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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裤、蛤蟆镜、录音机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手提式录音机进入内地，港台的流行歌曲也传遍了内地的大街小巷。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台湾的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夸张了个人的情感，强烈地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风靡了大江南北，让内地的年轻人倍感新鲜，如醉如痴。于是，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

那时的年轻人，如果谁手里能有一盘邓丽君的原版磁带就足可傲视同伴了。而由于广州毗邻港台，由此，又出现了两个时髦的风尚：其一是，在当时的广州，每到周末，一些年轻人都会在广州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徘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买邓丽君的卡带；其二是，一代青年人最时髦的写照——拿着录音机，在街上边走边放邓丽君的歌曲。

一边是邓丽君在坊间的大量流行，一边却是遭到了权威们对之的猛烈抨击：怒斥邓丽君的歌曲传递着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是后庭之花、靡靡之音，会腐化青年的思想，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甚至还曾经出现了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进行统一查收的行为。那时，哪位青年要是唱邓丽君的歌曲，给人的印象至少是不正气、不上进的。于是乎，当时对于“不良少年”的定位就成了：喇叭裤、蛤蟆镜、爆炸头、拎着录音机满大街遛，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1979年，李谷一在电视片《三峡传说》里演唱了插曲《乡恋》，这是一首表达了汉代女子王昭君离别故乡时对乡土的依依恋情的歌曲。但在这首歌里，因为李谷一模仿、借鉴了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也遭来了“《乡恋》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的强烈批判。

1980年4月，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称其软绵绵、萎靡不振，是含低级趣味、反映腐朽颓废情调的乐曲。同时还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正式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应运而生

1982年，一本配合批评声音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应运而生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仅60页的小薄本，将近5万字，定价两毛二，印了33030本，着重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被众多年轻人膜拜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声音。如：糖衣裹着的毒药，就是让人们在甜蜜的愉快中吸收它的毒性；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全盘否定流行歌曲的观点，带有很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却让我们看到，流行音乐流传之初，是如何与旧观念旧思想作斗争的。

虽然“靡靡之音”一直遭到批判并被禁止传播，但民众喜欢“靡靡之音”的地火却一直在燎原。乐评人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冒着风险，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随着一度被定义为“靡靡之音”的《乡恋》的最后闯关，一直在民众里传送的流行音乐终于正式走上舞台。之后，西北风、摇滚等各种流行音乐，不断地飞入时代的天空，人们进入了一个想唱就唱想听就听的自由年代。

转自 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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