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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北岛的系列散文《城门开》，原本是带着松弛和散漫。整本书拿在手上，起初是喜欢它封面青砖似的质感和窄开本的轻灵，(注：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本)没想到读着读着，不能不正襟危坐，最后看得心惊肉跳了。

　　这不只是一组旧事钩沉的文字，它的记叙从几十年前起始，延续渗透至今，引得能领会其意的读者一步步进入作者垒造的一座深重的城池。

　　童年

　　城门城门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

　　上的什么锁？

　　金刚大铁锁！

　　《城门开》以街巷间随口传唱的儿歌开篇，起势舒缓，叙述从容，似乎只是追忆远去的童年轶事。

　　从作者上世纪80年代末离国到2001年回国，中间一隔13年。这期间，世道景观和大环境的急速变化，早超出了我们所有身在其中者的想象力，更何况整整13年后忽然降落在故土的诗人，他的感触当然激烈敏锐。从他追想藏宝图一样对儿时北京的描述，定格了这种连根拔去的丢失：一眼望去，几乎什么都变了，味道、街声、光影，得以残留的只有能落在纸上的娓娓的哀歌。

　　在作者的记忆里，许多细微的瞬间都还生鲜着，还活蹦乱跳如在面前：饥饿年代里寻找一切能吃的，被味精的“鲜”诱惑，“索性”一下吃了半瓶，中毒眩晕；买几块桂皮藏着，在课堂偷偷取出来，舔它解馋；高度的警觉使当年的孩子感到满大街的人都形迹可疑，人人都像潜在的敌人；深夜的胡同里响起毛驴们的蹄子声，那是赶着去动物园喂豺狼虎豹的赴死的牲灵；一位小学老师向学生们描绘银翘解毒丸的品质如何优良，如何的“蜜”制“蜡”封，引得学生去买了一粒郑重地品尝。

　　从小人书店到玻璃球游戏，到听见游泳池特有声浪的亢奋，从饲养小动物，到家里出现军人的荣耀，作者淡然地讲述，让每个同时代的过来者都能从中复活一个童年的自己。

　　读过这组散文的前半部，让我惊异的是这么辽阔的国度，这么众多的民众，同代人居然有几乎相同的经历。饥饿年代，街巷间的游戏，琅琅上口的儿歌，长腔短调的叫卖，甚至为验证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度，用门缝夹手指，测试自己是否能在经受考验的关头忍受疼痛不做叛徒……经过作者不急不躁的叙述，久远沉淀的细微形影重新复活游走在眼前。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地域和族群差异能轻易被忽略，只要当时你生活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中，人人都会因为经历过于相似，而超越时空、感同身受。那高度辖制下的一致，那辖制的极强覆盖力，仅靠个体的生命根本无从抵抗，人们能享用的只是其笼罩之下的最微小琐细的乐趣，而就是这些微小琐细延续和支撑着人们，依赖着比金属还坚韧百倍的生命本能，才各不相同地存活到了芜杂的今天。

　　当我们每个人回看童年的自己，谁不是“红旗下的蛋”？而一个蛋的自我感觉常常是无知而愉快的，头顶和内心都阳光灿烂，那种灿烂绝不会再现。

　　漩涡

　　我以为，北岛的系列散文《城门开》，从“北京四中”一节起，才进入了它真正重要的段落。

　　今天的学生们如果对北京四中有耳闻，一定会说它是名校，多年来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断贡献着权威的高考模拟试卷。而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的是，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四中曾经身处革命漩涡中心。作为一个京城名校，它在不同时代享有着完全不同的符号含义。

　　在《城门开》的“北京四中”一节中，作者回忆了1966年的6月1日，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发表，北京四中最先宣布停课，这消息使“我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欢呼雀跃”，当时还只有17岁的北岛，在心里默念的是：毛主席可别改了主意啊。

　　按今天的司法定义，17岁还属于未成年人，在革命骤起的年代，正是众多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承担了凭空陡降的“革命先锋”的重任。虽然北京四中处于大动荡的激流漩涡中，作为亲历者的北岛却没有感到过多的异样，他的叙述平静节制，生活看起来并不怪诞，日子一天连着一天，太阳是太阳，月亮是月亮，一切都似乎合理和正常，而事态变故正是潜伏在这些表面的平淡之后。因此，《城门开》的“北京四中”一节，无论作为文学或作为史料都有它特殊的价值：给人剃鬼头、贴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出身论》的发表、武斗场面、油印小册子的编写刻印到骑车满城张贴，所有的惊心动魄在发生的当初并不显得荒诞突兀。那场革命甚至很及时地契合寄托并承载了未成年人特有的青春、冲动、英雄主义情结。

　　被忠实记录的日常，也势必成为传奇，可见那是怎样的非正常的年代。

　　父亲

　　《城门开》的最后一节是“父亲”。

　　作者先引用了父亲的说法：“人生就是接送。”过来者的话，在浅白自然中潜藏着透彻。然而，任何生命的正常接送方式都应当流畅美妙、自然而然，这种接送，不该伴随丝毫的饥饿、忧虑、慌乱和盲从，而这些又正是从父亲到作者本人，两代人都经受过了的。生命本应当有选择，可生命偏偏没选择。

　　“父亲”一节，文字不多，但它最沉重，正是这段让人读得心惊肉跳。早在1983年的春天，我去北京出差，碰巧在保险公司食堂吃饭，筷子串着馒头找座位，我的大学同学邹进把一个老人介绍给我，正是北岛的父亲，和他同桌坐下聊了一会，谦逊儒雅的老知识分子。

　　任何人的一生都能在几页纸中简约讲述，而亲历者本人所领受的苦难，只有他本人才最洞悉最切肤，到了人去事去，灰飞烟灭带走的正是他记忆中最鲜活的部分。

　　“父亲”一节有两段让人难忘：

　　“文革”之前，几个孩子在北京的民进办公楼内和书记徐世信打乒乓球，高手徐书记获得全胜后，“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没几句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和他联系。”在这段突如其来的谈话之后，懵懵懂懂的孩子都被告知可以回家了，这位徐书记单独留下作者，再次掩上门，问他是否有支钢笔手枪。当然，那是讹传，一个孩子哪来的手枪。紧接着，徐书记再一次关注北岛父亲在家中的言行。由于正处于叛逆期的少年心中积压了对父亲的不满，北岛向这位书记抱怨了几句就回家了，正是这怪异的“关门私语”，使回到家后的北岛感受到了内心的不安，他不敢与父亲对视。

　　“父亲”一节的末尾段落，记叙的是多年之后，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平常晚上，母亲睡了，父子两个隔着餐桌对坐，北岛因为白天的几句话而等待父亲对自己说点什么，父亲并不轻松地告诉作者：自己任职民进期间“另有使命”，在定期向民进宣传部长谢冰心汇报工作以后，作为副部长的父亲要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报告上交组织。“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把双方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作者的这段讲述惜字如金，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远离中国的特殊夜晚中异样的凝重压抑。随后，作者劝父亲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对历史有个交代。文中后来没有提到老人是否留下了相关的文字。

　　历史总是奇妙的巧合，与父亲的“使命”时隔十几年后，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的诗人北岛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求教于文学前辈冰心，老人热情接待了他，还写了一首给北岛的唱和诗《我们还年轻》。

　　我强调《城门开》中的“父亲”一节的重要，恰恰在于它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的描绘，使得这一节成为全书最具张力和复杂性的部分。

　　散文的担当

　　《城门开》并不是很长，据作者本人说，写得很慢，特别是在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后部分。它的语言风格遵从作者一贯的平静理性和淡然。文中，他特别提到，为准确无误地记录，他专门向当年的朋友求证和订正了一些细节。可见，作者的愿望是给自己、也给读者一个曾经的真实，起码是最贴近的真实，而非留下一些有记忆色彩的美文。

　　在美文浩荡、不断自我复制和被人克隆的时代，我们身边遍布文字填塞物或者叫文字垃圾，这些虚幻浮华空洞的东西正侵蚀着我们后面的80后、90后。这也显得，在今天，干净、利落、质朴的文字尤为重要，它不只在对历史的实证和可信赖度上是前者不可比拟的，更在于它对现实的贴近，在于它把汉语中的大而无当冲涤过滤掉，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个。

　　我在读《城门开》的同时，随手列出一个人物表：在这组散文中，作者提到的非正常死亡者有17人，除一人死于1957年的运动，其余16人都在“文革”中猝然失去生命。这16个生命在文章中都没有过多渲染，甚至只是寥寥几字，一带而过，而其中蕴涵的力道却丝毫没因为文字的简练而失去。和那些铺天盖地、呼天抢地的文化大散文比，冷静和节制更具有力量。合上书，我想，不知不觉中的残酷才是残酷之最。那场人人参与其中的运动，许多人还能从它的某些片刻中享受到激情快乐的运动，潜伏和透射着多少人类本性中的狂热和孱弱。

　　在网络时代，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切现实，时刻挑战着一个写作者的承受力和想象力，挑战着一切虚构和杜撰，堆砌优美炫目的辞藻和陈腐僵化的文字，必然让位给具有突然性甚至荒诞性的当下现实。面对后者，无关痛痒、自满自得的文字早就丧失了生命力，虚构的文体已经到了一触即垮的临界，只有寻求到新的意识高度它才可能得救，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都是低劣的形而下“故事”。

　　终究，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们有无尽的东西可供回忆书写。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记录性的文字。

　　如果散文还是一个活着的、饱含力量的文体，它就不能逃脱对现实的担当。《城门开》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对远去的无可挽回的哀歌之外，还错杂交织着那些难以言说的部分。这些部分不是被讲述得太多了，它还潜伏得不错，还暗藏着它的杀伤力。

　　真正的现实是，我们挽留不住该挽留的，也遏止不住该遏止的。一座城的面貌难以找寻了，曾经在城中盛大上演的“戏”，依旧保持着萌动的可能，比起一砖一石的消失，后者的顽强潴留潜行却常常被人忽视。

　　散文的生命力要想延续，它无可逃避，它有责任获取跨越时空的穿透力，让旧日时光的细碎颗粒映射于今天和未来。

　　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今年秋天，我在大学里讲当代诗歌课，从所谓的“朦胧诗”开始讲起，这自然要先涉及这些诗歌产生的背景，在“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教室里的90后们看到大批判大串联武斗，看到雕有“清华园”的清华校门被砸毁，个个表情惊愕，他们问我：发生过这事吗？那时候的人都疯了？

　　和这些心灵轻盈的后来者在一起，更觉得不能忘却的重要———它让我们警醒，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准备往哪儿去。

　　《城门开》从歌谣开始，到父亲离去的沉重结尾，儿歌里的城张嘴就能进，我们心里的筑城，实在城门太重，城池太深，砖砾锈蚀，实在不好进。为了未来，让我们把这儿歌续完：

　　城门城门开不开？

　　不开不开！

　　大刀砍？　也不开！

　　大斧砍？也不开！

　　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门开

　　哗！开了锁，开了门

　　大摇大摆进了城。

转自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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