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港台地区：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与台湾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港台社会新兴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尤其是新老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转型，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业化和地方政府的强大干预催生着中产阶级这支力量，地方政府由于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更加灵活，中产阶级则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而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中产阶级与港台政府的合作带来港台地区的高速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一 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让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产生，封建地主阶级的衰退和转型，现代法人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们取代自营企业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统治群体，老中产阶级（自我雇佣者和小业主）衰落，新中产阶级（职业经理与专业人士）兴起。尽管阶级形成和转型的形式和时间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性及其阶级斗争的不同模式而变化，大多数阶级理论家还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阶级形成和转型的一般模式。而且，在当代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中，阶级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理解港台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时，必须联系其特定的发展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港台加入世界体系所发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构成了港台所有阶级转型和中产阶级出现并发展的历史前提，而港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筑的环境尤为相关。 港台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转型，主要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西方社会一样，官僚政治的增长，带来中产阶级的扩张。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港台地区与西方各国又有着很大的不同。（1）通过在发展战略上强大的直接的干预，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的独裁政权在社会发展战略中，对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和老中产阶级在特定的商业部门的存在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外贸导向的工业化，台湾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企业中有90%以上是中小企业。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23页。香港关于住房和福利的社会政策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2）尽管在台湾，城市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小农场主的衰退引人注目，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却在港台社会同时增加。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依附于土地上的阶级关系，创造了无数独立的小自耕农，大多数地主不再拥有大量土地而进入城市转化为资产阶级。外贸型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主——老中产阶级。港台社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的老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直到最近还在发生的衰退。这表明港台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它还没有完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宰，小商品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由此，应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阶级结构的历时性的过程分析与阶级结构的共时性运动分析结合起来。（3）与西方相比，形成阶级、导致阶级变化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总体缺席，也已经相当模糊。由于知识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资本，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和关系。中产阶级在追求它的经济利益时，因其对企业的贡献得到资本家的鼓励，同时，这也成为中产阶级人士变成社会上层的梦想。（4）港台社会中产阶级形成时间相当短，且被由政府和外部全球资本主义因素引导的内部政治经济力量极大地制约着。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港台中产阶级结构仍处在形成过程中，比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包括了横向的流动（行业之间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上升的流动），中产阶级的边界问题更尖锐。 就港台两个社会比较而言，中产阶级的兴起同中有异，有着各自独特的成长路径。 香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不少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1949年后进入香港，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而大批难民则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香港当时工作的数量及种类十分有限，不少人即使拥有专业资格，到了香港也只能从事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工业，旅游业得以扩展，金融部门和物流业得到振兴，香港成功地由转口港、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金融中心（见表10-1）。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1993, p250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政府在提供教育、住房、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中产阶级大量兴起（见表10-2）。
香港殖民政府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鼓励竞争，使人们相信成功来自于自由竞争，竞争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样，人们还充分认识到自我努力的重要性，成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工作。时至今日，香港没有无所事事的富人和有闲阶级。虽然由于出身背景的差异，那些家庭背景较优越者在争取成为中产阶级时，机会多于穷苦出身的同辈，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结构的转型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各种方式的平等机会实现社会流动。由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使这个社会充满了上升的机会，即使是非中产出身的人士，也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事实上，香港中产阶级不少成员来自社会下层，来自非中产的家庭背景，他们成功地经由教育渠道获表10-1香港产业GDP分布（1961～1985）单位：百分比工业年1961197119811985农业和渔业34180705采矿业03020202制造业236282228221电力、煤气和水24181428建筑62497550批发、零售、饭店和宾馆195195194219运输、仓储和通讯96687582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108175238163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177189133169楼宇置业65—99109其他小门类NANA-65-48未分类的部分—06——注：表中NA为无效数字。
得高学历而跻身中产阶级。当然，在香港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 流动机会不仅仅由教育所决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服务业的兴盛为一些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经验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零售、餐饮业打通了流向中产阶级的渠道，在行业扩张的过程中顺利爬上管理层的位置。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主要来自代内的传承，香港是个新兴的工业化社会，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发展，香港的中产阶级是第一代。对第一代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通过多种途径晋身中产阶级行列。这种通过自身努力晋身中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被社会大众视为公平竞争的结果。同时也给处于社会下层的市民一种希望，人人有机会取得成就。 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也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在社会运动的舞台上，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中产阶级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人人有机会的开放的社会体制，他们的价值及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由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其成员没有形成群体凝聚力，但他们仍然能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的存在。有关阶级形成的观念和对政治因素的效果的认同，使我们注意到香港中产阶级与政治环境的互动，由中英会谈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于担心1997年回归对其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冲击，不同职业群体的人走到一起，可以认为，1997年回归帮助香港中产阶级在80年代形成身份认同。正如汤普森所说，阶级“不像太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相反，当人们在一个阶级结构里处于特定的位置，开始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利益关系、区别和一体性，形成一个总体，并且以阶级的名义从事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机会时，“阶级产生了”。因此，阶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主观的过程，“阶级是由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定义的”。正是通过斗争的这一主观经历，处于同样阶级位置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而这将最终形成历史。因此，阶级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历史的分类。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1页。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和对经济、职业利益的强调，也有助于动员中产阶级。通过政治利益和政治代表的产生，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集体认同和意识，这种对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态度极大地推动着中产阶级的形成，香港中产阶级浮出水面。 台湾的中产阶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有的历史发展的背景。由于一些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特定的表现。在台湾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些特有的内在机制将一般性的结构限制转化为相当不同的边陲和依赖情境，这种依赖情境又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形构。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此后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的变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成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这不仅使农村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也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60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使台湾经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台湾社会迅速由农业社会变为多元化的工商社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大变化。这影响了台湾阶级关系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经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兴起的条件，政权体制在中产阶级的形成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党迁居台湾，建立了纵横交错的行政机构，来自大陆的文官及管理人员以及加入官僚体系中的一些台湾省民，他们共同提供了二战后台湾社会初期中产阶级的来源。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中产阶级主要是由服务于这些政府部门的中上级公务人员组成。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工业化，政府部门兴办了大量高级科技研究机构，例如，“经济部”设立18个研究中心，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资讯工业促进会、食品工业研究中心、金属工业发展中心等。“国防部”则设有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交通部”则有交通研究所、电信研究所等机构。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43页。这些机构除了吸收日益增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学者之外，还负责培养经济建设部门和民营部门所需科技人才，这些单位的设立有助于科学技术人员等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由政府机构雇佣或创造的庞大的公职人员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科技人员，催生了中产阶级的一半人口，其余一半则分散在民营机构或自营部门。同上引书，第44页。 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已经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大变化，农业人口进一步下降，工业人口由于生产技术、工艺、产业的升级而大幅度减少。一些服务性行业、部门如金融、保险、资讯、新闻媒体、工商服务等迅速扩张，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台湾经济的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在就业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到90年代，台湾的中产阶级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中。 台湾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虽然为中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组成仍有其特定的形成机制。有些人凭借教育获得的文凭，有些人通过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或技能，有些人依赖家庭的帮助，有的人靠后天的努力，有些人则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获得晋升，从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虽然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方式不同，但都显示出一种不间断的努力和强烈的动机，使得这个群体充满活力并日益扩张。 我们注意到，除了外部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内部的政权体制功能，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的出现，还有一些重要契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成立白领工会，社会工作者努力帮助城市穷人提高生存能力，在此，人们发现了中产阶级。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1997冲击”使一部分中产阶级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某种威胁，进一步唤醒了这部分中产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在台湾，中产阶级的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城市地产价格的高涨，使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成了“新贫”。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期待着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给台湾市场带来了种类繁多的进口消费品，也改变了社会的消费模式。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能力不同，导致了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此外，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和来自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寻求政治支持的斗争，增强了作为中产阶级个体成员的政治意识。总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 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与分化 从社会起源上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新近现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港台社会中有不同的译名。在广泛使用英语的香港，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定义了特定的人口。在台湾，汉语是官方语言，中产阶级这一术语就包含了一些当地的特征。中产阶级可以是“中等财产的阶级”、“中等财产的阶层”、“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尽管这些地方术语应用时可能显示出少许不同，但中产阶级已经被共同认可，来定义那些拥有特定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已被社会视为一个新的参考群体。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生阶级，港台中产阶级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异质性、多样性，以及在自我认同上的模糊性。事实上，它由各种次阶级和不同的部分组成。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内在的分化。港台中产阶级一般可分为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营业主，这两种中产阶级并存的现象是港台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特有的状况。随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新、老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阶级结构中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人数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新中产阶级人数超过老中产阶级。建立在自我识别基础上的客观判断与主观评价之间的不对称也比较突出。受传统追求地位的影响，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明显多于实际的存在。在对中产阶级内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我们需要关注部门的转换，即公共领域的中产阶级与私人领域的中产阶级之转换。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使公营企业的股权大部分落入本地资本家的手中，一些本土的中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私营的大财团。此外，中产阶级各组成部分在市场、工作和地位处境方面存在本质的不同。台湾中产阶级中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政治观点差异起着区分这一阶级内部特征的作用。同样属于老中产阶级，台湾社会包含了小农场主，而香港社会老中产阶级则主要由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小自营业主所构成。 西方文献中有关中产阶级特征的讨论，大多建立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基本假设上。中产阶级是一个介于这种两极化的生产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结构的剥削关系中具有矛盾位置的社会群体。由于中产阶级带有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被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分割，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冲突性，兼具两个基本阶级的特色。这种特质使得中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难以凝聚，也难以充分体现，因而有模糊的情形。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模型虽然表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如果依此来分析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结构和特征，难免导致阶级化约论。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外在力量对他们的形塑力量远大于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形塑客观条件的改造力。 香港社会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作为一个殖民社会、移民城市的历史产物，香港的中产阶级深受西方社会影响。在其成长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包括公平竞争、流动的机会与开放的社会制度。不同背景的人来到香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获取财富。中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没有遭遇资本家和其他自上而下的阻力，因为资本家也相当愿意接纳中产阶级的上升，中产阶级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中产阶级在其地位攀升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压力。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看来，中产阶级的成就代表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在香港可以有出头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其实都很希望自己或子女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而且，香港中产阶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是源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所以，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香港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学历、职业、地位和收入等的分化，不同的流动经历，导致在利益取向、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对1997年回归的态度还有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率都不同，也影响着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风格。对那些职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他们的利益获取与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更密切。他们担心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是否能保持，中央政府是否会改变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尽管他们不反对民主，但他们对民主运动缺乏热情，倾向保守。政府和非盈利部门的中产阶级，更关注社会下层市民的需求。他们推崇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正。他们倾向改革，支持社会民主运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中产阶级的特征一直都是模棱两可，较少被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而较多被它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所表征。中产阶级拥有特定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这由他们的三种基本信仰所决定。首先，信奉实力者政治，即个人主义、竞争和职业机会由才能所决定的思想。不论竞争多么激烈，香港中产阶级都能认可。他们认为，决定未来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自由竞争。其次，信奉享乐主义。对新中产阶级来说，享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第三，消费主义。尤其新中产阶级，信奉物质主义，在自我消费上自我放任。他们也消费书和绘画，但缺乏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和艺术激情，他们的激情仅仅在挣钱和花钱上。正如谚语所说，他们似乎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台湾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发展模式，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首先，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与区位背景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影响。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多种文化的交汇和人种荟萃。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移民拥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加上西方文明的影响，使台湾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体系。其次，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政体在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影响，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也影响了台湾阶级结构的形成。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威权统治对本土中产阶级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时期，阶级意识被高度压抑。中产阶级被政权体制和经济精英联合打造成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基本风貌表现在逐渐重视身份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上。台湾中产阶级表现出经济上的高度消费取向，开始普遍以生活方式作为身份认同。台湾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其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占其中的约28%。张胜康: 《当代台湾省青年社会现状分析》，《青年探索》，文章来源：http://wwwChina Sociologycom。新中产阶级完全不同于老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年轻的新中产阶级十分讲究消费，喜欢购买名牌和高价商品，购物、享受美食、打高尔夫球、出境旅游是他们的几大爱好。他们中多数人习惯用信用卡购物，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与台湾老一代人在工夫里省钱的节俭精神相比，他们宁愿花钱买工夫。对他们来说，享受第一，工作第二，其敬业精神与老中产阶级相比也大为逊色。此外，台湾社会阶级间的流动相对频繁而活跃，台湾尚未达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阶级关系并不是解释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在台湾，中产阶级认同还受到血缘、地缘和人际交往所形成的人情关系的影响，包括他们对问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取向，主要的参考群不是所谓的同一阶级，而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网络，这就削弱了阶级性的影响。因此，台湾中产阶级是特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孕育出来的社会群体，政治经济结构对中产阶级的性格，具有积极性的塑造和消极性的抑制作用。 台湾社会中长期存在着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中产阶级内部也因为省籍的不同而分裂成两个部分。20世纪 70～80年代前，外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普遍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省人地位明显上升，现在已占据各方面的要位。此外，本省中产阶级较倾向于在体制外寻求民主化的渠道，而外省中产阶级则期待体制内的改革。作为既有体制的拥护者和改革的支持者，中产阶级具有矛盾的性格。中产阶级表现得有时非常自私，有时候又非常利他。对政治社会事物，有时出奇冷淡，有时非常热衷，表现出对政治的高度现实感。在台湾有不少人依靠既有体制取得地位和声望，成为中产阶级。这样的成长机制形成了中产阶级在阶级性上的暧昧。因此，表面上，他们即使具有形成“自在阶级”的属性，却难以充分凝聚阶级意识，成为自为阶级。台湾的中产阶级仍属新生代，对成就和地位普遍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多，另一方面又担心有所失，所以中产阶级有双重的焦虑。随着这一群体的形成和扩大，他们要尽力维护其既得利益，要建立起一套有助于维持或再生其既得利益的一些制度化安排，把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建构作为自我阶级认同和强化的象征。面对社会下层阶级的反体制的抗争，中产阶级面临着自我命运如何转折的困境，激发了他们采取各种应付和解决困境的努力。 总之，关于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和分化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中产阶级在港台社会的存在和扩张表明，中产阶级现象不是一个神话，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中产阶级在其构成和分化上有本质的内在的不同，最常用于区分中产阶级变化特征的标准是新老中产阶级。为获得对这个阶级更现实的理解，需强调其他一些分类，诸如部门、民族、种族和地区。而且，为了更好地把握中产阶级结构中不同利益和政治的特征，需要对一些次阶级作进一步的分类。第三，港台中产阶级在性质上主要是第一代，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他们还是社会流动的产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流动是不寻常的。就像港台所有的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大体上处在形成阶段。因此，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正经历一个塑造和重塑的历史过程。 三 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论述到中产阶级与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保守性和社会缓冲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并且也是法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治理好的国家里，其中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民主国家比寡头统治更为安全更为持久，因为它们拥有为数众多而且在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利普塞特·西摩：《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页。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利普塞特则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来自中产阶级中容易遭受大规模资本主义及强大劳工运动损害的部分，尤其是小商人与农场主。同上引书，第48页。 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及其他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思想的是小的地方社会中的小商人，这些群体与“世界性”文化相隔绝，而且在教育水平上远远低于任何其他非体力劳动群体。接受民主准则要求有高度的成熟与自我安全感。成熟水平与安全感愈低就愈有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低度的成熟与高度的不安全感，可以使一个人倾向于极端主义政治观。在那些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当资方与劳工之间持续的冲突成为大规模工业制度的组成部分时，小商人希望为自己及自己的价值观念保留重要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运动。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来自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内在的趋势，它将继续影响中产阶级，即使其经济地位得到了改善。同上引书，第101页。 米尔斯描绘的老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拥有私人资产，有独立的地位，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3 在研究了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政治倾向后，米尔斯指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独立的集团或是形成独立的党。仅由于他们在某个集团的上升已成为定局之前缺乏选择的意志，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轮’，他们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已经赢定了之后才去选择。”“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预测，必然取决于对劳资斗争的方式和结果的更大的预测。” “他 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后卫。”Ibid, pp352～354 亨廷顿则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 但他同时承认：“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 “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4页。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自然产生关乎其利益的政治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是个人的还是整个阶级的，他们更为关心的都是如何增加人在扮演政治角色方面的机会，而不是讨论人们不愿或不能这样做的心理原因，只不过他们关心的方法不同而已。说一个阶层没有政治倾向是不妥当的，只能说这个阶层政治上消极，而这种消极态度正是当代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 汤普森则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中产阶级形成较晚，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严重的对立，在政治倾向问题上别无选择。当它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时，表现得保守；当它支持工人时，又表现得激进，政治倾向经常摇摆。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阶级结构两极化的趋势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明显，但中产阶级的利益经常受到集权政治的威胁，他们需要反抗专制政权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一个走向民主的社会进程中，中产阶级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模式，享有通过民主化争取国家权力的大好机会。 在港台政治变革中中产阶级能否被看作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香港和台湾从80年代开始政治民主化，在这场政治变革中，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港台中产阶级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性，其认同和行动取向比较倾向于以现实的利益作为主要标准，所以在其意识形态倾向上既保守又激进。因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依附于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人们首先应当明确中产阶级实施的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情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情境和特殊的事件可以使中产阶级的姿态和行动转向对立面。情境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会使我们看到中产阶级在要求政治民主化时的进步角色和在不确定的民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在中产阶级拥有的民主的不同观点上，能进一步看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中的“摇摆的”和“情境的”角色。在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我们注意到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中产阶级政治倾向更加复杂。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在阶级意识和政治支持方面，都表现出相当大的歧义性。一般地说，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自由和激进。在台湾社会，除了这些分歧之外，还要加上省籍的分歧。这种分歧使他们的政治支持有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部分中产阶级偏向支持反对势力，他们对政治自由化造成了压力；另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偏向支持执政党，他们是自由化的引力。中产阶级与民主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代化学派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催生民主转型。由于两地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政府与中产阶级的关系相当不一致。而且，中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往往缺乏一致性，中产阶级的成员有可能因为部门、地域、族群的不同，无法拥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无论如何，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成长已成为港台地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它同时也是各方争相结盟的对象。 长期以来，香港殖民政府鼓励人们发展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去获取物质利益，而且通过有关制度设置形成了人们不问政治、远离政府的政治倾向。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区选举和直选，政治参与仍被限定在当地的精英和政府行政人员范围内。人们既缺乏一定的渠道向职业政治发展，也没有赖以向上攀升的政治途径，这些极大地影响了香港中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形成。中产阶级既然在这种殖民统治下能获得利益，也就无需过问政治，无需开展政治行动以打破现存的社会体制，无需组织起来为争取利益而斗争，而且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无法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展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中产阶级也不担心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群体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的高速增长减少了不同阶级之间因争取自身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冲突，淡化了阶级矛盾。因此，中产阶级热衷于在经济舞台上通过自由竞争寻求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会谈打破了殖民政府的既有政治安排，不仅强调经济因素对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作用，也强调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由中英会谈开启的政治变迁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中产阶级被引导到政治舞台上，现实地成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以及对经济和职业利益的强调，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动得到发展。实质上，中产阶级的利益深深嵌入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中，他们从现有的体制中获得了许多利益。中产阶级由于它的文化背景和职业训练，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可以成为加强与英国和西方社会联系的天然纽带。中产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缓冲带，有助于实现转型期繁荣与稳定的指导方针，贯彻现存体制的利益与思想。 在香港，中产阶级是人们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象征，是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是一股以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但在关键时刻，我们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行动。面对即将到来的1997年回归，中产阶级突然感到利益受到了某种威胁。因此，中产阶级超越狭隘的职业斗争，转向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特定的阶级斗争。这里，民主化既是指从英国殖民国家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一种手段，也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免受国家未来干预的一种方式。由于1997年回归，许多中产阶级突然对政治变得感兴趣，他们提倡直选。而中英谈判至1997年回归期间，香港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英国殖民政府在走向1997年时处于退却状态，而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还未实施，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认为这是争取成为新的政治阶级的大好时机。可以认为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形成于1997年回归引起的民主运动。 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一部分人，得益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成长为中产阶级。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便开始参与学生和市民运动，童年经历的贫穷和生活的艰难，使他们亲近工人阶级，要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政界以外其他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一大批有兴趣但不愿参与政治的人，这些人多半比较谨慎，当他们还未能比较清晰了解香港社会发展对于香港政治组织的接受程度时，处于观望状态。在香港现存的体制下，没有一官半职而从政，其个人与家庭生活便没有任何保障，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人对从政望而却步。在香港的政治转型中，大多数中产阶级保持远离政治舞台的状态，中产阶级远远没有被设定为政治领袖。这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的苦恼与不确定性。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新渠道，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仍远离政治，专注于职业和地位。中产阶级更加关注的是开放、公平、透明度、理性与专业精神，他们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香港民主运动的退潮是由于中产阶级组织像一盘散沙，并且中产阶级个体之间缺乏约束。作为一种应对政治转型不确定性的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不少香港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对这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移民是一种政治保险，可以防范1997年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对他们的个人安全或职业发展机会的威胁。虽然中产阶级选择移民而不是接受政治活动组织者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但对那些有兴趣坚持现存制度结构的政治领袖，中产阶级给予默认。尽管有着利益一致，那些政治领袖和政治群体并不能与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打成一片。结果，政治社会中崛起的政治领袖不能成功地动员市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20世纪60～8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加上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此之前的教育普及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社会面貌。到80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台湾当局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台湾政治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为中产阶级一方面重视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阶级相比，又具有较高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多数中产阶级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与工人、农民形成共生的互惠互利关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着全民利益，积极寻求改革。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台湾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表现得更明显。台湾社会存在三大基本冲突：一是经济领域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积累、社会积累的矛盾；二是政治领域中，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主要是台湾本地人和来自大陆的台湾人政治观点的严重分歧；三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文化垄断的纷争。中产阶级在这三大领域的冲突中表现得较充分。在台湾，中产阶级被视为挑战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明显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思想传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但中产阶级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其是非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具有某种局限性和保守性。因为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双重性格，在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事务态度上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中产阶级处于社会的中间层，受益于台湾经济发展，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资产与实力，或者具有较高的学历与较突出的专业技能，从事较有社会声望的职业，并且拥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赞成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产阶级大多是社会庞大科层制中的一员，享有政府给予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他们往往更愿意维持现存制度，改革而不是废除现存制度，他们追求的政治民主是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要求政府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持续实行开放政策，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同样，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成功也离不开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孕育于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取得了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不会采纳激进的意识形态，并反对现有的体制。他们会拥护现有的体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以改良的方式推动现有体制的改革，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政府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遭受来自上层阶级的盘剥，他们的升迁会遭遇各种阻力，导致失败，所以他们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要求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积极推动社会运动。台湾的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们非常活跃。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锤炼大众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也有助于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形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治的公共领域。亨廷顿指出，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77页。“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 第264页。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在统一、“独立”问题上态度有分歧，但基本都主张两岸和平。总之，他们与上层社会既相互依赖又有矛盾，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总之，虽然在港台两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结构和形成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个社会中产阶级政治的不同后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港台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做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中产阶级是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寻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中产阶级也倾向于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自由选择职业和消费方式。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层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同上引书，第264页。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但是，对于港台各自的社会来说，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简单，其原因是两个地区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影响中产阶级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之，具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四 问题与挑战，或港台中产阶级的未来 香港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占全港人口七成。中产阶级在香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但现在却面临着减薪、负资产、失业等一系列的威胁和困难。第一代中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困难，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到了199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失业率攀至近几十年高峰。本来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旋涡。 曾几何时，拥有一份高收入、稳定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也是香港社会无数人的梦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专业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作为香港企业和政府的中坚力量，很少受到裁员的威胁，几无失业之虞。亚洲金融风暴后，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香港中产阶级风光不再。受宏观经济环境走势的不稳定的冲击，不少部门精简机构，中产阶级成员因其高收入对企业运作构成高成本，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动摇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中产阶级日渐失去优势，学历、知识与技能再也不是维持优越地位和优雅生活的保证。西方工业国家产业及组织重组所形成的“弹性生产”、“弹性企业”理念在香港登陆。它要求放弃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经济效益的组织方法，建立能够对越来越不稳定的经营环境迅速作出反应的弹性企业组织，保留核心部分的工序，其他工序则以外联或较具弹性的雇佣方法来解决。这种趋势完全改造了经济组织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事管理观念，打破了雇员的职业保障，中产阶级以往稳定的工作环境、阶梯式晋升的制度都随之而改变。既有的中产阶级生活和工作秩序正受到猛烈的冲击，学历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高度灵活的雇佣组织制度极大的挑战，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自我奋斗路径失去了信心。此外，经济衰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亦使中产阶级受到负资产问题的困扰。在经济强势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不少中产阶级都炒卖楼宇以谋利。现在，一路下滑的房地产市场使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手上的资产变成了负资产，个人和家庭经济出现困难，陷于财政危机，沉重的工作及生活压力，使中产阶级生活质量滑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保持自己的尊严，实际上是与经济上的成功相一致的。陷于困境的中产阶级要维护其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地位的恐慌使其表现得极为焦虑。 香港的中产阶级由于有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大都相信个人的努力。因此，当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危机时，大都以个人的方式去面对。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前途问题时，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选择移民。香港中产阶级一向都对政治冷漠，对政治参与缺乏兴趣，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不屑到投票站去投票，香港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缺席。中产阶级不屑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也就不屑于为他们争取权益。然而在香港陷入经济衰退后，情况有所不同。中产阶级大多陷入经济困境，他们靠自己的学识和技能、凭借个人奋斗获取成功的梦想破灭，他们不得不面对改变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政治参与，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使政府决策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2003年7月，中产阶级一改以往低调作风，投身群众上街的集体行动，用街头政治表达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要求，唤起社会各界对中产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并不激进，他们是繁荣稳定的支持者，他们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监察权。一直以来，香港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也不热衷于政治活动。而在不少社会里，中产阶级往往被视为自由、进步的代表，是一股和平地改革社会的力量。一些学者把上街游行视为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然而中产阶级上街并不就等于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政治。当社会运动未能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中产阶级多倾向回归低调。香港和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传统儒家的政治文化宣扬的是臣属文化，不鼓励民众参与，这种文化有助于造就一个政治冷漠的大众阶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心态画面，颇具代表性。Mills,opcit, p xvi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不清楚自己的过去，他的历史单纯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言；在他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那种可以让他在困难的时刻加以留恋和回味的黄金时代。可能正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将向何处去，他的行为才表现得狂乱而匆忙；可能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威胁着他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恐惧的反应才是麻木的。这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而这种政治上的冷漠则是现代社会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东西。所以，香港中产阶级参加集体行动还可以，要他们长期参与，会有一定难度。中产阶级喜欢讲理性、规范和建设。长期的抗争，不合他们的性格取向。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包括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内，其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并且维持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 2003年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央政府以及整个中国内地对香港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香港的经济在发展，就业在回升，股市、楼市都有明显的好转。但是一些反对势力仍觉得不满意，这种不满源于英国人设置的障碍，要香港人高度自治，要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原来传统的右派，加上担心回归后利益会受损失的各方面的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切对回归有抗拒心态的人，汇集成一种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是次要的，政治诉求才是最重要的。注意到香港的中产阶级倾向和政治参与的动机不一致，其影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我们既要重视香港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政治，运用其专业及管理能力推动政治发展的正面作用，又要警惕对社会稳定和繁荣不利的政治倾向和行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在香港未来的政治及社会参与中将稳占一席之地。 在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电子、玩具、塑料产业等逐步外移，到了2000年，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产值减少六成，雇用的人数也只剩下一半。电子资讯业独力支撑台湾的经济增长，知识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在传统产业失业的工人转向高科技产业的鸿沟。此外，台湾社会税赋结构存在着不公平，2001年在综合所得税的来源上，受雇人员缴的税比率高达七成，企业主所占的比率仅53%。陈雅慧：《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海峡两岸》 2003年1～2月，文章来源：http://wwwhuaxiacom 02/11/2003/00:00民进党上台以后，失业率步步攀升，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在下降，2001年，台湾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25%，从2000年的89万元（台币，下同）降为868万元。如果把台湾所有家庭依可支配收入高低分成五级，有4/5家庭的收入都在倒退，而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财富却持续增加。把全台湾的有收入者细分成十等，收入最高居前1/10的人的收入，是收入居最低1/10的人的613倍。收入最高位居前1/10的人的收入总和，占总收入比率从1976年的259%，上升到287%。同上引文。他们拥有全台湾所有财富的1/3。社会正在走向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日趋严重。而当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把中产阶级拖下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趋势使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恐慌，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焦虑。而1998年的“9·18”地震，使不少曾经是台湾社会主要经济支柱的中产阶级沦为下层阶级，从而加深了台湾的阶级矛盾，中产阶级的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也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经济转型、教育的普及等，曾经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整个社会似乎有一种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主观认同多于客观实际，反映了人们向上攀升的心理期望。民众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今天的台湾，教育更加普及，专业人才也在不断增加，却有六成以上人口被列为中低收入户。很多当年自我认同中产阶级的民众，现在面临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逆转。他们担心失业，对未来有着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台湾社会的阶级流动也开始趋缓，创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绝大多数社会新生成员滞留于工薪阶层。台湾的自我雇佣者在财团及官商勾结的连锁集团的压制下，生存日益艰难，而小商贩早已超过饱和状态，竞争激烈，收入减少。当这些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活动无法维持财富创造活力后，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了。中小企业不是大量出走，就是日益萎缩甚至倒闭。此外，资本全球化使国营部门全面私有化，带来大量裁员和减薪，中产阶级阶级认同发生了转变，甚至作为中产阶级队伍主要构成的管理人员失业不断增加。而股市与房市的急转直下所导致的财富大缩水，更加重了中产阶级的危机。 一直以来，许多中产阶级对台湾的未来保持乐观。从1996年因“总统选举”所造成的两岸关系紧张到1999年所谓“两国论”的提出，两岸局势的几度紧张都没有动摇过他们的信心。但近年来，他们陷入了困惑。台湾社会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清新景象。大量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社会更加沉沦，经济衰败，失业人口大幅增加，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人民对民进党失去信心，对未来充满迷茫。台湾《天下》杂志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约50%的民众对台湾未来发展感到悲观，为10多年民众调查最为悲观的一次，特别是悲观的人数较上年高出一半以上。有45%的被调查者认为，身为台湾人并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人在失业或是随时都有失业的可能，失业已经成为台湾人最大的焦虑。力军：《从民调看台湾社会脉动》，香港《广角镜》月刊2月号，文章来源：http://wwwhuaxiacom。陈水扁当政后，精力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置民众期待的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改善治安等方面于不顾，完全投入了一场打击对手的政治斗争中，敌对势力互相攻击，台湾某种程度上成了权力和政治人物的角斗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民众对执政党产生更大的不满。“3·20”大选后，台湾社会秩序大乱，派系斗争不断，街头运动此起彼伏，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因之下降。 中产阶级渴望安定的环境和安稳的生活，而台湾经济环境的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生活于城市而失去工作的中产阶级没有了退路。政治社会环境的混乱，又使得中产阶级对未来产生高度不确定感和无助感。他们看不到台湾的希望与未来，更加激化了中产阶级强烈不安的悲观心理，在尽了最大努力却无法改变眼前的困境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逃离台湾。据台湾“经济部”2002年11月公布的近2000多家海外投资厂商调查发现，目前有75%的企业在大陆投资，未来更有77%的厂商选择到大陆投资。同上引文。那些没有办法离开的只能继续留守，凭借着“宪法赋予人民基本权利”，通过各种社会运动进行抗争。台湾社会何去何从，中产阶级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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