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的《时代的噪音》一出,就有一个听古典音乐的朋友问我:“此书好吗?听说左派立场惊人啊。”我只好答道:“是比较左,但是此左非彼左也。”《时代的噪音》浅入深出,其复杂一如它所介绍的西方现代音乐抗议之声的复杂,不是简单一句左右能够界定。西方左翼经过反思斯大林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颠覆时期和九十年代以来反全球化时期三次大震荡以后,已经幻变出许多异貌奇境,并不像中国新左那般铁板一块;而作为西方左翼文化最大众化的折射:抗议民谣和抗议摇滚,亦是左翼方法论最直接的感性呈现,其最有意义的地方正在于其不拘一格、五彩斑斓,在《时代的噪音》中可以看出抵抗音乐史的各种异变,更可以看出这些变化背后思潮与社会势态之变。
从1915年乔·希尔作为一个左翼歌者被杀、到2005年U2的波诺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九十年来世界和音乐都是莫测的波澜起伏,时代对抵抗音乐的态度也是否泰两极。铁志的史笔大开大阖,但难掩内里一丝丝激动——这激动来自热血,当年正是这样的热血驱动乔·希尔不平则鸣、鸣则为歌。这样的一部叛逆音乐史注定是煽动性的,但煽动并非必定指向阶级斗争——我读完这本书,第一个冲动就是执笔写诗,就像书里所讲鲍勃·迪伦听了伍迪·格斯里的歌第一个冲动不是组织工会,而是拿起木吉他写歌。人类抗争的冲动是血中最奇怪的因素——你可以为了一个纯粹无关自己利害的真理或公义抛头颅,当这种冲动变成灵感的催迫剂,其结果超乎想象,所谓发愤以抒情,所谓愤怒出诗人,信也。
最奇妙的是怒火并不抵消艺术的升华,反而把艺术逼出一抹异色。以前我们总是担心什么意识形态拖累纯艺术的发展、担心什么政治左右了修辞,在摇滚当中却不成问题,Rock&Roll在香港曾被音译为“乐与怒”,意外地道出了其中奥秘:音乐/快乐平衡了怒火,艺术本身的规律带领怒火变化出万象,怒火又催促艺术不断更新向前,关键在于统摄两者的人的动机与才华,你不曾想利用政治与艺术的话,政治与艺术也不会辜负你的才华。
《时代的噪音》开始书写六十年代之前的音乐史,的确有简单和煽动之感,因为那个时代的抗议歌曲受制于具体的阶级斗争,简单明了(但亦有其简朴的美感)。
但随着历史进入六十年代,抵抗的样貌最美丽的时代,铁志的笔也像听了迷幻摇滚一样生动多姿起来,尤其是写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约翰·列侬,这部摇滚的刺客列传变得分外传奇,列侬是抗议歌手中自我反思最丰富的一位,经由他去审视六十年代抵抗精神的遗产,最为有益,正如他自己所说:“六十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铁志接着问:“这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或者我们该如何去‘想象’新的爱与和平的可能性呢?”
列侬没办法回答,他在丑陋的八十年代的门槛就被杀死了。但我们却开始寻找我们的答案,读铁志的书,最多具体的“获益”,除了因为他有其他乐评人少有的国际政治分析眼光所带来的宏观分析,还有他对最新音乐“局势”的掌握,因此我们得知列侬之后世界还发生了什么。理想主义时代是否真的像人云亦云的随六十年代消亡了呢?当然不是,有良知的音乐家们和有良知的人民一起抵抗冷战的洗脑、抵抗民族主义的偏狭、抵抗对第三世界的盘剥、抵抗全球化美梦里的黑暗利益分配……这个世界的压迫变得多样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的声音因而也变得多样,于是我们听到了佩蒂·史密斯的坚韧柔力、“冲击”乐队的朋克机智、U2的游刃有余……
当然,抵抗音乐也有困顿之处,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如诗、不能抵挡一辆坦克。我们的社会运动也如是,总是不断地失败、又不断地抵抗下去。也许歌声正是从中获得鞭策而传唱。
我给《时代的噪音》繁体版写了这么一段推荐语:“狮子的勇猛、婴孩的心,还有狐狸一般变幻的想象力,这都是六十年代以降的新抗议歌手们所秉有的神奇,铁志懂得这些,他的文章也同样拥有这神奇的魅力。甚至,我还想象,他和他们,多一点战士的忧伤、失败的苦涩,甚至乎虚妄同于希望之绝望,那样的一个真正的行吟者的形象要更加沉潜。抗议之声,就是这样疼痛成歌的。现实也是这样,疼痛成为历史。而铁志和我们都知道,记下并传诵、大声喊出这些先行者的名字,可以告慰其他黑暗中的敲击者。”这是我对铁志的期许,其实更是对抵抗中的人们的期许。
转自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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