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阿伦特的了解，往往只限于她与海德格尔的特殊关系，对她的哲学成就知道的人不多，这可能与大陆对她的著作翻译较少、介绍不多有关。我知道的她著作的中文译本只有《人的条件》，而她那本影响深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国内只有零星的介绍，没见过译本。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读阿伦特的著作，所以在复旦步行街的一家书店见到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后，就迫不及待地买下来。
《黑暗时代的人们》是阿伦特的一本论文随笔集，里面所收文章大都带有思想评传的性质，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里面所涉及的人物多是二十世纪具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也有哲学家、政治家等其他类型的人物，当然也有过去时代的人物如莱辛。这本书并不是对这些伟大人物所取得的成就的学术性的研究论述，而是描述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世界上活动，如何被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影响”，以及他们对卷入其中的时代的分享。书里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职业、天赋上也差别很大，个人的出身背景、被给定的文化环境也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所处的时代做出各自回应：在黑暗的年代里，他们或被时代裹挟而沉沦；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时代、思考时代与自身；或以一种坚韧的努力参与时代的公共事务，承担起自己对时代与社会的责任。
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对知识分子言行的相互背离、个人私生活与公共形象的分裂的揭露而知名。在这部书里，布莱希特被塑造成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粗暴、冷酷无情、玩世不恭，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精力充沛的运动员”。如同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布莱希特的前辈们的揭露那样，保罗·约翰逊主要通过对他笔下的布莱希特个人行为中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方面的揭示，对他加以道德审判。当然不能说这种审判没有道理，这对于我们认识知识分子及与此有关的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像这样仅仅靠对个人隐私的罗列，脱离开对象行为的具体历史语境，脱离开对象丰富复杂的创作展开评价的方式，难逃简单化和武断的嫌疑。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对布莱希特的评论就完全没有这种简单化的缺陷。像保罗·约翰逊一样，她严厉谴责布莱希特的某些不义之举，对布莱希特私人生活中的某些不义行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当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流亡中的布莱希特完全拒绝直面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事实，拒不反省已有的理论教条，甚至从既有的教条出发，公然说谎。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生活在专制与暴政之下，却对亲眼看到的自己同胞所遭受的一切熟视无睹，甚至明目张胆地为暴君屠夫唱赞歌。为了自己的安宁，他与暴政媾和，完全放弃了诗人的职责。对这一切，汉娜·阿伦特并没有放过，指出布莱希特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客观而不容置疑的提示是，他越过一个诗人应有的限度太远了。实际上，他越过了那条人们为他划出的可被容忍的界限”。
但汉娜·阿伦特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道德谴责与义愤，而是进一步深究其中的深层次根源，认为布莱希特事件“不能只交给文学部门裁断，同样也不能只交给政治学家”，像布莱希特这类诗人和艺术家的“长期的品行不端”，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有时也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在指出像布莱希特这类诗人和艺术家“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责的同时”，又立足于对布莱希特诗歌的分析，从倾听他的诗歌出发，来判断他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阿伦特指出，布莱希特的罪过固然无可推托，但这与时代的黑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事件说明，“在二十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
这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使阿伦特对她笔下的人物更多充满的是一种悲悯，这悲悯里满含的是慈悲。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布莱希特的诗：当你们谈论我们的弱点时/请你们也想想这黑暗的时代/这造就了我们的弱点的时代/……/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为驼背小人祈祷
如果说汉娜·阿伦特对天才的诗人和艺术家布莱希特充满的是对罪者的慈悲，那么对曾深受布莱希特影响的瓦尔特·本雅明，则是满怀同情的。本雅明属于和布莱希特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诗人：生前极不走运，死后声名显赫。
本雅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一个驼背小人的故事，这个驼背小人常常跟小孩子搞一些恶作剧，使他们莫名其妙地倒霉。这个驼背小人跟随了本雅明的一生，如影随形，使他一生都被坏运气纠缠。用阿伦特的话，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当他试图去适应、去迎合，以使自己的脚站得稳些时，事情就肯定会更糟”。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论歌德的〈亲和力〉》，使他有可能获得大学教师的任职资格，但伴随这幸运而来的，是他得罪了当时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彻底毁掉了他在大学任职的前程。此后，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但汉娜·阿伦特并没有仅仅罗列本雅明的不走运，她并不想制造什么传奇效果，这完全不是她的目的。她由此出发，揭示本雅明的不走运的个人和时代的原因。阿伦特指出，“游手好闲者”之所以成为本雅明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是因为巴黎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他获得一种“在家之感”，这正是他所渴望的自由撰稿人的位置。但在他的祖国德国，却根本不存在这个位置——文人的位置。而文人——按拉鲁斯的说法——“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阿伦特看来，本雅明身上，“文化人的因素与革命者、反抗者的因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些又与本雅明独特的出身背景——犹太人——有关。对本雅明那一代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来说，犹太问题使他们对“所有的传统和文化，与一切‘归属感’一样，都已经变得同样可疑”。进而，他们产生了“对作为西方整体的传统之恰当性的怀疑”，他们根本看不到新的希望。正是这些触发了本雅明的文学理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在他看来，引用就是去命名，就是“引导着真理进入光明”。而这实际上正是本雅明的天才所在：诗意思考的天赋。“诗意思考”正是本雅明面对世界的方式。
阿伦特的分析深刻之至：本雅明所处的黑暗的年代使他命运多舛，但也同样是这黑暗的年代，成全了他的天才。那么，我们该诅咒那黑暗的年代，还是该感谢它？正像那首童谣里说的：噢，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也为驼背小人祈祷吧！
变得无名且卑微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汉娜·阿伦特真正满怀敬仰的其实是另一类人，这一类人不像本雅明、布莱希特们那样深深地被这个时代裹挟，他们根本不受时代的影响和控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所谓的时代总体趋势，和统一而喧嚣的时代精神，他们牢牢坚守着自己的人性，活得既谦卑又自尊，始终都不丧失人的尊严。这些人中包括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当选教皇简直是个奇迹，但这奇迹里又透着一股子幽默。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时候，根本不是候选人。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参加选举的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相互间的妥协，只好让他出来做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教皇。用阿伦特的话说，他的当选，“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至于连女服务工都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置？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但这个无名的人却是一个对信仰无比坚定的基督徒。他渴望的是完全遵循一种纯粹的基督徒式的生活方式，渴望“为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年轻的时候，他的信念是：“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呢？根本没有。”围绕这种性格，阿伦特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教皇的一些逸事。
在一般人心目中，教皇应该是严肃、庄严的，还透着神秘。但约翰二十三世却全不是这样。一次，一些水管工人在梵蒂冈做修理工作，其中一位工人以整个神圣家族的名义咒骂别人，被他听到。但他不仅没有训斥他，反而走上前和蔼地说：“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呢？”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但这决不意味着软弱。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他“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人面前决不软弱”。德国向俄国宣战后，德国大使企图请他说服教皇支持德国，他愤怒地说：“那么，我又怎么向数百万被杀害的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那时，大屠杀刚刚开始。而这是他唯一一次允许自己发怒。
谦卑使他摆脱了成见和习惯，获得自由，变得出乎意料的洒脱、超然。按惯例，教皇每天散步时，都要关闭梵蒂冈的花园，因为教皇身份特殊，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但他坚决反对这样，说：“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谦卑使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人，不管这人是什么身份和地位，哪怕他是国家元首，哪怕他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作为教皇，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但他的信仰却从不被狂热所歪曲，而且他从来“不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不为未来做人工的准备”。
我们从这位教皇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人性。他是在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践他的座右铭：“变得无名且卑微。”但也正是从这“无名”与“卑微”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不是作为教皇的伟大，而是作为人的伟大。
让每个人说出它所认为的真理
在黑暗的时代，人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回应世界对我们的挑战？这个问题是贯穿整个《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汉娜·阿伦特在这部书里思考的全部重心所在。
她不赞成对世界的任何逃避态度。在黑暗的年代里，有些人因为对政治的厌恶，从世界和公共领域退缩，他们无视它的存在，故意忽略它的存在，而发展出一种兄弟间的友爱。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人性，这种人性总是显现于历史上那些受奴役、受迫害的人群中。但这种人性的显现，却是以世界的丧失以及机能的萎缩为代价的，其极端状态是“无世界的状态”，“而无世界的状态，唉，它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因而，对这种人性状态，汉娜·阿伦特尽管表示理解，但她又明确指出“这确实意味着，它和政治是不相关的”。
同时，她也批评了黑暗年代里的那种“内在移民”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指退到内在领域，退到情感和思想的个体性中，其实质是：“从世界及其公共空间转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或者，完全忽略这个世界，而去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在她看来，这种“内在移民”的危害在于，它使人在直面过去的真相方面变得无能。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地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所有从这知道和守望中到来的事物”。这种“内在移民”固然有其意义，但它在政治上的限度是明显的，是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所以，她真正赞成的是那些少数人，他们“试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理解一个‘脱节的时代’中普遍的非人性化，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智识和政治的畸变”。正是他们，始终都坚守着人性。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莱辛就是这可贵的少数人的代表，他始终都是在行动（以诗的方式）中，他从不与世界和平共处，而是不断地向世界的偏见挑战，向人们宣示真理。他不断向世界抛洒“思想的酵素”，以非凡的勇气坚持“自身的思考”。但莱辛的这种思考绝非“内在移民”，而是紧密关联着行动的。莱辛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有他人参与的对话，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在本质上是辩论式的”。
而在阿伦特看来，正是这种争论、辩论或谈话，世界和我们自身才得以人性化。“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在阿伦特看来，莱辛正是以这种不断谈论世界的方式，使世界变得人性，也同时坚守着自己的人性。莱辛坚持认为，“真理只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所以，关于真理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汉娜·阿伦特用莱辛的如下的诗句作总结：让每个人说出它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换句话说，真理是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的，任何对真理的垄断，都意味着人性的丧失，意味着野蛮！
这些，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黑暗时代的人们》还写到其他的人，像作为马克思主义异端的罗莎·卢森堡，作为哲学家却又不断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徘徊于艺术、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赫尔曼·布洛赫等等。这些人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且出身背景各异，但他们同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人一起，分享这历史的黑暗时代，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分享以及对时代各自不同的回应，启示在黑暗的年代里，该怎样以人性的方式生存。
转自 文景 2006年第11期
<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