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开
阔别十三年 北京已是北岛的异乡  

光与影（1）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环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光与影（2）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六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筋疲力尽，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我喜欢下雨天，光与影的界限被抹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 
　　我和一凡常远足去东安市场。六十年代初，东安市场翻建成百货商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完全毁掉了原有的风味。当年东安市场，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光与影（3）
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多幻觉，这幻觉和光与影，和想象的空间，甚至和身体状态都有关系。孩子长大后，多半都会忘了，时间社会习俗知识系统强迫他们忘却，似乎那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条件。 
　　我从十岁到十三岁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是身体与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即青春期的开始。饥饿是当时生活的常态。那时照片上的我，神情很像非洲的饥饿儿童，眼睛贼亮，直勾勾的，嘴角带有一丝狡黠的怪笑。 
　　我显然正处于高度的幻觉中。在我眼里，树木奇形怪状，花朵鲜艳欲滴，烟悬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楼梯滚动，云朵变成怪物，阴影深不可测，星星又大又亮……后来看到凡高画的星空，一点都不惊奇。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处于饥饿中的人应有的视觉效果。 
　　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语，走路不拐弯。特别是在课堂上，我基本上听不见老师说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老师问问题，我往往答非所问。开家长会，老师把忧虑传达给父母。好在母亲是医生，并没大惊小怪。但我处在他们严密的观察中。 
　　半夜醒来，看见我的鞋在移动，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地；巨轮突然闯进窗户；玻璃上出现陌生人的脸；逆光中的树林着起大火…… 
　　一天晚上，我独自回家，发现一朵白云就停在三不老1号大门口上空。它不大，圆圆的，像把大伞，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我家住的四层还低。多年后听说不明飞行物（UFO）时，才恍然大悟。在这朵云下，我如同被魔法降住，心乱如麻，浑身僵硬。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然后飞快跑回家。
味儿（1）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阴沟上，一边蹚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味儿（2）
话说味儿，除了嗅觉，自然也包括味觉。味觉的记忆更内在，因而也更持久。 
　　鱼肝油味儿，唤醒我最早的童年之梦：在剪纸般的门窗深处，是一盏带有鱼腥味儿的灯光。那灯光大概与我服用鱼肝油的经验有关。起初，从父母严肃的表情中，我把它归为药类，保持着一种天生的警惕。 
　　当鱼肝油通过滴管滴在舌尖上，凉凉的，很快扩散开来，满嘴腥味儿。这从鳕鱼提炼的油脂，让我品尝到大海深处的孤独感。后来学到的进化论证实了这一点：鱼是人类的祖先。随着年龄增长这孤独感被不断放大，构成青春期内在的轰鸣。滴管改成胶囊后，我把鱼肝油归为准糖果类，不再有抵触情绪。先咬破胶囊，待鱼肝油漏走再细嚼那胶质，有牛皮糖的口感。 
　　“大白兔”奶糖味儿。它是糖果之王，首先是那层半透明的米纸，在舌头上融化时带来预期的快感。“大白兔”奶味儿最重，据说七块糖等于一杯牛奶，为营养不良的孩子所渴望。可惜困难时期，“大白兔”被归入“高级糖”，有顺口溜为证：“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可见那“高级循环”与平民百姓无关。多年后，一个法国朋友在巴黎让我再次尝到“大白兔”，令我激动不已，此后我身上常备那么几块，加入“高级老头”的行列。 
　　困难时期正赶上身体发育，我开始偷吃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从养在鱼缸的小球藻到父母配给的黏稠的卵磷脂，从钙片到枸杞子，从榨菜到黄酱，从海米到大葱……父母开始坚壁清野，可挡不住我与日俱增的食欲。什么都吃光了，我开始吞食味精。在美国，跟老外去中国餐馆，他们事先声明“NoMSG（不放味精）”，让我听了就他妈心烦。 
　　我把味精从瓶中倒在掌心，一小撮，先用舌尖舔舔，通过味蕾沿神经丛反射到大脑表层，引起最初的兴奋——好像品尝那被提纯的大海，那叫鲜！我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刺激持续上升，直到鲜味儿完全消失。最后索性把剩下半瓶味精全倒进嘴里，引起大脑皮层的信号混乱或短路——眩晕恶心，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估摸，这跟吸毒的经验接近。 
　　父母抱怨，是谁打翻了味精瓶？ 
　　在我们小学操场墙外，常有个小贩的叫卖声勾人魂魄。他从背囊中像变戏法变出各种糖果小吃。由于同学引荐，我爱上桂皮。桂皮即桂树的树皮，中草药，辛辣中透着甘甜。两分钱能买好几块，比糖果经久耐吃多了。我用手绢包好，在课堂上时不时舔一下。说实话，除了那桂皮味儿，与知识有关的一切毫无印象。 
　　一天晚上，我和关铁林从学校回家，一个挑担的小贩在路上吆喝：“臭豆腐酱豆腐——”我从未尝过臭豆腐，在关铁林怂恿下，花三分钱买了一块，仅一口就噎住了，我把剩下的扔到房上。回到家，保姆钱阿姨喊臭，东闻西嗅，非要追查来源。我冲进厕所刷牙漱口，又溜进厨房，用两大勺白糖糊住嘴。可钱阿姨依然翕动着鼻子，像警犬四处搜寻。
味儿（3）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 
　　一出三不老胡同口即德内大街，对面是我的小学所在的弘善胡同，把东北角的小杂货铺发出信号，大脑中条件反射的红灯亮了，分泌出口水——上学路上，我常花两分钱买块糖，就着它把窝头顺进去。 
　　沿德内大街南行百余步，过马路来到刘海胡同副食店。门外菜棚正处理西红柿，一毛钱四斤；还有凭本供应的咸带鱼，三毛八一斤，招来成群的苍蝇，挥之不去。我和一凡本想买两个流汤的西红柿，凑凑兜里的钢镚儿，咽了口唾沫走开。 
　　沿刘海胡同向东，到松树街北拐，穿过大新开胡同时，在路边的公共厕所撒泡尿，那小便池上的尿碱味儿熏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像在水中练习憋气，蹿出好远才敢深呼吸，而花香沁人心脾——满地槐花。昨夜必是有雨，一潭潭小水洼折射出天光树影。 
　　拐进柳荫街一路向北，这里尽是深宅大院，尽北头高大的围墙后面，据说是徐向前元帅的宅邸。在树荫下，我们买了两根处理小豆冰棍，五分钱两根，省了一分钱。可这处理冰棍软塌塌的，眼看要化了，顾不得细品冰镇小豆的美味儿，两口就吸溜进去，我们抻着脖子仰望天空，肚子咕噜噜响。 
　　出了柳荫街是后海，豁然开朗。后海是什刹海的一部分，始于七百年前元大都时期。作为漕运的终点，这里曾一度繁华似锦。拐角处有棵巨大的国槐，为几个下象棋的人蔽荫。几个半大男孩正在捞蛤蜊，他们憋足气，跃起身往下扎猛子，脚丫蹬出水面，扑哧作响。岸边堆放着几只蛤蜊，大的像锅盖。蛤蜊散发着腥膻的怪味，似乎对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们沿后海南沿，用柳枝敲打着湖边铁栏杆。宽阔的水面陡然变窄，两岸由一石桥连缀，这就是银锭桥。银锭观山，乃燕京八景之一。桥边有“烤肉季”，这名扬天下的百年老店，对我等的神经是多大的考验：那烤羊肉的膻香味儿，伴着炭焦味儿及各种调料味儿随风飘荡，搅动我们的胃，提醒中午时分已近。 
　　我们一溜烟穿过烟袋斜街，来到繁华的地安门大街，北望鼓楼，过马路向南走，途经地安门商场副食店，门口贴出告示：处理点心渣儿（即把各种点心的残渣集中出售），我们旋风般冲进去，又旋风般冲了出来，那点心渣儿倒是挺招人爱，可惜粮票和钢镚儿有限。 
　　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我和一凡先到乒乓球室大战三盘，饥肠辘辘，下决心去摘酸梨垫垫肚子。那棵墙角的野梨树并没多高，三五个土灰色小梨垂在最高枝头。踩着一凡的肩膀我攀上树腰，再向更高的枝头挺进。眼看着快够到小梨，手背一阵刺痛，原来遭“洋辣子”的埋伏。 
　　从树上下来，吮吸那蜇红的伤口，但无济于事。从兜里掏出那几个小梨，在裤子上蹭蹭，咬了一口，又酸又涩，满嘴是难以下咽的残渣。食堂开饭的钟敲响了，一股猪肉炖白菜的香味儿飘过来。
声音（1）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唧唧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制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七点二十五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声音（2）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八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某某某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声音（3）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火箭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里，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声音（4）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怔，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绝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声音（5）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十一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一百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革命口号。 
　　一凡开始学日文，边学边翻译日文资料。他告诉我，噪音是按分贝计算的，按国际标准，这个纺织厂的噪音在90到100分贝以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失聪。一凡写了封投诉信，可往哪儿寄？弄不好说你干扰革命大方向。好在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文革”初期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玩具与游戏（1）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察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儿堆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儿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儿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 
　　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单手抛出布包或乒乓球时，用同一只手翻转羊拐，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一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儿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而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玩具与游戏（2）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儿沿墙根儿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犹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筋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 
　　男孩的游戏常含有赌博因素，比如“扇三角”。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比赛时奋力甩出自己的三角，借风力掀翻对方的三角，不仅要落点好，而且得会用巧劲儿。由于我协调能力差，我的三角几乎都归了人家。赛前先验明正身，凡香烟牌子及新旧程度够格才有参赛权。三年困难时期，我那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姑父享受特供待遇，他不抽烟，父亲每个月弄来他的两条高级香烟，包括“中华”和“牡丹”。我眼巴巴跟在喷云吐雾的父亲身后转，恨不得他一口气把两条烟都抽完。我成了特权的直接受益者。虽说技术不灵，有名牌三角在手，就像攥着一把好牌，引而不发，好在够参赛资格的同类牌子不多，不战不胜不输。 
　　每回路过高尔夫球场总让我想起弹玻璃球，这两项体育运动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要往细说弹球的优势就大多了：首先是弹球因地制宜，随手挖五个小洞，既节能又利于环保；高尔夫球不过多几个洞而已，却为此跑马占地，铺沙栽树，精心护养那羊不啃狗不尿的毒草。其二，弹球经济实惠，几个玻璃球而已，玩的是心跳；而高尔夫球置装买杆交会费，甚至租电瓶车代步外加雇人背杆壮行，纯粹是花钱受罪。其三，弹球平易近人，低头撅腚围着五个小洞乱转，短裤背心甚至光膀子，无拘无束。而打高尔夫的大多数，挺胸收肚，猫步鸭行，还得故作轻松——深呼吸再深些，好不容易浮出商海换口气。 
　　就比赛本身而言弹球更复杂多变，既要把自己的球轮流送进五个洞，还要以攻为守夺路前进。或许比赛结果更重要，弹球赢得的是对手的球本身，有如赢得情人的心。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某些技术性障碍未解决，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基本与我无关。我弹球的方式俗称“挤豆”，出手无力，还没准头儿。只见高手用食指与拇指关节扣球，单眼吊线，稳准狠，叮当五四横扫天下。 
　　我还发现，男孩子特别迷恋能转的玩意儿，比如“抽陀螺”，又称“抽汉奸”，恐怕后者来自打日本人的年代。陀螺多是自制的：锯一截铁锨把，用刀削成圆锥形，底端嵌进颗自行车滚珠，平面涂上一圈圈颜色，再把晾衣绳绑在竹竿上，即鞭子。那陀螺确实像汉奸之类的小人般可恶，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要不北京男人说：“你丫找抽呢？！”估摸就这么来的。 
　　滚铁环。用钩子套住大铁环，控制平衡与行进的方向。我早年写过一首诗《蓝铁环》，显然与这童年经验有关。铁环那个圆，恐怕是人类关于行走之梦想的最初级形式：加一个圆成自行车，加两个圆成三轮车，加三个圆成汽车，加无数个圆成火车。 
　　抖空竹。那玩意儿看似简单，道数可深了，若按围棋分段，那么九段肯定是杂技演员。两个棍一根绳，在空竹细脖处绕三圈，轻提一边，空竹松套时旋转，徐徐抖动继而加力，空竹发出嗡嗡响声，如疾风过竹林。至高潮处，一张双臂，把空竹抛向空中。后来抖空竹不过瘾，我们开始抖锅盖、茶壶盖。 
　　在男孩儿的游戏中，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是潜规则。六十年代初，故事片《飞刀华》风靡一时，我们迷上了飞刀。先从铅笔刀开始，趁父母不在家把门戳成蜂窝状；继而改水果刀，用案板当靶子。但毕竟不是“飞刀华”用的那种真刀。有一阵，我跟一凡发疯似的寻刀，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在一家铁工厂废品堆里“顺走”几把一头沉的锈刀。先在楼门口水泥地霍霍磨刀，把人吓得绕道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愈发猖狂，支起院中的垃圾箱木盖，相隔二十余米，刀光闪闪，触目惊心。后来听说闹出人命，学校与居委会联合查缴，我们那几把刀被没收了。 
　　一年中最让人盼望的是春节，对男孩儿来说，唯放爆竹最有诱惑力。无论家境如何，总要给点儿压岁钱，男孩儿多半用来买爆竹。爆竹种类真多，可与军队火力相提并论：“小鞭”是子弹，“大鞭”是手榴弹，“炮打灯”是照明弹，“二踢脚”是迫击炮，“冲天炮”是地对空导弹，至于“麻雷子”，大概相当于小型战术原子弹。 
　　七岁那年，我首次获准单独出门放鞭炮，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家先做好准备工作：把一挂鞭炮化整为零，揣进随身口袋；再把上厕所用的草纸搓成卷代替香。那草纸含硝，点燃后散发出呛人烟味，挺好闻的，但要时不时吹吹它，以免熄灭。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爆竹已星星点点开放，照亮暗夜。点燃头一个鞭炮，在空中抛物线的终点处爆炸，清脆孤单，就像打响总攻的第一枪。 
　　随着年龄增长胆子大了。比如，用两指捏住“二踢脚”，点燃捻子，它落地轰响又飞到空中爆炸。还有一种叫“黄烟炮”的特种武器，相当于烟雾弹或毒气弹，释放出的黄色烟雾，遮天蔽日，加上强烈的硫黄味，让人连咳嗽带喘。我和一凡把“黄烟炮”塞到楼里211号马家门缝底下，点燃，撒腿就跑。人家的年夜饭被彻底搅了，到我家告状，父母领着我去赔礼道歉。好在那年头还没有法制观念，否则被人家起诉非得倾家荡产。 
　　一九五九年春节的那个下午，至今记忆犹新。楼里男孩儿们分成两拨儿打仗，一拨儿固守楼门口，一拨儿借助假山的有利地形发动进攻。“二踢脚”和弹弓发射的大小鞭炮穿梭如织，震耳欲聋。而守方用簸箕作挡箭牌。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大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儿和女孩儿。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家具（1）
一九四八年五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五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二十八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五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家具（2）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着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黏结，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着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二十五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文革”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三十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儿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家具（3）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除了“民进”秘书长家外），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冷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又成本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晕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虽说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单眼吊线，用锯把扁担剖成两半，刨平后用砂纸打磨，罩上三遍无色清漆；待薄如蝉翼的清漆干透，用长螺丝钉和乳胶固定，纵横交错，构成基本框架，接下来用麻绳把弹簧层层绑紧，蒙上帆布，再用鲜艳的浴巾盖在上面。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全楼的生活方式。
家具（4）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有一阵，西单商场卖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金属筒装的高档名牌，每支仅一元。估摸是古巴输出革命战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雾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必须得找小工干活。那年头哥儿们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孙中等身材，还算结实，李人高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龙”的哥儿们。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文版的《动物农场》。十一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八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哥儿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三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时而抽雪茄时而抽“大炮”。他指出《动物农场》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大约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唱片
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一九六九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七十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吱啦吱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的德意志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里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他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独特的倾听世界的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他们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棍当渔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做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渔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一三六八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一四二○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 
　　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 
　　而这条鱼又奇迹般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莫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跶，两腮翕动。那凯旋的喜悦骤减，让我惊奇的是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也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渔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渔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游泳（1）
我八岁开始学游泳。除了打乒乓球，那是当年最时髦的体育运动。天一热，几乎所有孩子都拥向水边。与其说游泳，不如说是集洗澡避暑娱乐社交之大成。 
　　离我家最近的是什刹海游泳场。我和同学邻居结伴出发，步行半小时，头顶烈日，晒得发蔫儿。一里开外，那阵阵喧哗的声浪，伴随着尿臊、漂白粉和来苏水的混合气息迎面扑来，让人热血沸腾。而回家路上则步履蹒跚，头顶湿游泳裤，好像影子在地上游泳。赶上菜站处理烂西红柿，五分钱买半筐，染得满身满脸都是，到路边水龙头冲洗，再灌一肚子凉水。 
　　我先在蘑菇池模仿自由泳，两手轮流划水撑地，双脚打水，但原地不动。从蘑菇池眺望水深火热的成人世界：危险的动作、夸张的声调和疯狂的竞技状态，就像打仗。 
　　进而在家用脸盆练憋气。看一眼闹钟，深吸气，把头埋进水中，咕咕吐泡，憋不住时猛抬头。与同伴比赛，憋得时间越来越长，但呼哧带喘，面目狰狞，紫茄子一般。除了憋气，还练水下睁眼，好像全得了红眼病。人要学会鱼的本事，非得逆向穿越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从脸盆到游泳池，世界大了，难度也大了。练憋气弄不好咕咚一口，别提多腻味了——有人在游泳池撒尿。可谁要没多喝几口水，咋能学会鱼的本事？我从蘑菇池进练习池，双臂倒钩排水槽，屏住呼吸，猫腰沉入水中，猛蹬池壁，一口气扑腾七八米远。 
　　喝水喝多了，技术上总算有些长进：不会换气，于是把头露出水面，手脚并用游上二三十米。艺高人胆大，我跟同伴到后海游野泳。所谓野泳，指的是江河湖海广阔天地，首先是免费，再就是无救生措施除非自救。后海是穷孩子游野泳的天堂，无人管束，还能钓鱼捉虾摸蛤蜊。人家孩子扔水里不仅扑腾扑腾活下来，还个个如鱼得水，晒得跟小黑人似的，只有牙齿眼珠是白的。虽混不进人家行列，能跟着浪迹江湖就心满意足了。 
　　《北京晚报》常有淹死人的报道，对我等水鬼毫无阻吓作用。后海水不深，即使没顶，只要会踩水就不怕。最难的是摸蛤蜊那样的绝活儿。只见人家纵身一跃，脚丫倒翻连蹬两下就没影儿了，仅一串细碎水泡透露行踪，待冲天而起，手里紧握一个大蛤蜊。我也尝试过，均以失败告终：一手捏鼻子，弓背撅腚，双脚抽风般乱踹，而身体就像横木原地打转。在水下更是睁眼瞎，只看见自己吐的水泡，别说摸蛤蜊，就连抓把淤泥都没门儿。
游泳（2）
我向更广阔的水域进军。 
　　十岁那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来到颐和园。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先租了两条船，互相追赶，浑身被汗水浸透。在文昌阁码头还船上岸，就近下水。那临时游泳场有简易更衣室，还用木牌标明水位及安全区。 
　　离开石堤，我用脚尖试探深浅。湖底是淤泥和尖利的石头。淤泥滑腻腻的，塞满脚趾缝黏住脚底板；暗流涌动，泥鳅般在裤裆钻来钻去。水漫胸口，我开始向前游去，一到木牌警戒线就往回返。在岸边喘口气，和同学打招呼。肚子饿了，上岸到小卖部买东西，吃饱喝足再下水。 
　　越游胆儿越大，我离开安全区。岸上人影越来越小，天地间沉寂下来，只有风声水声和我的喘息。阳光灿烂，云朵舒卷。那突如其来的孤独，让人又紧张又着迷。 
　　有渡船驶过，一个大浪打过来，铺天盖地，我被骤然卷到水下，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悬浮在中间——下够不到湖底，上蹿不出水面。天空黯淡，旋涡中是浑浊的太阳。窒息让我浑身无力头脑清醒，就在那一瞬间，晚饭、书包、父母、家养的兔子……闪念聚拢散开，像礼花般灿然开放，而我正和这一切告别——死亡意识让我震惊，顿时转化成求生的动力。我拼命扑腾，终于浮出水面，但由于剧烈呛咳失去平衡，上下沉浮，又喝了好几口水。 
　　再次浮出水面，我抡开双臂向岸边扑腾过去。那姿势回想起来，很像孩子打架用的“王八拳”。直到脚尖够到湖底，我尽力站稳，把肺里的积水咳出来。爬上岸，浑身瘫软，坐在一块石头上。环顾四周，同学们在水中追逐嬉戏，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生活在继续。夕阳西下，就要落进群山中，这和水下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没有告诉同学，当然也没有告诉家人。那是我第一次死亡经验，无法与他人分享。
游泳（3）
　我头一次见到凯非表哥，肯定是个星期天，因为只有星期天他才能请假出门。那年我十三岁左右。我们先在他舅舅（也是我堂伯父）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陶然亭游泳池。表哥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表哥是红旗中学的学生。这所带有劳教性质的学校挺出名，是老师、家长威胁孩子的口头禅。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鼓励我们见面，毕竟是表兄弟嘛。至于表哥干过啥，亲戚全都讳莫如深。其实对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成人世界的道德感，凡是禁忌非法异端的，都让他们好奇，甚至持有天然的敬意。 
　　从东交民巷出发，我们乘6路无轨电车去陶然亭游泳场，一路几乎没说话。表哥大我三岁，他身材不高但结实，皮肤黝黑，喉结上下翻滚——那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我尚未发育，与他相比，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 
　　沿售票处铁栏杆排队，我们欲言又止，相视而笑。轮到我们，各自掏钱买门票。他在入口处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我想说谢谢，他用手势止住我。从更衣室来到游泳场，阳光炫目，众声喧哗，天空摇晃了一下——我在湿地上差点儿摔跤。表哥扶了我一把，他的手臂强壮有力。 
　　他扭腰抻腿做完准备动作，纵身跃进游泳池。他的自由泳动作简洁明快，脚下水花很小，像个专业运动员。我目瞪口呆，只有惊羡的份儿。 
　　我们上岸休息，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颗颗黑色水珠从他的臂膀滚落，在粗糙的地面洇成一片。我说了句赞美的话，被周围的喧嚣淹没，本想重复，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赶紧闭嘴。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让他人进入。 
　　阳光在缓缓移动，波光耀眼，反衬着剪纸般的人影。表哥站起来，朝铁网围住的深水池走去。深水池清澈碧蓝，人很少，救生员戴墨镜坐在高凳上。表哥先走上三米跳台，在木跳板尽头跳了两下跃起，展开双臂再收拢，扎进水中。从蓝色泡沫中浮起，他沿扶梯上岸，再爬上高高的十米跳台。他并不急于跳水，而是从高处眺望远方。 
　　归来时他笑容依旧，但心不在焉，目光有如盲人。我无法让他看见我，这让我很伤心。那天我们总共没说十句话，分手时甚至没说再见。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游泳（4）
我开始注意那些女孩儿，特别是发育中的少女。在禁欲的时代，游泳池是人体最暴露的公共场所。我常趴在水泥地上，头枕胳膊假装打瞌睡，窥视那优美而神秘的曲线。我暗自感叹，人间竟有如此造物，以前咋熟视无睹？ 
　　由于池小人多，常和陌生女孩子在游泳时相撞，无意触碰到胸部或大腿，竟有过电的感觉。绝大多数情况相安无事，但也有个别刁钻的，张口就骂：“德行，臭流氓！”遇此麻烦，往往非得先冒充流氓，恶语相向，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流氓。游泳场确有流氓事件发生。起初是小骚动，很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少不了起哄架秧子的，最后肇事者被扭送派出所。想必是人赃俱在。 
　　所有体育运动，其实都有潜在的性动力因素。在我暗恋的表姐和陌生少女们注视下，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而最高理想是，要像表哥那样大摇大摆进入深水池，并登高远望。 
　　代表游泳场最高特权的深水池，有北冰洋冰川的纯蓝与低温。入口处有木牌标明水温——今日11度，让我想起北冰洋牌高级冰棍。而我们芸芸众生蹚的浑水，不仅颜色难以描述，更甭提温度了。由于水浅人多更换少，水温总超过体温，跟泡澡堂子差不多。 
　　然而享有纯蓝与低温的特权，必须通过二百米游泳考核。我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甚至赶晚间专场。要想突破二百米大关，关键是如何克服头五十米出现的“假疲劳状态”。晚场的好处是，人少游得开，精力集中。每次抬头换气看到的是一串灯光，像一串珍珠——属于你爱或你将要爱的人。 
　　苍天在上，我终于通过考核，得到了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大摇大摆走进深水池。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在场女孩儿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聚集在我身上。一不留神，我排队跟着上了十米跳台。我晕高，不敢往下看，就更别说极目远眺了。待走到跳台上心乱如麻，但已无路可退，我只好捏住鼻子笔直蹦下去。砰然一声，惊涛骇浪先狠拍我再覆盖我。那冰水如针，让我头皮发麻，浑身刺痛。待沿扶梯爬上岸，我半身红肿，像虾米直不起腰，且哆嗦不止。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唯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
养兔子（1）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纠缠下，父亲上楼取来纸箱，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放学回家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不禁让我有一丝快感。 
　　从五十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只能把白菜帮剁碎当鸡食。鸡嗉子鼓胀起来，转瞬化作灰绿色稀屎，招来无数苍蝇。转眼成明日黄花——秃顶脱毛，浑身脏兮兮，脚趾尖利。我们身后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总不能指望吐丝纺纱织布吧？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所谓“蚕食”，肉眼难以察觉，只留下点点黑粪。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成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只剩下梢头几片孤叶。我晕高。“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则那破茧而出的是我的噩梦。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看它们大口喘息，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让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养兔子（2）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我们围观，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养兔子（3）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了祸，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她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到家里的兔笼中。
养兔子（4）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朝鲜战争借的军火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据说苹果是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小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