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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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１８５２年１月１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２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１８５２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１８５２年）２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１８１５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西泽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塞缪尔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６９年６月２３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６９年７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２版

恩格斯写的１８８５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３３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１２月２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它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它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它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３３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

写于１８８５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１８８５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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