黑格尔的“神学时期”。从狄尔泰(D-ilthey)1906年所写的关于黑格尔论著开始，资产阶级学者就纷纷夸大了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神秘主义，认为青年黑格尔的发展史里有一个神学时期。1907年，在图宾根还出版了由诺尔(Herman Nohl)发行的《青年黑格尔神学著作》，以后拉松(G.Lasson)、荷夫麦斯特(J.Hoffmeister)等人陆续出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著作，许多研究者就根据这些材料愈益认真地描绘了一个作为神学家的黑格尔的形象。

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指出，青年黑格尔之所以特别注意了宗教问题，只是因为他唯心主义地误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基督教视为他所反对的现代生活里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最后的决定性原因，因而黑格尔觉得应大力探求这样一个历史基础。可见黑格尔只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他自己是反神学的（《青年黑格尔》，第37页）。至于他的思想里看来带有一些神秘意味的东西，则是他从青年向成熟过渡时的思想危机的暂时表现。

(2)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历史现实表现了特别的关注，而对纯哲学问题则表现冷漠（《青年黑格尔》，第33页）。青年黑格尔的兴趣从图宾根时期到伯尔尼时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愈来愈强烈地从德国的转向法国的和英国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过程。“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同上引，第23页）。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成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在德国哲学上的回响，才会在其保守的、唯心的外形中隐含着革命的内核。

卢卡奇认为，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史上的这一特点表明了，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在早期所受到的政治和历史现实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的。卢卡奇的这一看法已经可以从新发现和发表的黑格尔早期的一些论著及笔记得到证实，也不断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如法国哲学家雅克·董特说：“法国大革命作为黑格尔亲身经历、体验和目睹的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取舍、形成和发展”（Jascques D′Honddt：《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研究》，1988年第11期）。

(3)卢卡奇在着意描述青年黑格尔的立体形象的过程中，特别突出强调了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与他的辩证法形成之间的关系。根据早期的黑格尔研究者罗森克兰茨(K.Rosenkranz)所写的《黑格尔生平》（1849年）及他所发表的一部分黑格尔的手稿，我们可以知道青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和耶拿时期，就确实认真地研究过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这对他的哲学思想及其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手稿《伦理体系》和《实在哲学》，就提供了说明青年黑格尔的经济思想与哲学相联系的主要依据（参见翁绍军：《哲学和经济学：青年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精神现象学》一书更突出体现了当时黑格尔所受的经济学影响。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边研究经济学、一边研究和批判了《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早期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对象，始终是人的活动，是社会实践。黑格尔通过经济学研究发现，所谓“社会”无非是由从集体的主体分裂出来的“私人的”个体的总和，而这种个体的分裂主要取决于“私人的”利益。黑格尔面对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私人利益问题、历史主体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发生了所谓“法兰克福思想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黑格尔进一步进行了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辩证地理解社会现实的思想。卢卡奇写道：“我将指明如何恰恰在他的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即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并且我还想具体指出，掌握经济问题对于青年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思想的产生，具有如何巨大的意义”（《青年黑格尔》，第24页）。

2.勾划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及卢卡奇本人关于异化理论及辩证法等重要思想的发展线索。

(1)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期间，卢卡奇曾集中力量研究了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虽然当时他还未能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但卢卡奇还是极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些后来被证实了的青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就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它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系列未被注意过的课题，如异化、劳动社会化、历史辩证法、总体性等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这不单是认识论问题，而首先是消除人的异化和建设新的人道的人类共同体的问题，也就是人的真正解放和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问题。

(2)那么，在集中体现青年马克思上述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都尚未发表的情况下，卢卡奇是凭借了什么如此敏锐地加以把握了这些重要思想的呢？波兰的沙夫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1976年）一文中认为，卢卡奇的那些观点“是从当时能了解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发而得出的天才的推论，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国内有人则认为，卢卡奇的有关物化一异化的思想，是受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卢卡奇的老师席美尔和韦伯的影响（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我认为，上述见解固然有正确之处，但不完全。卢卡奇无论是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把握，还是提出他自己的物化一异化思想，其主要的途径还是依据了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卢卡奇自己就明确承认过当时他不是透过席美尔，而是透过黑格尔这副眼镜来看青年马克思的。因此，《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也许是当时运用和革新黑格尔辩证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的最激进的尝试。”（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第XX1页　1971，London）难怪佩里·安德森曾不无偏颇地说：《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两大最根本的理论主题，是来自黑格尔，而不是来自马克思的：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思想，以及把“异化”设想为人类客观性的外化及其复归的思想(Anderson,P,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NLB,London,1976,PP.61-62)。英国的戴维·麦克莱伦也与安德森的看法一样，认为《历史和阶级意识》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如具体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和总体性等）都来源于黑格尔，卢卡奇成了“认真地重估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方面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Mcl-ellan,David,Marxism After Marx,London and Basingstoke,1979,P.158)卢卡奇晚年在《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这篇回忆文章中曾说：“我必须从事广泛的探索……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条曲折的线索：它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尝试”（《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可见，连卢卡奇本人也明确地承认并肯定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形成他自己的一系列影响深广的重要思想的过程与他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至于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在哲学和经济学思想上的重要联系，由于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的有关材料的不断发表而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卢卡奇是这些人中较早的、较敏锐的研究者）。而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更明白地证实了上述的联系。马克思在该书中，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也进行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我们通过对这些手稿的文本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两者是交错进行、齐头并进的。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探讨专门的经济学问题时，竟还要化大力气研究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一般哲学问题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青年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古典经济学的紧密联系这个思想秘密（参见拙文：《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结构》，载商务印书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九辑，1987年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开始走向研究经济学、实现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思想革命，是与青年黑格尔所走过的思想历程对青年马克思的启发性影响分不开的。不过，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简单地去重复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历程，而且已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对黑格炙的辩证法及整个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发现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客观的、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却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真实关系：黑格尔认为它们的对立无非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在思想范围内的对立。因此，黑格尔哲学的主要错误也是与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一样的：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同上书，第163页）。这样，他的整个理论“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同上书，第159页）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通过经济学研究所获得思想成果分析、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唯心主义的神秘性是如何从这个“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中产生出来的。

可见，青年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哲学以及它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的理解，是超出了一般黑格尔研究者的卓识远见。“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哲学是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多么相类似的一种思想运行”（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第25页），。马克思的《手稿》，一方面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里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经济学基础，发现了被卢卡奇称为经济学和哲学交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学辩证法”（参见《青年黑格尔》，第27页），这决不是偶然的、没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种研究显然对他自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青年马克思（甚至包括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始终是处于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相互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上获得的新认识是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原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获得的认识又反过来影响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促使他对这些观点重新进行检查、改正、精确规定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后来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一一的关系就极成功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的思想过程中的这个特点和方法，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卢卡奇那里才得到一些回响，不过还是缺少更多人的响应，这是令人遗憾的。①

(3)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青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一以这三本著名的著作为代表的思想连同这三位杰出的思想家之间的关系，已构成了一根奇妙链条上的三个神秘的环节。它们太令人惊叹了，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深，其相似点又那么多，譬如，它们都是各位作者早期的代表作；作者们似乎有相似的思想历程和环环相扣的思想渊源关系；它们有相近的研究主题，如异化、劳动、主体性问题、辩证法问题、人的问题等；它们还都代表了各位作者的新的思想探索的开端，等等。

由这三个环节所组成的奇妙链条，成了思想史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新的、极有趣的课题。通过对这种课师的研究，我们将可望取得对思想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新的科学认识。实际上，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就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算作是对这个重要课题的一个开创性研究。所以安德森认为，卢卡奇率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开创了一个不断试图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的传统，影响巨大；《青年黑格尔》一书就是“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一种更具有学术性质的努力”(Anderson,P.,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n,London,1976,P.62)。总之，卢卡奇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不仅为国际上的黑格尔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学术传统，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块有待开拓的新园地。

3.关于“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在近现代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的研究中所大力倡导和应用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就是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之间交互作用关系的具体分析，阐述辩证法的各种基本范畴、基本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辩证历史观的形成。卢卡奇本人曾对这种方法论作过明确的说明，他说，《青年黑格尔》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的新观点，……我们称这个观点为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性”（《青年黑格尔》，第25页）。卢卡奇认为，这种内在关联性在思想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它特别清晰地表现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普遍存在于现代许多著名思想家的理论中。所以，这种内在关联性是现代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也是我们考察、研究近现代哲学史的一个新的重要方法论。

卢卡奇本人很看重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并把它当作自己的重要的新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赞同他的这个自我评价。那么，怎么理解卢卡奇所说的这种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对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方法论意义呢？

(1)首先，这实际上是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卢卡奇强调，哲学是特定时代的产儿，特定时代对哲学的产生、发展、性质和特点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意识形态专家的哲学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他进入他的时代问题有多么深、他有多大能力把时代问题提到哲学抽象这个最高点上”（卢卡奇：《理性的毁灭》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因此，要了解一种哲学特别是一个时期哲学演变的根本线索，不能不充分注意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哲学的关联性。“只有在这样一种哲学关联中，哪些是具有长久意义的重要问题，哪些是教授们擅长分辨的无关宏旨的问题，其间的区别才能清楚地呈现出来。哲学思想恰恰靠从社会生活到社会生活这条道路，来指明它的广度，规定它的深度。即使就狭义的哲学思想而言，也是如此”（同前书，第2页）。另一方面，卢卡奇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性方法——它主要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把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看作仅仅是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参见拙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述评》，载《求是学刊》，1988年第6期），但近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向，的确是愈来愈超越出传统哲学的原有范围，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整个人类思想在科学地把握具体现实中的历史发展上，使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历史辩证法问题成了近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既然如此，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及其各种理论表现（如经济学）之间产生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无疑有着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上的需要。

(2)虽然哲学反映着一定的时代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但是，哲学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毕竟不会是直接反馈式的，而是必须经过一些中间环节。那么，到底要经过什么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在直接的生活和最抽象的思想之间架起精神的桥梁”呢？卢卡奇认为，这是一个未曾有人专门探讨过的问题，“哲学与社会现象的思想掌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至今完全没有人研究过”（《青年黑格尔》，第26页）。卢卡奇自己通过考察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等人的思想演变，发现经济学正是一种可以沟通哲学与社会现实的最重要的中间环节或者说“桥梁”。因为经济学（尤指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较直接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基本科学，如经济范畴深刻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规律揭示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所以卢卡奇也把这种经济学称之为反映了经济生活的辩证法的“经济学辩证法”（《青年黑格尔》，第27页）。正是经济科学本身的这些性质和特点，使近现代哲学可以通过它的中介作用而具有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和生活现象加以概念化的抽象能力，并进一步从中提炼出各种一般原理的抽象反映。卢卡奇对“黑格尔经济学观点的发展与他的纯哲学的辩证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就很好地说明了“掌握经济问题对于青年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思想的产生，具有如何巨大的意义”（《青年黑格尔》，第24页）。

(3)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性是近现代思想史上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卢卡奇对这种内在关联性的发现，主要得益于他对青年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这一点这里就不必再赘述。卢卡奇同时也注意到，尽管有不少例外，但总的来看，在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那里，这种内在关联性显得尤为突出，他们大都是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的“两栖思想家”，如柏克莱、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等等。当然，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上现代这种著名的两栖思想家，如韦伯、海耶克、哈贝马斯、贝尔等以及卢卡奇本人。难怪卢卡奇要说：“几乎没有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曾完全不过问这个问题”（《青年黑格尔》，第29页）。可见，卢卡奇所提出的这种哲学与经济学的交互作用的内在关联性，只是对思想史上客观存在的科学方法论的发现和总结，并将其概括、提升为考察和研究哲学史的一般方法论。应该说，这种哲学史方法论，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丰富和具体化，因为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一贯主张的应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即在一定社会的物质存在和经济生活中去寻求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因素的基本原则以及强调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历史观。正因此，我们如果恰当地运用这一哲学史方法论（和别的方法论一样，它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不能作为“万能钥匙”到处套用），就能为哲学史特别是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视角和新的园地。

(4)其实，经济学与哲学（辩证法、历史观）相互结合、交互作用的内在关联性的方法论意义，还有个重要的方面未被卢卡奇明确说及过，即它作为实现哲学思想变革的生长点和巨大方法论意义。实际上，它不仅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重要生长点。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既然黑格尔、马克思及历史上许多别的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都曾得益于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类重大的理论课题，就更应该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关注改革和开放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使理论永远立足于充满勃勃生机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我认为，揭示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还应该象卢卡奇一样，注重研究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历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史，倡导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所具有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似乎经济学史家比哲学史家更多一些注意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问题，如苏联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家卢森贝（见其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1954年）格·阿·巴加图利亚（见其与维索·维戈茨基合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1976年）、德国的瓦·图赫舍雷尔（见其著《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96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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