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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帕索里尼如在目前，他“异端的影像”隐藏又昭示一切：历史在私密中涌现，文化寓言透露出本能及其创伤，政治批判成为激情迎击死亡的场景。

十年前我们初次在电影史课程中纳入帕索里尼，其时有关他的研究材料寥寥无几。而今，阅读《异端的影像：帕索里尼谈话录》，帕索里尼如在目前，他“异端的影像”隐藏又昭示一切：历史在私密中涌现，文化寓言透露出本能及其创伤，政治批判成为激情迎击死亡的场景。

在笔者眼中，帕索里尼作品中隐含着三重世界：欲望界、权力界与真实界（神界）。三者关系的差异形成了其创作的不同阶段，而1968年的《定理》或可看作分水岭：之前，三重世界相对统一；之后，三重世界彼此分裂。

1922年，帕索里尼生于意大利北部文化古城博洛尼亚，而他童年与青春时代的大段时光是在她母亲的故乡，弗留里的乡村度过的。对母亲及其乡土的挚爱，对身为法西斯军官的父亲的敌视，使他成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的典范。他一直坦承：“我这性爱的、情绪化的生活，是对母亲过多的、甚至畸形的爱的结果。”的确，高度恋母与自恋相互强化，进而外化为对少年的性爱，是精神分析中对同性恋成因的主要阐释之一。然而，更晚一些，他深深意识到，“基本上，我的性爱的、情绪化的生活的一大部分并非源于对父亲的恨而是对父亲的爱”。抑或这种内在的幼儿之爱，因个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敌意而压抑转型，成为他同性恋性态的又一诱因？

无论如何，这充满迷惑与罪恶感的欲望，从此成为他激情与诗意的源泉之一。他情欲动荡的青春，是在博洛尼亚文思汹涌的青春，也是在弗留里花香如酒、乡音如醉的青春。在他写出第一部弗留里方言诗集时，他也参加了抵抗运动（他的兄长为此战斗牺牲）和雇农暴动，从此投入了高度统一的艺术与生活实践——葛兰西式的人民-民族性创作与斗争，交织着他对底层青年的激情，更映现出他内在的宗教信仰：“我不相信有超越性的上帝的存在；而另一方面，现实又是神灵，具有神圣性，这意味着现实本身就是上帝，现实就是神的显现”。这一现实，是前工业的大自然和本源性的人类情感，是与大地唇齿相依的底层人为自己生命权益所作的挣扎与斗争，是无以言喻的灵肉之爱。笔者将其称为帕索里尼的“真实界”，亦即“神界”，其中现实（reality）直接呈现真理（verity）,即神（God）。

在这个欲望界、权力界和真实界三合一的时期，我们看到了《乞丐》、《罗马妈妈》、《马太福音》……

《乞丐》诞生的1961年，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已彻底完成了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向“现代电影”的跳跃。《乞丐》如此质感而直接地展现罗马贫民窟和游民无产阶级，似乎将我们带回了“新现实主义”世界。然而，帕索里尼目光中毫不修饰的欲望，使他镜头中的这些年轻的生命恣意盛开；他凸显出贫民窟生存的冲动、盲目、悲伤与残酷，而不再有新现实主义“善良的温情”；叙事性影片为欲望、梦和想象所推动；结尾时人们面对阿卡多纳的尸体手势错乱地划着十字架，不是宗教，但神在场。

这已是一部“诗的电影”，如同他在1965年的著名论文中写到的：电影符号学是一种现实符号学；在叙事性与想象性之间，电影的潜能在于后者，因为电影在本质上是“梦”；因此电影应当属于“诗”，是一种自由的、间接的主观表达。

但《诗的电影》也宣告了一个新的时期：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全人类正在向小资产阶级转化”。

3年后的寓言影片《定理》中，帕索里尼首次聚焦于一个为秩序的假面具规范的资产阶级家庭。当一个介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爱神来到这个情感贫困的家庭，并和每个人做爱之后，所有的面具都被拆除了。而“爱神”的离去最终引至每个人内心的坍塌并裸露出他们各自的核心，那里面只有苍白、空洞与绝望；唯有家中的仆人回到了乡间，在对大地般的神爱的领悟中，成了一股悲伤的圣泉……

《定理》中的“坍塌”，是对权力秩序和虚假生命的催毁；其中的使者，不是一个基督式的赎救者，而是一个《旧约》式的报应释放者，他迫使每个人面对自身空虚无望的灵魂。除了“民粹主义”的一线微光，影片只让我们看到了绝境与悲悯。“无产阶级”已经不在，不再有可以认同的权力斗争，只有需要批判的新权利体系：消费主义使每个人成为商品，欲望也一样。于是，帕索里尼作品中史诗与人民-民族性的统一被瓦解了，现实亦不再是神的显现——他只能在撕裂体系时如电光闪过。

这一启示录情境出现在《萨罗：索多玛的120天》中：在“生命三部曲”张扬欲望之后，帕索里尼于此解剖了欲望与权力合营后的暴力与罪恶本性。

此片堪称帕索里尼的遗嘱。他将萨德小说植入二战中意大利法西斯的最后堡垒萨罗共和国。银行家、公爵、主教和法官作为权力的持有者，达到了欲望恶的极限。三个漂亮女人通过在均衡华美的场景中作性陈述，满足了权力在性虐之余的自恋与意淫；被囚禁的青年逐渐与暴力同构同化，相互告密以苟全性命并分享权力……然而就在走向地狱深处的途中，帕索里尼向我们透露了人性的闪光，虽然那只是暗夜流星：一对被强迫上演婚礼场景的青年男女在法西斯的众目睽睽下，爆发了真实的爱欲；一直沉默的女钢琴师，在几个青年将被施暴时，突然开口演起了喜剧，而当最终悲剧上演时，她静静地跳楼自尽；当四位法西斯分子在青年们纷纷告密，最终找到一对做爱的男女时，小伙子裸体挺立在他们面前，高举拳头！最后，在酷刑场景的间歇，一对背着机枪、身着法西斯制服的青年男子，低诉着他们对战后生活的向往相拥起舞。在此，爱、沉默、救助、反抗与牺牲，以及地狱中的温柔之花向我们展露出生命不可思议的光辉，它如同“诗歌蕴涵的精神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如同真实永远在场，而神性静照一切。

转自 中国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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