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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想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象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

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①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

①据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纽约时报》，展览是在纽约民防司令部莱辛顿路和第五十五大街举行的。

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

（１）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２）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

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象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王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

“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心，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①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

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

①加斯东.巴歇拉尔《合理的唯物主义》（巴黎，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３）第１８页（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

（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

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

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

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象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象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象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和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①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

①“拒绝”，见《七月十四日》，第２期，巴黎，１９５８年８月。

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

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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