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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知识界的声音单一一些，是否会对这个国家的成长反而更有好处？

柏林墙倒塌那会儿，满欧洲的电视节目里都是东柏林人“选择自由”的画面。160多公里的柏林墙拔地而起的时候，谁想得到日后它会以残骸的形式，变成一场为自由而战的物证。从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分裂到柏林墙的倒塌，40多年，三代人过去了，有厚厚的一沓现实需要接受下来，作为反思的起点和望的地基。

知识分子总希望能在历史进程中起点作用。西方世界的良好传统，赋予了西德知识分子以形塑本国舆论的权力和责任。他们的阵地从最专业的学术刊物到最大众化的《明镜周刊》。以40多年的时间成就的一批以冷战为讨论语境的西德知识分子。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到1989年都捏着把汗，仿佛宣判前的一刻站在法庭两侧的控辩双方律师：这个眼看着即将强大起来的国家，究竟会不会一脚踢开历史？它又会怎样去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另一个国度，一个陌生的、需要重建民族认同的国度，也是后冷战时期迎面而来的第一道考题。

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不支持统一，因为他们觉得东德尽管有负“民主”之名，但毕竟是他们心里乌托邦想象的一个现实载体，一块政治试验田。米勒在其著作《另一个国度》中不无讥讽地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乡愁在作祟。著名文人格拉斯也在此列，他为此彷徨，只能退而言他，倡导起“大文化民族主义”；而哈贝马斯担忧的则是“被操作的统一”会危害德国政治文化，他希望通过一场全民公决来赋予统一以宪政合法性。

左翼害怕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对一条“独特道路”念念不忘，为此指责右派是“正常化主义者”——企图让国家恢复“正常”。但在米勒看来，1990年前后左派的认识趋于僵化，“知识分子的立场已经成了不过是意识形态反射”。而右派也无法提出更多的建设性贡献，90年代后兴起的新右派，也不过是出于对抗共同的敌人而纠结起来的一股势力，亦无法成气候。

读《另一个国度》时我居然想到：如果德国知识界的声音单一一些，是否会对这个国家的成长反而更有好处？不排除攫取知识资本和话语权的可能，但为德国未来而焦虑的人好像是过多了一些。今天的德国按照当年阿登纳的思路，牢牢嵌入了欧洲的轨道，它的独特性就因之而丧失吗？至于历史问题，奥斯维辛例行公事的纪念仍然每年都在进行，这就够了，在世俗化的当代德国，很难说民族主义势力会因为对历史稍强调一些或稍冷漠一些就发生质变。

事实似乎比知识分子预料的更光明些，哪怕只是一点点。

转自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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