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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伦敦出版后，美国某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书评说：“柯鲁克的报告全无任何社会学的分析、理论或方法论。在许多地方，它读起来像一本共产主义小说。”当然，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伟大革命仅仅只有“新闻式的印象主义”报道是不够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意味着这是一本好看的书。

　　1948年初，英共党员柯鲁克夫妻来到晋察冀豫解放区中心区武安冶陶镇。为了见证其时轰轰烈烈的土改，他们随《人民日报》编辑组成的一支土改工作队来到十里店，记录下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而成这一本书。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革命电影或小说皆非童年少年时反复观看阅读的唯一精神食粮，于是甚至连这样戏剧性的感受都没有。土地改革，乡村革命，在我们脑海中不过历史教科书上几句话，那印象是漫画式的：这一页愁云惨雾，翻过去就是个晴朗的天。这其中需要大量的历史细节来填充，《十里店》作为一本纪实著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历史记录。

　　书中所记述十里店的“村史”，从抗战前开始。从叙述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太行山下的小村庄在30年代已陷入极其严重的“内卷化”。抗战时期，十里店并未被日军占领，党的牺盟会(这个名字颇可玩味)进入村庄，开始逐步帮助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运动，改革赋税，发动妇女。这是一种新的革命形式，贫民们组成了农会，妇女们组织起了妇女协会，在土地改革中，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地主基本消失。新的农民，新的乡村，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对我而言，所感到兴趣的，不是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是革命过程中的含糊，新与旧的冲突与妥协。柯鲁克夫妇忠实记录下了他们在十里店获得的信息，这其中有鼓舞人心的斗争成果，也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激行为：例如在“割封建主义尾巴”的过程中，农民们在地主的衣服上缝上侮辱性的字条，还擅自把村中四个地主拉到河滩上砸死了。更有在缓慢的革命过程中，地主与中农、共产党与国民党代理人以及所谓的“日本间谍”之间的拉锯战。最早进入村庄的工作组使用了“牺盟会”这样暧昧而富有传统意味的名字。村庄中的地主(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把儿子们分散送到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学生意，然后再送一个儿子加入解放军，以“军属”的身份逃避税收。狡猾的中农如何运用他的头脑和文化，在各个时期都小心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在革命的头几年中，依靠能写会算，牢牢控制着村中的商店与学校。而原本习惯于听别人话的贫农又是如何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主意。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但勇敢地承担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也在商店里担任了财务工作，将地主排除在了这两样重要的工作之外。然而新的中农与贫农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任何革命都无法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慨而慷”，土地革命不是吃大户，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做到一清二楚界限分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或者私人矛盾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之外，每一场实际的运动都有着许多出人意料的细节，补充着历史的丰富性。倘若不满足于将任何事情都简化为动机、文件和结果，而希望了解实际操作中的种种——无论好或坏的事情，那么，像《十里店》这样的书正是对了胃口。而我以为，历史著作最有趣之处，也莫过于永远无法将一切划清界限，越暧昧越多元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越丰富的历史真实，正巧，《十里店》也就是这样一本书。

转自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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