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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3日，皮埃尔·布尔迪厄因患癌症在巴黎与世长辞。巴黎市政府沉痛宣告：“今天，法兰西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1930年，布尔迪厄出身于法国大西洋岸边比利牛斯省一个叫当甘的乡间小镇。那里人口不足2000，面积仅1200多公顷。1951年，这位外省青年考上了著名的巴黎高师，1954年取得哲学教师学衔，最后成为一位跨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以至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伟大学者。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部主任这个辉煌的职位上，布尔迪厄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顶端。

布尔迪厄以其72年的人生历程穿越了法国教育的各个阶层，其间的辛苦自不待言。在这一过程中，他对法国教育体制所作的具有穿透力的观察与批判，尤其是对法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深入剖析，使得人们通常将其归为左倾的社会思想家。确实，在布尔迪厄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阐明法国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和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他说：“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变革的机制。”他的著作《继承人》（1964）、《再生产》（1970）、《区隔》（1984）、《学院人》（1988）等记录了他的求索历程。

《国家精英》（1989）集中体现了布尔迪厄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也是近几十年来法国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布尔迪厄主要以法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这一精英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社会出身、学业状况，以及日后几十年中在社会特征、职业生涯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演绎和归纳出一系列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如习性、惯习、场域、行动者、位置、文化资本等，从而揭示出国家精英与名牌大学之间，名牌大学与社会体制之间，社会体制与各种公有或私有的企业之间那种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世人因此而得知，一个貌似平等的法国社会如何通过精英教育达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本质上的不平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应该归结为“经济资本”的邪恶的力量，而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现代法国社会的不平等则主要是“文化资本”在分配、占有、继承和流转中的不平等造成的。

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青年才俊向往的学堂并不是综合性大学，而是像巴黎高师、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巴黎高等商学院或国家行政学院那样的专门学府。他们的向往是通过法国的教学体制实现的。借助种种程序复杂且貌似公平的遴选机制，教育体制自下而上地选拔具有类似习性（行动倾向）的个体，并将他们聚集起来，使名牌大学成为精英的类聚之地。

关于这一点，布尔迪厄用一幅幅代表不同社会空间的平面图来揭示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国家精英的塑造原理进行了透彻的解析与论证。早在大学预备班时代，哲学、数学、艺术、语言等“智者的学科”就成了未来的国家精英展示天赋和才华的竞技场。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独创性、敏锐、优雅、轻松自如或杰出。其实，名牌大学的学生大都出身于大城市，父母的职业常常与文化有着更多的联系，如政府官员、大中学教师、作家、艺术家、大企业家、律师、医生之类。天然的家庭环境使他们拥有比其他社会阶层的学生更多的文化资本，至少他们上博物馆的频率就胜于别的孩子，因而他们显得更“早熟”，更有“天赋”。即便他们偶尔的“笨拙和天真”，甚至失误，常常都隐藏着“天赋和严谨”，同样可以证明他们的才华，成为他们成功的保证。学校的评价体系不断地强化这些文化资本继承者个人的习性，促成习性体系或惯习的形成。对于社会世界，他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并且用相同或相近的模式来评判这个世界。就其本质而言，名牌大学不仅是将某一个人“划定在一个天生高贵的群体里”，而且是将一群天生高贵的人集合成一个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害关系的社会群体，并促进其成员的一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法式教育不屑于各种课业秘方筑成的“学院式平庸”，尽管这种教育张扬个性，鼓励独创，求异而不求同，似乎让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但是，貌似平等的学业体制却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精英们幼年时期的心智“早熟”，学业“自如”，以及在名牌公立中学、名牌大学、政府职能部门和大型国营或私营企业的辉煌经历，其实都是与他们的阶级关系所赋予的各种优厚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主要得益于他们继承所得的各类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精英之所以高贵实际上与天生高贵的血统贵族和佩剑贵族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如今的文化资本代替了以往的贵族封号。布尔迪厄就这样用他看似委婉却极为锋利的笔触，撩开了“国家精英”的神秘面纱，同时也揭穿了法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差异体系再生产机制的奥秘。

布尔迪厄的思想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人们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方法、他的语言、他的词汇。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西方许多评论、讲座、研究课程的主题。有人甚至将他的名字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名字放在一起，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具有与精神分析和阶级学说相类似的功效。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搬用布尔迪厄的概念与方法，对中国的大学作一番分析，也不仅仅是学习掌握他那从实证数据中进行抽象思维和理论归纳的高超能力，而是像布尔迪厄那样，对于社会的不公正始终保持知识分子应有的敏锐与理性。

转自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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