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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首先感到的是德意志民族文学与德国历史学的内在联系很值得重视。这在席勒身上表现很突出，年轻时期就表露出来的理性思考倾向在他晚期的历史学研究中更为成熟。其次是在对德国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主义的反思中，席勒的特殊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值得思考。席勒在历史研究中对德国宗教、政治的关注占据了首位，对德国民族的炽热感情、对人类理想的坚定追求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融为一体。写完这部《三十年战争史》之后，席勒不禁悲叹：“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这固然是对饱受分裂与战乱之苦的德意志兰的悲叹，更是对寻找理想的德意志兰历史发展道路的困惑。席勒强烈地希望德意志兰走向统一和崛起的道路，但是他仍然没有抛弃人道主义理想和世界主义精神，这是他与后来在十九世纪被不断塑造为具有反启蒙理想、反民主色彩的德国历史主义的根本性区别。

在十九世纪末，法国历史学者安托万·基扬认为，德国历史学家以他们的学说来塑造德意志民族，并且成为德国公众舆论的指路人——在卢森堡问题上，德国的舆论已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特征。他引用经济学家施默勒（Schmoller）的话来说明历史学家与帝国政治的关系：“没有历史学家们的合作，帝国绝不可能找到它的立足点”（《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第1页，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他主要指的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十八世纪末期的席勒应该说与这种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有着间接的关系。梅尼克说席勒与莱辛、温克尔曼、康德是“间接地为历史主义作了准备性贡献”，并认为“席勒和历史世界的关系是如此深刻和富有创造性，以至于特殊地研究这位作者成为了依然有待于解决的极富吸引力的任务”（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257页，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但是，无论是在梅尼克本人的这部重要著作中还是在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这样专门研究德国历史主义的著述中，席勒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这是否可以反过来说明席勒历史观与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差异性还是很重要的？伊格尔斯认为，梅尼克把歌德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的地位抬得很高，许多批评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德国的历史观》第292页），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席勒的特殊性。

对德国历史主义，伊格尔斯认为那是一种“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这种观念被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民族的认同是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观来加以界定的。此种对德国民族性的认同，不仅鼓动家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如法炮制，来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德国的历史观》“中文版前言”）。在该书第二章论述“德国历史主义的起源”时，他指出，“历史主义在十八世纪后期还决不是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点；它也不是对于启蒙运动有关人类理性之信仰的唯一挑战者。”（第44页）在歌德、赫尔德、温克尔曼、席勒和洪堡等人关于历史的思想中，自由、人道理想、世界主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伊格尔斯进而认为，从启蒙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由三个重要变化构成：一、启蒙运动关于道德与政治的普世价值被打碎，认为“一切价值和权利都是有历史和民族根源的，外国制度不能被移植到德国土壤中”；二、狭隘的、抛弃了世界主义的民族概念；三、国家的地位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该书第47-49页）。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美国学者费舍尔( David Hackett Fischer)对历史主义的评论会令我们联想到过去曾经很熟悉的话语“要历史地看问题”，尽管语境的区别很大，但是其中明显有相通的地方：“历史主义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它的核心观念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转引自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的“译者的话”）在我们的经验中，“历史地看问题”这一表面上看非常正确的话语在某种语境中会遮蔽历史进程中在伦理上的邪恶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从历史过渡到现实的合法性辩护。无论如何，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教训值得记取。

这种发展变化是席勒当年无法预见的，尽管他被认为是为这种历史主义间接地作了准备。回到他的《三十年战争史》，可以发现他对导致战争与动乱的宗教与政治因素极其重视，而创造了“三十年战争”这一术语的法理学家穆埃尔·普芬多夫则似乎并未充分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否则的话或许他会更明确地把“宗教战争”的性质标示出来。席勒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一开始就把宗教分裂与政治结盟的关系揭示出来：“教会分裂导致了德意志兰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混乱，但同时也堆积起一道反对政治压迫的永久性堤坝”；“一些先前几乎不为彼此而存在的国家，通过宗教改革开始找到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并相互间连成一种新的政治同情。正如宗教改革使市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间出现另一种关系那样，国家彼此间的地位亦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必须借助事物的特殊进程达到教会分裂，从而导致国家间集成为一个紧密的联合。”（第1页）但是，以宗教为根本原因和主导因素的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性结果却是在世俗的国家与政治中更强烈地呈现出来：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崛起，德国统一进程的延缓，国际间法律交涉的发展，包括军事史上的重大进步。这对席勒所推崇的“大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概念是一种论证，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关怀如何面对现实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强烈冲突？

席勒在历史研究中力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他认为，“超党派性是历史学家最神圣的义务”，因此，“这种义务促使他们承认，德意志自由的维护者做事也不是很光彩的。尽管新教诸侯们自以为他们的事业是如何的正义，他们的热忱是如何的纯洁，其实他们这样做绝大部分均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第226页）。如果放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主义叙事中，这样的坦诚与客观是不需要的，只要把问题放置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话语之下，所有的动机甚至邪恶都是很次要的。联系到二战结束后在德国史学界出现的对“错误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以及梅尼克以《我们的历史走错路了吗？》等著述为那种唤醒德国民族的独立发展的“特殊道路论”的辩护，可以发现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的密切关系。

《三十年战争史》这个书名在现代人看来可能容易把它看作单纯的军事史著作，虽然这场战争在人类军事史上的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席勒的笔下它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和叙述框架的宗教、政治斗争史。这种“战争史”似乎是欧洲古代史学的传统，而我儿子则是从阅读记忆中把它和另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联系起来：他一看到这本《三十年战争史》就立刻翻出他读完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由是席勒在开头的一段话与修昔底德的开头一段话很相似——都是讲关于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影响。

转自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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