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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论革命》一书背景的人恐怕要失望了。翻遍汉娜·阿伦特权威传记，扬·布洛厄的《爱这个世界》，也找不到只言片语提及阿伦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著作。普林茨的同名传记，只寥寥数语提到《论革命》，称阿伦特写作此书，只是为了向美国和法国革命先辈致敬，这种肤浅得近乎“另类”的揣度，只会徒添混乱而已。

　　我们只知道，大概阿伦特《论革命》才动笔不久，就因为艾希曼的审判而不得不中途搁笔，然后就有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一引起轰动的著作。据扬·布洛厄的叙述，期间阿伦特时常感到无比焦虑，因为《论革命》始终悬而未决。

　　所幸《论革命》除章节篇幅过于随心所欲之外，感觉还是一气呵成，毫无断续之感。但它付梓出版之际，注定要遭到冷遇，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余热未消。没奈何，《论革命》悄然进入大学，自绝于世间种种喧嚣纷扰，遂成美国各大学政治学系同仁的读物。世事难料，时过境迁之后，《论革命》竟成了当今政治学著作中被援引最多的阿伦特作品，能望其项背者，恐怕只有《论暴力》了。

　　在一个远离革命的年代，阿伦特为什么非要逆流而上，写作这样一部并不太受欢迎的《论革命》呢？答案就在书中：吾不忍见革命精神丢失殆尽矣！霍布斯鲍姆写作《革命的年代》，似乎是说，革命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可以盖棺定论了。阿伦特不敢苟同，理由也很简单：革命就是政治。所以，谁要是以为《论革命》的目的仅仅就是评论两场革命（或曰向革命先贤致敬），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论革命》讨论的是政治本身，也就在此意义上，它乃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大全。几乎所有被后人概括出来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旨趣，诸如根本!平庸恶、共和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与开端、权威与正当性，都在《论革命》中，以一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一涌而来。窃以为，理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论革命》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固然博大精深，《论革命》尤其深邃，但深邃并不在于复杂。任何将阿伦特复杂化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误入歧途。其实读《论革命》可知，阿伦特的思想无比清晰，不枝不蔓，既无故弄玄虚之说，也决不故作惊人之语。阿伦特所征引之事也好，所援引之人也罢，全都是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绝无列奥·施特劳斯教授以考据癖彰显其古典学功底之嫌。但阿伦特向以“潜水采珠员”自居，追求思想之深度，一沉到底，不到极限决不回头——这种思想勇气，才真正叫人叹服。

　　《论革命》第一句话就振聋发聩：二十世纪的历史，仿佛是在验证列宁的预言：战争与革命。这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有人像阿伦特那样，把这一事实与人的政治存在，与自由联系起来。革命的理由是自由，革命就是开端。在基督教文明传统中，开端是上帝的特权。人之自由就在于篡夺上帝的权力。真正意义的革命，是政教分离之后的现代产物。绝对君主篡夺了上帝的绝对性，成为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源泉。继而是人民通过革命篡夺君权的绝对性。革命的问题由此而来。

　　因此，《论革命》的重点，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立国。立国的根本问题是，当革命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一个悖论：“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换言之，立国之人，也就是立法者，如何甘于臣服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分道扬镳。美国革命在联邦立国之前，在州郡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宪政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权力各有其源泉。法律的源泉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亘古不变的；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主权，人民通过参与来改变权力。法国将法律与权力归于同一个源泉，那就是人民主权，这就出现了卢梭所说的由圆变方的问题。

　　生死攸关之际，一切都视乎人，地球上最自命不凡的生灵，是否肯轻易放弃从上帝手中篡夺来的，那难能可贵的自由。如果革命者选择自由，他凭什么臣服于自己制定的法律？同理，他的子孙后代，也绝不会赋予第一代开国者奠基的特权，而是一代又一代去重演革命。

　　美国革命固然成功地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但代价是去政治化。开端是开国者的特权（请注意：美国有国父之谓，法国没有），他们制定一部联邦宪法，目的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为一部法律而战。这就是阿伦特批评契约论的精髓所在：契约论只给了第一代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的子孙后代呢？难道就要甘心为奴吗？杰斐逊就洞悉了共和国最致命的危险：联邦宪法将一切权力赋予公民，却不给他们做共和主义者和以公民之身行动的机会。杰斐逊心想，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以子孙后代的自由为代价来独享政治之好处呢？一定要让联邦宪法本身有“定期修正”的可能！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权利自行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身幸福的政府形式”。可是，谁去理会一位退隐老人的声音呢？

　　历史就这样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法国大革命一代又一代地保留了革命的精神；在美国，人们纷纷退回到消极权利的安乐窝中去享受清福，“宁要私人之幸福，不要政治之负担”。甚至是否曾经发生一场美国革命，都颇具争议。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不在于法国革命者有多么愚蠢，错误地继承了卢梭的“公意”思想；美国革命的成功，也不在于美国革命者有多么明智，竟可以从孟德斯鸠的《法意》中找到立国之本。如果结论仅止于这样的人云亦云，汉娜·阿伦特又有何稀奇？阿伦特会说，事后诸葛亮人人都可以做，你不妨当一把法国革命者试试。革命大势，又岂是一两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两场革命，其实是理一分殊，都摆脱不了现代性之宿命。而从政治上说，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就是模糊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法国大革命之悲，在于社会问题的卷入；美国革命之幸，在于它纯粹是政治的。但是一俟革命结束，政治就被私人的、社会的事务所取代，革命精神也随之一去而不复返。

　　阿伦特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声喟然长叹。

转自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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