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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一名滥觞于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拉丁新词Utopia，意指“乌有之乡”。严复将其译为中文“乌托邦”，于是，“乌托邦”一词便一直在我国学界流传至今。

19世纪之前，人们主要看重的是乌托邦的理想精神。“乌托邦”不仅是人类追求社会理想的象征，也是人类批判现实黑暗与罪恶的一种模式。

20世纪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乌托邦”的难于实现，只能流于空想的一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核子战争的威胁、极权政治带来的灾难、现代化与高科技产生的异化，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对乌托邦的理想产生浓重的幻灭感。这种幻灭和悲观的情绪生动地反映在文人创作的所谓“反面乌托邦”的作品和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中。

所谓“反面乌托邦”是指作家以尖刻嘲弄的口吻写出的乌托邦作品。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奥维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就是三部最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的乌托邦是500年后一个一切都处于高科技调控下的“美丽的”“新”社会，尽管人的物质需求获得了较大的满足，然而，人从孕育、出生到老死的整个一生的种种活动又都完全处于高科技的控制下。《1984》和《我们》同样讲现代科技和极权专制对人性的戕害，但它们似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极权政治上。

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伴随着意识形态论争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出了挑战，也把一个严峻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摆到了西方知识分子面前: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乌托邦理想的终结，而是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然而到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黑人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却向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挑战。许多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再次认为革命依然是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依然有美好前景，在这一争论中，双方保持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丧失。然而，到9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9年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先后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使两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似乎已经失去悬念，绝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彻底缴械，皈依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然而，在他们眼中，自由资本主义毕竟千疮百孔，充满弊端和不完美，人类的未来也许只能是现在的一种复写了。人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感到了十分的厌倦与冷漠，对社会改善与进步的乌托邦理想真正失去了信念。这次许多学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就真正是“乌托邦的终结”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各比这本讨论20世纪后半期政治与文化的著作才采用了《乌托邦之死》这样一个标题。

拉塞尔·雅各比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知名教授，专攻西方思想史，除本书外还著有《不完美的图像》(2005)、《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2000)、《失败的辩证法》(1981)等书。在《乌托邦之死》(1999)一书中，他旁征博引，清晰地勾勒了20世纪以来美国思想界演化的历史脉络，围绕乌托邦理想问题讨论了美国知识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态度，涉及了多元文化主义、极权主义、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审美主义和地方主义等论题，并围绕这些大的论题做了详尽、历史的讨论。他的重点在论述20世纪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通过全方位的、多侧面的剖析，指出人们逐渐产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恶与冷漠，从而丧失了乌托邦理想的精神过程，因此，他采用了《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作为副标题。然而，他的目的终究还是希望人们认识到这种精神状态之不可取，从而恢复自己对未来的政治热情与社会想象力。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向华兹华斯建议，请他写一首诗，呼吁人们从对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悲观绝望中振作起来，重建对人类社会改善的崇高信念。雅各比借用这一插曲，期望自己这本书能够在部分上实现柯氏的这一呼吁。这本讨论当代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著作，其书眼仍旧是乌托邦问题，而作者所谓乌托邦的“终结”自然也就包含了并非终结的意思。

雅各比这本书对处在思想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启迪作用，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引发我们的深长思考；他描述的美国思想界的许多历史场景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而我对于未来超越现在似乎比他怀有更为强烈的信念，我以为，冷静地看待社会与现实问题的同时又不丧失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作为社会精英层的知识分子必须抱持终身的原则立场。坚持一种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矢志不渝，终生奋斗，正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本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本文标题中的“终结”两字加上了引号。在我的心目中，乌托邦的理想精神是不该终结，也是不会终结的。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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