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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珊·桑塔格的写作生涯里，出版于1980年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有着分水岭般的重要性。这本书之前，桑塔格虽然更以一个小说家自居，但她被人看重，也因之成名的是她的文章写作，并且，在开笔写这本《在土星的标志下》之时，她差不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坐下来好好写作了；而在陆续写出了这本书里的那些文章以后，桑塔格几乎就搁下了她那支文章作者的笔，把写作的精力尽可能投入到她的小说之中。

收拢于《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文章写于1972年至1980年间，它们是对苏珊·桑塔格“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似乎再不是一个作家了……”这类危机感的平复，也是对其写作债务的一次清偿——这种写作的债务，是桑塔格在其早年下决心去成为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那样的“作家兼倡导家”的时候就已经欠下的。

《论保罗·古德曼》是她长久没有坐下来写作之后的第一笔清偿。桑塔格希望自己能以此“整个地重新开始”。这个在中断之后重新开始的作家赶紧要做的事情，则是去发掘“从中获得能量……为我确立了成为作家的价值、并且使我从中找到一种用以衡量我自己作品的价值的作家……”这就是说，落笔去写《在土星的标志下》的第一篇文章时，桑塔格就已经明确，她要在她这本书的写作里架起一面映照自我及其写作的镜子。

在《论保罗·古德曼》这篇不长的文章里，桑塔格还表达了后来断续于《在土星的标志下》整本书里的一种不平——她写道：“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不过，人们似乎认为他也就那么回事，这倒总是让我有点儿惊讶。”正因为这种不平的惊讶，在这本有着强烈的自我想象成分的文章结集里，苏珊·桑塔格“完全没有兴趣写自己不欣赏的东西。就是在欣赏的作品里，选择所写的也大部分都是被忽略或少有人知的作品。”她继续谈论说：“我把自己的文章看成是文化的成品。我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在于强化对立的意识，这导致我提倡的作品变得相对地怪异。”书被命名为《在土星的标志下》，显然跟她书中所论作家及作品多是一些当时还属冷门的黑马有关。这也再次表明，苏珊·桑塔格下决心去成为的是一位“作家兼倡导家”。

“作为一个作家，”桑塔格表示，“我感到与之有最深刻牵连的是虚构文学”。相对于文章作者的身份，桑塔格始终更在乎她那小说家的身份。这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出版了《在土星的标志下》以后，如她自己所言，“我就几乎完全放弃了文章的写作”。但这种放弃并不意味着那个文章作者在苏珊·桑塔格身上的消失。在《巴黎评论》上发表对桑塔格访谈录的名诗人爱德华·霍克斯就曾指出，桑塔格意图把“文章作者的冲动汇入小说的形式”。她自己更是在谈到她那本出版于《在土星的标志下》12年以后的畅销小说《火山情人》时说：“如果你把《火山情人》中有关收藏的评论词句串织起来，会得到一篇不甚连贯，充满警句的文章。”

那么，反方向的类似情形，是否也发生于《在土星的标志下》呢？虽然桑塔格认为“你不能把虚构的东西放到文章里去，”“不过，”她接着又说，“我却的确那样做了——比如在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里，我就是从描述他在一张张照片里的形象开始的。”她提到的文章，即用它的题目冠作书名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桑塔格在其文章里的虚构，远不止她举出的这个小小的例子。那些虚构，当然不会让你譬如说将她的这一系列文章读作小说——但一面镜子的神奇功能常常在于，它所映照的并非实际的照镜者，而是照镜者所期望的那个人，那也是镜子所要求被照见的那个人——用桑塔格在文章里的说法：“本雅明将自己及其性情投射到他所有的主要写作对象之中，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讨论对象。他从关注的对象中看到了与自己契合的东西……”——这也刚好是桑塔格对自己《在土星的标志下》一书的恰切写照。

不妨说，《在土星的标志下》的虚构是雕刻家的虚构，也许雕刻家并没有添加什么，然而其刀斧的大力删削，的确把匠人心目中想要塑造的形象突显出来了。桑塔格曾向她的访问者爱德华·霍克斯坦言，《在土星的标志下》“关于卡内蒂、罗兰·巴特和本雅明的评论，谈的是他们作品中我所感到相近的因素和情感：卡内蒂的热衷赞美的虔诚和对残忍的憎恨；巴特的审美感性；本雅明的惆怅诗意。我很清楚他们作品中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讨论，我却没有触及。”这种有意朝一个方向塑造作家及其作品形象的方式，也展开在她对古德曼、阿尔托、西贝尔贝格甚至里芬斯塔尔的论说之中，其结果，她原本加以掩饰的自我面目，从她的这些文章里跃然而出了。

桑塔格提供过一个最具性格的符号化特征：土星的标志。她曾经这样解释：“它意指忧郁的情绪，指他（本雅明）的、也指我的忧郁型气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文里，桑塔格引用本雅明，说明那忧郁还几乎是一种宿命：“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

桑塔格觉得，她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置于土星的标志下。写作《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时候，事情似乎尤其是这样：“写这批文章时，我经历某类慢动作，没有外在的症状的精神崩溃。我力图将脑中装满的感觉、观念和幻想统统都塞进文章的形式中去。文章这种形式能为我所用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也许，关于本雅明、卡内蒂和巴特的文章是我的自画像，但同时也是真正的虚构。”

关于《在土星的标志下》，桑塔格还说过：“我是把文章的写法推到了极限，因为我实在是想写小说，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到我所能写的最好的文章已经写完了，可我还没有把我所能写的最好的小说写出来呢。”要是把《在土星的标志下》跟她的小说写作联系起来看，那么，从她这一系列文章到她后来被广泛阅读和赞许的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也一样有着在土星标志下的耽搁和迂回。然而，据此你也会看到桑塔格的自我释放，意欲从土星的标志下偏离和摆脱出来的努力。作为一个华美的文章风格的吞噬者，桑塔格以其诗人般的高要求，在自己的文章里耗尽着她那气质的郁忧。

“文章具有桎梏的形式，小说却很自由，”——兼为本雅明等人的肖像和她的自画像的文章所欲达致的激情，后来在桑塔格的小说《火山情人》里，以一种真正放任的虚构得到了充分的挥发—“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再后来桑塔格说道：“我接下来的作品应该取名为《忧郁的剖析》。但我一直抗拒—不是抗拒虚构，而是抗拒那故事还未成形的小说。现在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并不会真的去写它了。一本在这样一个书名庇佑下所写的书，等于是换一种方式说出的《在土星的标去下》。我过去大部分的作品著重的都是郁忧，这人类古老的气质，现在我不想只写郁忧了。”

转自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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